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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些公开活动，”这位科西嘉公仆告诫道，“肯定免不了做些调整吧。在这个人被抓住之前，再不能有公开的露面。他必须……”

“他什么也不会取消。没有改变，一小时、一分钟都不会变。整件事必须绝对保密。”

自从粉碎了二月的军事学院刺杀阴谋，逮捕了那些阴谋家以来，亚历克斯·安德烈·桑吉内蒂第一次感到，他又回到起点了。过去的两个月里，他一直在和银行及商铺抢劫作战。他满怀希望，以为最糟糕的日子都过去了。在行动分局从内部，大批警察和共和国卫队①从外部对“秘密军组织”进行的双重打击下，“秘密军组织”开始崩溃。他本来觉得，这股犯罪浪潮不过是“秘密军组织”的垂死挣扎，是最后一小撮悍匪回光返照般的疯狂，想获得足够的钱以便在逃亡国外时生活得好一些。

但是罗兰报告的最后一页说得很清楚，除了罗马一家酒店里那三个抓不到的人，那几十个罗兰渗入“秘密军组织”最高层的双重间谍全被这个隐姓埋名的刺客绕过去了。那些曾和“秘密军组织”有瓜葛者的海量档案，在这个简单的事实面前也丝毫无用武之地——这个杀手是外国人。

“如果不允许我们采取任何措施，那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没说不允许采取任何措施，”弗赖更正道，“我是说我们不能公开此事。整件事情必须秘密进行。这样一来我们只有一个选择了。必须秘密调查该刺客的身份，无论他在哪里，法国还是国外，必须追踪到他，然后毫不犹豫地干掉他。”

“……毫不犹豫地干掉他。先生们，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内政部长环顾了一下围坐在内政部会议室桌边的与会者，让自己的话尽可能地烙在每个人的心头。连他自己在内，会议室里一共有十四个人。

部长站在桌子的一头。紧挨着他右边坐着的，是他的办公室秘书长；左手边是警察总局局长——整个法国警察部队的头儿。

从桑吉内蒂的右手边沿长方形会议桌顺序向下，坐着安全局局长吉布将军，行动分局局长罗兰上校——也是每人面前那份报告的作者。罗兰再过去是迪克雷队长——总统卫队队长，以及圣克莱尔·德维劳本上校——爱丽舍宫工作班底的一名空军上校。他是总统身边的亲信，一名狂热的戴高乐分子，不过他的个人野心和他对戴高乐的狂热同样出名。

法国警察总局局长莫里斯·帕蓬的左边是法国国家刑警及安全局长莫里斯·格里莫。分管安全的五个部门的头头坐成一排。

尽管国家情报局颇受小说家喜爱，但其实它规模很小，工作人员也不多。在它的管辖下，只有五个处从事实际的对付犯罪的活动。它本身的任务只是行政性质的，同经常被歪曲描写的国际警察组织一样，国家情报局本身的人员中也没有一个侦探。

统领法国全国警探的人坐在莫里斯·格里莫的旁边。他就是马克思·费尔内，法国司法警察总监。司法警察署在珠宝街有个规模庞大的总部，远大于位于索赛十一号，内政部拐角处的国家情报局的总部。司法警察署下辖十七个区域分部，每个对应一个法国城市警区。再向下就是自治市镇警察部队，一共四百五十三个，由七十四个中心警署，二百五十三个选区警察局和一百二十六个地方警所组成。整个网络由法国两千座城市和乡村构成。这就是刑事警察部队。在农村以及沿高速路地区，维护当地法纪和秩序的任务通常由宪兵、交通警察和机动宪兵来完成。在很多地区，为了提高效率，宪兵和警务人员共享驻地和设施。一九六三年，在马克思·费尔内指挥下的司法警察署总人数超过两万。

从费尔内左手再过去是另外四个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公共安全处、资料处、边境检查处以及共和国卫队。

这其中的第一个，公共安全处，主管建筑保护、通讯、高速路以及任何有关国家财产损毁事宜。第二个资料处，或称中央档案处，是其他四个单位的存储中心，在它万神殿一样的总部里，存储着自警察部队组建以来，被其所注意的四百五十万份个人档案。档案都编有索引，根据姓名或是所犯罪案的类别分别存放，放置档案的架子若是连在一起有五英里半长。案件中出现的证人名字，以及那些被无罪开释的人，也被编录成册。尽管那时候的档案系统还未计算机化，然而令档案工作者们自豪的是，他们能在几分钟之内找出十年前一个小乡村里的纵火案细节，或是一起不为人知，连报纸都没上过的审判中的证人名字。

和档案一起保存的还有所有在法国留有指纹的人的指纹档案。包括很多套从未经辨识的指纹。还有一千零五十万张卡片，包括在每个入境口入境的旅客的入境卡，以及在巴黎之外的法国任何酒店里住过的人的酒店登记卡。由于存储空间的原因，这些卡片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清理一下，被新的卡片取代。

