然后是算法层面:能不能通过模型剪枝把参数量压缩三分之一而不损失精度?
能不能用知识蒸馏的方式用大模型训练小模型,让小模型在特定任务上的表现逼近大模型?
能不能把训练精度从FP32降到FP16甚至INT8,牺牲一部分精度来换计算效率?
然后是存储结构:能不能用更激进的稀疏化存储方案把显存占用压下去?
能不能把部分计算卸载到CPU内存上,用更便宜的DDR5来替代HBM显存?
能不能自研一套更高效的分布式训练框架,把跨节点通信的开销从目前的百分之二十七压缩到百分之十五以下?
每一个方案在他的脑海里展开之后,都会在几步推理之内撞上一堵墙。
模型剪枝——已经剪过了,上一版模型已经剪掉了百分之十八的冗余参数,再剪就会损伤语义理解的核心能力。
知识蒸馏——小模型在一些复杂推理任务上的表现差了将近十个百分点,投资方不会接受一个降级的版本。
降低精度——INT8在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上的效果本来就不如视觉任务,他们在几个基准测试上跑过,BLEU分数掉了将近两个点。
稀疏化存储——理论上有空间,但现有的国产芯片对稀疏矩阵运算的支持远不如英伟达的cuSPARSE库,改造成本太高。
卸载到CPU内存——延迟会暴增,训练一个epoch的时间可能从十几个小时变成好几天,进度更赶不上。
自研分布式框架——那至少需要半年的开发和调试周期,而下个月就要用钱了。
他把所有能想到的路都走了一遍,每一条都是死胡同。
这种感觉他并不陌生——小时候家里穷,他看着吴媚在厨房里对着账单发愁,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只能趴在书桌上把数学题做了一遍又一遍,用那些他能控制的公式和定理来对冲那种什么都控制不了的无力感。
现在他已经是一家估值百亿的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了,在中文语义理解这个领域里做到了全球前五,但此刻他躺在床上的感觉,和二十年前趴在那张旧书桌上的感觉,竟然一模一样。
他闭上眼睛,用手指按了按太阳穴。
头晕晕的,不是病理性的眩晕,是大脑连续高强度运转了几个小时之后的那种空转感——像一台服务器的CPU使用率长时间跑在百分之九十九,风扇狂转但算不出任何有效结果。
他试着撑起上半身,刚抬起来一点,眼前就黑了一瞬,整个人又跌回枕头上。
吴媚正好推门进来。
她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杯热豆浆和两个煎蛋三明治。
她已经洗漱过了,穿着一件米白色真丝睡袍,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几缕没拢住的碎发垂在耳侧,脸上没有化妆,皮肤在自然光下有一种干净透亮的质感。
她昨晚被他折腾了一个多小时,身上那些深深浅浅的红痕和牙印还在——脖子上那几个吻痕已经从深红色变成了暗紫色,锁骨上还有一排极浅的牙印痕迹,走路的时候大腿内侧被丝袜撕破的边缘磨出了一小片红印,隐隐发痒。
但她看起来并不疲惫,反而有一种被彻底需要过之后才会出现的、满足的安宁。
但这份安宁在看到她儿子脸色的一瞬间就碎了。
秋文半靠在床头,脸色发白,嘴唇泛着一层不正常的灰紫色,眼眶微微凹陷,眼球上布着血丝,额角有一层极细的冷汗。
他闭着眼睛,呼吸浅而急促,一只手撑着太阳穴,另一只手无力地搭在被子上。
吴媚几乎是立刻就把托盘放在床头柜上,豆浆洒出来一点,在托盘边缘汇成一小滩乳白色的液体。
她坐到床边,一只手扶住他的肩膀,另一只手贴在他额头上——不烧,但皮肤摸上去凉凉的,带着一层湿冷的薄汗。
“秋文?秋文,你怎么了?”她把他的头转过来面对自己,拇指在他颧骨上轻轻摩挲。
他的皮肤在她指尖下轻微地发着抖,像是在表层肌肉下面有什么东西在以极高频的方式震颤。
她认识这个状态——他十九岁那年参加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的前一晚,连续熬了三天只睡了六个小时,也是这样:脸色白得吓人,嘴唇发灰,眼睛睁着但瞳孔对不上焦,整个人像一台被拔掉电源之后还在依靠电容余量硬撑的机器。
“没事……”秋文睁开眼,努力把焦距对准她的脸,嘴角扯出一个很淡的、疲惫的弧度,“就是想太多事了,头有点晕。”
“想什么事?”吴媚把他额前的碎发拨开,指尖在他眉心上轻轻按着画圈。
她的眉头皱得很紧,眼底那层关切是毫无保留的、赤裸的。
她虽然听不太懂他那些技术术语,但她太了解他这个状态了——从小到大,他每一次在钻牛角尖钻到走不出来的时候,都是这副样子。
小时候是在数学竞赛前夜,大学时是期末考试周,现在是被那帮美国人和银行风投联手卡住了脖子。
他的问题在变,但他的反应模式从来没有变过:把所有压力都扛在自己肩膀上,不跟任何人说,一个人死磕到撞了南墙也不回头,最后把自己熬成一盏快灭了的灯。
“还是芯片的事。”秋文把手从太阳穴上放下来,握住她的手。
他的手指冰凉,指尖有极细微的颤抖,掌心里全是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