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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证词（第6页）

“奇怪什么？”汉利问。

“志愿参军，与装甲兵部队一起在北非作战，在部队里一直待到一九四六年，但他始终是一名二等兵，臂章上一条杠也没有，连个下士都没混上。”他拍着结婚照上的制服袖子说。

“或许他不是一个好兵。”汉利提出。

“有可能。”

“你能给我搞点他在战争中的详细记录来吗？”汉利问道。

“我明天一上班就去安排。”道金斯说。他记下存款单中的一些细节，然后离开了。

汉利在食堂里吃了晚饭，等待着第二个警长回来汇报。警长过了十点半才回来，身体疲惫，但收获颇丰。

“我走访了十五个认识梅奥路上的拉金夫妇的人，”他说，“其中三人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情况。莫兰太太是隔壁邻居，她在那里住了三十年，还记得拉金搬来时的情形。还有一个邮递员，现在退休了，但直到去年，他一直都在梅奥路送邮件。还有伯恩神父，他也退休了，如今住在‘退休教士之家’。我刚从那里回来，所以耽搁了点时间。”

汉利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警长翻开笔记本，从头开始汇报起来。

“莫兰太太回忆说，一九五四年，住在三十八号的那个鳏夫死了，此后不久，那房子就挂出‘出售’的牌子。只挂了两周，牌子就摘下了。两周后，拉金夫妇搬了进来。那时候，拉金大约四十五岁，他的妻子要年轻得多。她是英国人，一个伦敦人。她告诉莫兰太太说，他们从伦敦搬来，她丈夫曾在那里当一名仓库职员。有一年夏天，拉金夫人不见了，莫兰太太认定那是在一九六三年。”

“那年的十一月，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了，”警长说，“消息是从街上一个高级酒吧传出来的，那里有一台电视机。不到二十分钟，梅奥路的人就都聚集到人行道上议论美国总统遇刺的消息。莫兰太太非常激动，她闯到隔壁的拉金家去告诉他这个惊人的新闻。她没有敲门，直接闯进了客厅。拉金正在一把椅子上打瞌睡，他惊跳起来，迫不及待地把她赶出了屋子。那时候，拉金夫人就已经不见了。但春天和夏天时她还在，她总是在星期六晚上给莫兰家看孩子。莫兰太太的第二个孩子生于一九六三年一月。所以，是在一九六三年的夏末，拉金夫人才消失的。”

“原因是什么呢？”汉利问道。

“离家出走，”刑警毫不迟疑地说，“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他工作很努力，但晚上从来不肯出门，甚至连星期六都不出去，所以，拉金夫人才能给人家看孩子。他们为此有过争吵。还有别的原因，她轻浮，有点**。所以，当她收拾包裹离他而去的时候，谁也没有感到惊奇。有些女人认为他活该，因为他待她不够好。谁也没有怀疑过什么。

“此后，拉金更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他极少出门，既不打理自己，也不在乎房子。人们主动去帮他收拾，小地方的人总是那样，但他都拒绝了。最后，人们就再也不管他了。两年以后，他丢了仓库管理员的工作，成了个守夜人，天黑后离家，日出时回来。他的房门上总有两把锁，因为夜间他不在家，而白天又要睡觉——他是这么说的。他开始饲养宠物。先是雪貂，养在后院的一个棚子里，但都跑掉了。后来养鸽子，但不是飞走了，就是在别处被人用猎枪打死。最后，在过去的十年里是养鸡。”

教区的神父大致肯定了莫兰太太的回忆。拉金夫人是英国人，但信天主教，经常去教堂，并定期作忏悔。一九六三年八月，她离家出走了。人们大都认为，她是跟一个男人私奔了。伯恩神父想不出还有别的原因。他不能违背忏悔的誓言，但他只能说，他并不怀疑她离家出走。他曾经好几次走访过这所房子，但拉金不信教，拒绝所有精神上的安慰。他曾称他那离家出走的老婆是个娼妇。

“这些都符合，”汉利沉思着，“她或许是想离开他，当他发现后，他对她下手狠了点。天知道呢，这种事发生得够多了。”

邮递员没有补充多少情况。他是一个本地人，经常去本地的酒吧。拉金夫人也喜欢在周六晚上出去喝一杯，有一年夏天，她甚至还当过吧女。但她丈夫很快就不让她干了。他回忆说，她比拉金年轻很多，快乐活泼，遇上别人调情也不抗拒。

“长得怎么样？”汉利问道。

汉利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已经快到半夜了。他把一只手搭在这位年轻警长的肩上。

“现在很晚了，你回家去吧。明天早上把这些都写下来。”

夜晚，汉利的最后一位访客是侦缉督察，这个犯罪现场的调查员。

“清理完了，”他告诉汉利，“最后一块砖头也清走了，但有用的线索一点也没发现。”

“那就要靠那个可怜女人的尸体来告诉我们想要知道的其他情况了，”汉利说，“或者靠拉金本人。”

“他说了吗？”督察问道。

“还没有，”汉利说，“但他会说的。他们最后都会说的。”

侦缉督察回家去了。汉利打电话告诉妻子他今晚在局里过夜。刚过午夜时，他来到了楼下的囚室。老头醒着，坐在床边，一双眼睛凝视着对面的墙壁。汉利朝着陪同他的警官扬了扬脑袋，于是三人一起来到审讯室。那位警察坐到一个角落里，准备好笔记本。汉利面对着老头，向他宣读了警告：

“赫伯特?詹姆斯?拉金，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在案，并有可能被用作证词。”

然后，他在老头的对面坐下来。

“十五年了，拉金先生。与那样的东西一起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一九六三年八月，对吧？邻居们都记得，神父也记得，甚至连邮递员都记得。那么，你为什么不把这事告诉我呢？”

老头抬起眼皮，迎接汉利的盯视，然后低头去看桌子。他什么也没说。汉利坚持询问下去，直到天快亮。拉金似乎并不疲惫，虽然角落里的那个警察已经哈欠连天。拉金当过多年的守夜人，汉利想起来，他很可能在夜晚比在白天更有精神。

一抹灰色的亮光从结霜的审讯室窗玻璃透了进来。最后，他站了起来。

“随你便吧，”他说，“你可以不说，但你的妻子维奥莱特会说的。奇怪吗？十五年后，从墙壁后面的墓穴里说话。但再过几个小时，她会对法医说话的。她会说的。在解剖室里，她会告诉他，她身上发生了什么，是何时发生的，乃至是为什么而发生的。然后，我们再来这里，到时我就要起诉你了。”

虽然他不会轻易生气，但他还是被老头的沉默给激怒了。不是因为他说得少，而是因为他什么都没说。他只是用那种奇怪的眼神去迎视汉利。那是什么眼神？汉利问自己。惊恐？害怕他汉利？悔恨？嘲讽？不，不是嘲讽。这家伙马上就要完蛋了。

汉利在椅子里睡了三个小时，脑袋后仰，两腿伸直，鼾声大作。八点钟，他起来，走到卫生间洗了把脸，刮了胡子。两个年轻的实习警察来上班时看到他八点半就到了，大为吃惊，赶紧小心翼翼地去忙自己的事。九点钟，他吃过早饭，像往常那样开始处理堆积如山的公文。九点三十分，梅奥路承包商的工头打来电话。汉利考虑着他的要求。

“好吧，”他最后说，“你们可以把那里围起来浇筑混凝土了。”

二十分钟后，麦卡锡教授打来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