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只用强力白帆布制成的袋子,有六英尺长,二英尺宽。那天晚上十点钟,帆布口袋被抛在了卡迪西亚的那座房子的门口。户主的遗孀和仆人都已经上了年纪,他们吃力地抬起那个袋子,搬进屋内,放到了餐桌上。老妇人开始悲痛地哀号起来。
迷茫的老佣人塔拉去打电话,但电话线已被扯断,打不出去。于是他带上女主人的电话本——因为他不识字,到隔壁的药剂师家,请这位邻居帮忙联系少爷——两个少爷随便哪一个都行。
这时候,正当药剂师邻居试图拨打差不多已经瘫痪的伊拉克国内电话的时候,吉迪?巴齐莱回到了维也纳并起草了一封给科比?德洛尔局长的新电报,而泽伊德少校正向哈桑?拉曼尼局长汇报他当天一无所获的搜查结果。
“电台不在那里,”他告诉反间局头头,“假如在的话,我们肯定能找到。所以它必定在第四座别墅里,也就是那个外交官的家里。”
“你能肯定没有搞错吧?”拉曼尼问道,“不会在另一座房子里吗?”
“不会,长官。最靠近的一座房子在光束交叉点之外。那些噼啪声电报的源头,肯定是在地图上的菱形范围以内。我发誓没有搞错。”
拉曼尼犹豫不决了。外交官不是好惹的,动不动就会跑到外交部长那里去告状。要闯进苏联库利科夫同志的住宅,他需要走上层路线。
少校走了以后,拉曼尼打了一个电话给外交部长。他的运气较好,几个月来一直在国外奔波的外交部长现在正在巴格达。而且仍在办公室伏案工作。拉曼尼的会见被确定在第二天上午十点钟。
那药剂师是一位好心人,整个夜晚他都在试拨电话。他没能打通邻居家大儿子的电话,但通过陆军中的一位熟人,他把信息转达给了邻居的小儿子。
消息于黎明时到了远离巴格达一个军事基地的小儿子那里。一听到噩耗,军官马上驾车动身了。通常路上不会超过两个小时。但那一天,即二月十七日,他在路上走了六个小时。一路上有不少巡逻队和路卡。但由于他的军衔,他可以驾车抢到等候检查车队的最前面,晃一下通行证就可以通过。
他母亲跑上来抱住了他,把头靠在他的肩上嚎啕大哭起来。他想听她说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母亲已经上了年纪,正歇斯底里地大哭。
最后,他把她扶进了卧室。在浴室地上,被士兵们翻得杂乱不堪的药品堆里,他找到了父亲冬季犯关节炎时服用的一瓶安眠药。他给母亲服下两片,很快她就睡着了。
在厨房里,他吩咐老佣人塔拉烧两杯咖啡,然后他们一起坐在桌子旁,老佣人讲了昨天黎明起发生的事情。讲完后,他陪着小少爷去花园里察看了那个洞穴,士兵们就是在那发现装着无线电发报机的袋子的。小儿子爬上花园的围墙,发现有人翻墙进来的刮擦痕迹,应该是头天晚上进来埋那东西的时候留下的。然后他回到了屋内。
哈桑?拉曼尼等着会见外长,心里很不快,最后快到十一点钟时,他终于见到了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
“恐怕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灰白头发的外长说。透过眼镜,他像猫头鹰般地盯着拉曼尼:“使馆是可以通过无线电与本国首都通讯的,而且那种电报通讯总是加密的。”
“是的,部长,但那种电报是从使馆大楼拍发的,那才是正常的外交通讯联系。但这次情况不同。我说的是一部秘密电台,是间谍用的收发报机,在拍发噼啪声电报,而且我们可以肯定接收地不是莫斯科,要比莫斯科近得多。”
“噼啪声电报?”阿齐兹问道。
拉曼尼解释了这种电报的原理。
“我还是没有明白你的意思。为什么克格勃的特工——假定这是克格勃的一项行动——要从一等秘书的住宅里拍发噼啪声电报呢?他们完全可以在使馆里用功率更加强大的发报机发送电文。”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那么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准将。你知不知道在你的办公室之外,现在是什么形势?昨天下午我刚从莫斯科返回,在那里我与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代表叶甫金尼?普里马科夫广泛地交换了意见,而普里马科夫上星期刚来过这里。你知道吗,我带回了一个和平计划,如果热依斯接受这个计划——我在两个小时之内就要把计划呈送给他——苏联就会召集安理会阻止美国人进攻我们?
