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翻到最后一页,又翻了回去,把日期和时间段在心里大致排了个序,然后开始一条一条地读。
工作内容比她想的有意思,也比她想的有难度。网络攻击来源的追踪需要同时处理多个数据流,做关联分析,在庞杂的日志里找到异常的跳板节点。
露娜在成均馆的实验室做过类似的训练,但当时的数据是模拟的,干净,规整。
真实数据是杂乱的,缺口很多,有些时间段的数据缺失,有些记录的时间戳对不上,还有一些从逻辑上就不该存在的条目不知道从什么路径混进来的。
她花了一整个月摸清内部系统的结构,第二个月才开始独立处理简单的案件。
崔中校看完她提交的第一份报告后,难得地没有圈红,只在末页批了两个字:“可以。”
职场氛围跟她父亲时不一样了。
她偶尔听老同事闲聊,说以前这地方论资排辈,军阶高的说什么就是什么,技术人员的意见往往排在资历后面,改一份代码要经过三道审批,每一道都要等好几天。
现在不一样了,网络分析这种活儿,不是靠军衔高低能压住的。
绩效导向的制度推行之后,处理量、准确率、报告质量都计入年度考评,谁行谁上,不行就换。
但有些人脉,她必须刻意维持。
十一月中旬,林鹤柱的秘书打来电话,说十六号是老先生的生日,在松坡区的家里办一个小型的聚会,希望她能来。
露娜挂掉电话,翻开日历。十六号是周六。她拿起手机回了消息,说自己会到。
自从大学时改口之后,她已经不再用旧职衔了。从前她唤他林室长、林首席,毕业后她改成了“老先生”。
生日那天,首尔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小雪。松坡区的院子里积了薄薄一层白,踩上去没有声音。门虚掩着,她在玄关换鞋的间隙,客厅里传来几个人的交谈声,语调不紧不慢,偶尔有人低笑,笑声很快就收了回去,像被人用手掌盖住了。
客厅的面积比她预想的小,沙发和茶几摆得很紧凑,一圈椅子绕着茶几排开,坐着的客人大约有十来个。壁炉没有生火,但茶几上放着一盏暖色的台灯,灯光打在每个人的脸上,把他们眼角的纹路照得分明。
林鹤柱坐在靠窗的单人沙发上,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传统式样外套,领口的扣子只系了中间一颗,头发比几年前更白了,但梳得齐整,鬓角服帖地贴在耳侧,正跟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说话。
露娜走进客厅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来了”,声音穿透了屋里的低语声,涟漪慢慢地向四周扩散开来。
她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老先生,生日万福。”
林鹤柱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嗯,到了就好。”
旁边穿西装的男人转过头来看她,她认出这张脸——保守派媒体《朝鲜新报》的专栏作家,常在时事评论节目上露脸。
对方打量了她一眼,问了一句“这位是”,林鹤柱说了一句“以前一个后辈的孩子”,就不再继续介绍。
来的人里有几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坐在角落里低声交谈,他们的西装料子很厚,领带打得一丝不苟,说话的时候手势很节制。
露娜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捕捉到一些零碎的词——“去年的人事变动”、“基金会”、“部长那边”——这些词飘过来又飘走,像水面上的油迹,聚成一团又散开。
这些男人的目光会在她身上短暂停留,又移开——她不属于这个房间的深层圈子,只是被允许站在门口。
她还认出了一个四十出头的女性,坐在沙发边缘,没有跟旁边的人交谈,手边放着一个文件袋,袋口没有封,露出一截白色纸张的边缘。
露娜以前在新闻上见过她的照片,某外交部门的次长级官员,在任时负责过韩美情报合作事务,现在在智库负责咨询工作。
她瞥向露娜,目光停留了片刻——确认的目光,像是核对一张照片上的人是否和现实重合,确认完了就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