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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53章 皇上砍了那只铁公鸡下（第1页）

“捞上来干啥？”汉子回头看了她一眼，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大概是这两年来，他露出的第一个真正的笑容。“捞上来种地啊还能干啥？你以为捞上来煮着吃？”那副犁确实还在。锈得厉害，但好歹没被拿去抵税。第二天，他把犁捞上来，打磨了一整天，磨得锃亮。邻居路过看见了，隔着院墙喊了一嗓子：“老赵，你这是准备种金子呢？磨那么亮干啥？”老赵头也不抬：“地荒了两年，不把家伙事收拾利索点，对不住这好政策。”邻居靠在墙头上，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你说……这次能是真的不？”老赵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磨。“真假我不知道，”他说，“但告示上盖的是皇上的大印，不是孔谦的。我信大印。”那一年，中原大地上，像老赵这样的人家有很多。他们把藏在山洞里的粮食种子翻出来，把埋在土里的农具挖出来，把躲在山里不敢回家的老人孩子接回来。荒了两年的田地里，重新冒出了青苗。官府也还算守信，说借牛就借牛，说免租就免租。当然，底下的官吏难免有打折扣的，但总体上，比起孔谦在的时候，日子好了不是一星半点。有个县令，大概是习惯了从前的作风，还在暗地里收门板税。被人告到州里，州里的长官二话不说，直接摘了他的乌纱帽，捆起来送到了洛阳。李嗣源听说这事之后，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说了一句话：“朕说了废苛捐，就是废苛捐。谁要是觉得朕说话不算数，可以亲自来洛阳，朕当面告诉他算不算数。”这话传出去以后，各地官吏连夜翻找自己有没有多收的税目，能退的赶紧退，不能退的赶紧烧账本，一时间各地官衙后院浓烟滚滚，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搞什么祭祀活动。到了秋天，收成不错。虽然不能说是大丰收，但比起前几年饿殍遍野的光景，已经是天上地下了。洛阳城里的米价降了三成，街上的乞丐少了一半——不是饿死了，是回家种地去了。李嗣源站在宫墙上，望着远处田野里金灿灿的麦浪，忽然转头问安重诲：“你说，百姓要的到底多不多？”安重诲想了想，回答得很实在：“陛下，百姓不要别的，就要一口安稳饭。”“一口安稳饭，”李嗣源重复了一遍，点了点头，“不多。可就是这么个不多，咱们几十年都没让人家吃上。”两个人都没再说话。远处的麦浪被风吹得沙沙响，像是有什么话想说，又像是只是风声。司马光说这段故事在《资治通鉴》里占的篇幅并不长，甚至有些简略。司马光写到这一段的时候，笔调明显带着赞赏，但也没有过度渲染。有趣的是，司马光在评价李嗣源时，用了一个很妙的说法：他说这位皇帝“虽目不知书”，但“所为多暗合古道”。翻译过来就是：他没读过什么书，但做的事情偏偏都对。废除苛捐杂税这件事，在司马光看来，就是典型的“古道”——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这是儒家治理理想中最朴素也最重要的一条。但讽刺的是，真正把这件事落实的，往往不是满腹经纶的读书人皇帝，而是那些从民间摸爬滚打上来的“粗人”。孔谦倒是读过不少书，账算得比谁都精。他把税收玩成了一门“艺术”，把百姓的每一分钱都算进了朝廷的口袋。结果呢？朝廷的口袋是鼓了，百姓的米缸空了。米缸空了，朝廷的口袋迟早也得破。这个道理，孔谦算不出来，李嗣源不用算就知道。司马光大概想说的是：治天下这件事，有时候不靠学问，靠常识。---作者说写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李嗣源废除苛捐杂税这件事，放在今天来看，好像是个毋庸置疑的正确决定。但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语境里，会发现这个决定其实并不容易。你要知道，那时候朝廷是真的缺钱。庄宗留下来的烂摊子，国库空得能跑马，百官俸禄都发不出来，边关将士的粮饷也欠了大半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皇帝把税收体系里最大的一块肥肉砍掉了，这不是“仁政”两个字就能概括的。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清醒的利害计算。李嗣源这个人，是从底层一路打上来的。他见过饿死的百姓，见过被逼反的流民，也见过因为一粒粮食而杀人的乱世。他知道一个最朴素的道理：你把百姓逼到活不下去的地步，他们就会让你也活不下去。这不是什么高尚的道德觉悟，这是赤裸裸的生存理性。但恰恰是这种基于生存理性的决策，比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政策更靠谱。因为道德可以表演，利害不会骗人。一个政策如果同时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它就有生命力；如果只符合统治者的利益而不顾百姓的死活，那不管它包装得多漂亮，迟早要翻车。，！孔谦的税收体系翻车了，因为它是一条单行道——只进不出，只取不予，把百姓当成了可以无限榨取的资源。但人不是资源，人是会思考、会愤怒、会反抗的生命。当你把“人”这个字从政策里拿掉的时候，政策本身就已经死了。李嗣源把这个字放了回去。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道理，就是让百姓能回家种地、能吃上一口饱饭。仅此而已，但在那个年代，仅此而已就已经是莫大的恩惠了。这件事也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总：（）人间清醒：资治通鉴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