在法国境内唯一日常填写但却不送交资料处的卡片是那些在巴黎的酒店填写的卡片。这些卡片被送往巴黎警察局。

边境检查处的首脑坐在弗赖之后，和他隔了三个座位。边境检查处一直都是法国的反间谍部队，负责对法国的机场、港口、边境持续警戒。凡是进入法国的人，其入境证在归档之前都要在入境处通过边境检查处官员的检查，以排查监视不受欢迎者。

排在最后的那个人是共和国卫队负责人。这支四万五千人的部队过去两年里被亚历克斯·安德烈·桑吉内蒂充分利用了一番，名声很坏，极不得人心。

由于位置不够，共和国卫队的首脑被安排坐在桌子的最末端，跨过长长的木制会议桌，面对着另一头的部长。在共和国卫队的首脑和圣克莱尔上校中间，末端靠右手的把角处还有最后一个位子。一个大个子坐在那里，神情麻木，烟斗里喷出的浓烟明显让他左边爱挑剔的上校感到厌烦。是部长特意让马克思·费尔内带他来参加会议的。他就是莫里斯·布维埃警长，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的大队长。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先生们，”部长接着说，“这会儿你们每个人都看过了放在你们面前的这份罗兰上校写的报告。而且刚刚也听我转达了总统出于法国尊严的考虑而给予的限制，他认为我们必须严格遵守这些限制。我再强调一下，调查及任何后续行动都必须绝对保密。你们都要发誓对此保持绝对的沉默，而且除了被批准参与此项秘密的人以外，不能和这个房间以外的任何人谈论此事。

“我把你们都召集到这里来，是因为在我看来，无论我们将要做什么，出席今天会议的所有部门的资源都必定会被征召，这其中只有时间早晚的差别。而你们，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必须绝对优先满足此项事件的需要。任何情况下，你们都必须立刻亲自处理。不允许委托给下属，除非涉及的任务不会暴露其背后的原因。”

他又停了一下，看向会议桌两侧——有几位很严肃地点了点头，其他人要么正盯着讲话的人，要么看着他们面前的文件。桌子的远端，布维埃警长凝视着天花板，嘴角吐出阵阵烟雾，就像古印第安人在发信号。他每吐一口烟，他旁边的空军上校便急忙闪开。

“现在，”部长继续说，“我想我可以问问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了。罗兰上校，你在维也纳的调查有什么进展吗？”

行动分局局长把目光从自己的报告上挪开，又看了看旁边主管安全局的将军。后者既没对他给予鼓励，也没对他皱眉。

吉布将军记得很清楚。那天上午，根据罗兰的要求，要动用驻在维也纳的人。他亲自去说服西欧处处长，差不多花了半天时间。现在他直望着罗兰上校。

“是的，”上校回答，“今天早上和下午由维也纳的行动人员在克莱斯特做了调查。那是一个在布鲁克纳街的私人小酒店。他们带去了马克·罗丹、勒内·蒙克雷和安德烈·卡松的照片。还没来得及给他们传维克多·科瓦尔斯基的照片，维也纳没有他的档案。

“酒店前台的服务员说，他至少认得其中的两个人，但他分不清楚。我们的人给了他一点钱，让他查了一下酒店六月十二日到十八日的登记簿。因为从六月十八日起，那三个‘秘密军组织’的头头就一起搬到罗马住了。

“最后他说他记起了罗丹的脸，他在六月十五日用舒尔茨的名字订了个房间。服务员说他下午在那儿开了个商务会议，晚上在那个房间过的夜，次日离开的。

“他记得那个舒尔茨有个伙伴，一个身形魁梧的人，举止粗鲁，这也是他为什么记得舒尔茨的原因。早上的时候，有两个男人找过舒尔茨，他们开了个会。这两个拜访者应该是卡松和蒙克雷。他不是很确定，但是他想，他至少之前见过其中的一个。

“服务员说他们一整天都待在房间里，只有上午晚些时候有那么一回，舒尔茨和巨人（这就是他对科瓦尔斯基的代称）离开了半个小时。他们都没吃午饭，也没有下楼吃过东西。”

“有没有第五个人来过？”桑吉内蒂不耐烦地问。罗兰继续做着他的汇报，声音和之前一样平静。

“晚上的时候，又一个男人加入了他们，前后大约半个小时。服务员之所以记得他，是因为这位访客非常迅速地走进酒店，径直上楼。他甚至都没来得及看清这位访客。服务员想，他肯定是个把钥匙带在身上的客人。那人上楼时，他看见了他的衣服后摆。几秒钟后那个人又回到大厅，服务员可以肯定这个和之前那个是同一个人，因为衣服一样。

“这个人要用电话，让他帮忙接通舒尔茨的房间，六一四号房。他说了两句法语，然后挂上电话又上楼去了。他在那里待了半个小时，然后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一个小时后，另外两个拜访舒尔茨的人也离开了。舒尔茨和那个巨人整晚都待在酒店，次日吃罢早餐才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