“在这种形势下,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还指望我同意你对他们的一等秘书的别墅进行搜查?这不是侮辱苏联吗?坦率地说,准将,你一定是疯了吧?”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拉曼尼离开了外交部,很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然而,有一件事是塔里克?阿齐兹外长没有禁止的。也许他们无法进入库利科夫的院子,也许他们无法触及他的汽车,但街道和马路并不属于库利科夫。
中午时分,各监视小组已经到位了。他们坐在树底下停着的轿车里,分布在库利科夫住宅的四边围墙旁,并监视着唯一通过该别墅的那条街道。其他反间谍特工把守在较远的地方,可以用无线电联络,随时报告有人进出别墅的情况,并可以对出来的人实施盯梢。
那位小儿子坐在他父母家的餐厅里,盯着那只盛放着父亲尸体的长长的帆布袋。眼泪从脸颊上滚落下来,沾湿了他的军装。他回想起很久以前他们度过的好时光。父亲是一位富有的医生,开业开得很大,经朋友奈杰尔?马丁介绍之后还成了英国社区一些居民的家庭医生。
他回忆起和哥哥一同去马丁家的花园里,与麦克和特里一起玩耍的时光。他不知道马丁家的两兄弟现在怎么样了。
一小时后,他注意到帆布袋上的污渍好像扩大了。他起身走到门边。
“塔拉。”
“什么事,少爷?”
“把剪刀和菜刀拿来。”
奥斯曼?巴德里上校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把那只帆布袋割开,先剪袋口,然后沿着侧面割下去,最后把袋底也切开了。他把袋子从顶部掀起来卷到后面去。他父亲的遗体差不多仍然**着。
按传统,擦洗尸身应该是妇女干的活儿,但他的母亲肯定承受不了。他要来水和纱布,擦洗尸身上的肮脏处,缚住断脚,拉直已经粉碎性骨折的双腿,放平,盖住已经一片焦黑的**。他一边料理一边哭泣起来;在哭泣时,他改变了信念。
黄昏时他联系了里萨法区阿尔瓦齐亚公墓地的那位伊玛目[7],安排好第二天上午的安葬事宜。
二月十七日星期天上午,麦克?马丁骑着自行车去了市区,买到蔬菜果品,在三处墙上检查一遍有无粉笔记号后就往回返,并于中午之前回到了别墅里。下午他一直忙于照料花园。库利科夫先生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穆斯林,因此既不会在星期五庆祝穆斯林的圣日,也不会参加星期天的基督教安息日活动。他因为感冒而留在家里,正在抱怨他的玫瑰花长势不好。
当马丁在花园里忙碌时,反间局的监视小组静静地守候在围墙外的监视位置上。马丁认为耶利哥不太可能在不到两天时间内打听到新消息,所以他决定在第二天晚上再去巡视一遍粉笔记号。
巴德里医生在上午刚过九点钟埋葬了。这段时间,巴格达各个墓地都很忙碌,那位伊玛目有许多事情要做。就在几天前,美国人的炸弹落到了一处公共防空洞里,炸死了三百多人。老百姓群情激愤。在旁边参加另一个葬礼的几名哀悼者询问一言不发的奥斯曼?巴德里上校,他的亲属是否死于美国人的空袭。他简短地回答说是自然死亡。
巴德里上校让药剂师先陪着他母亲回家去,他一会儿回来。当他们离开后,他走到了汽车旁。
那声音说:“请进来,上校。我们谈一谈。”
巴德里上校拉开车门朝里边张望。车上唯一的乘客让到座位另一边腾出地方。巴德里觉得他认识这张脸,但有点模模糊糊。这个穿着黑西服的人按下一只按钮,车窗玻璃升上来隔绝了外面的嘈杂声音。
“你刚才安葬了你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