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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大学教育经院哲学和人文主义 一大学教育（第2页）

正是因为上流社会对人文主义的支持和鼓励，一些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便把人文主义用作社会升迁手段了。诸如库萨的尼克劳斯、鲁德尔和策尔蒂斯等人，都是从社会下层一跃而为著名学者的。人文主义教育成为一个社会流动渠道。一些人文主义者凭借其卓越的素养而荣登国王、皇帝或诸侯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层。人文主义者约翰内斯·库斯皮尼安（Johannes，1473—1529）是一位受过全面教育的人，拥有医学博士、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修辞学和诗学教授等多种称号。马西米连一世不仅封他为“桂冠诗人”，还委任他为私人顾问和外交官。

尽管如此，人文主义的“正规场域”还是城市—市民社会。在早已发家致富的城市上层当中，人文主义最具吸引力。纽伦贝格的威利巴尔德·匹克海默尔（irckheimer，1470—1530）和奥格斯堡的康拉德·波伊廷格（radPeutinger，1465—1547）就是市民上层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匹克海默尔曾出任纽伦贝格的首席市政官、外交官和军队首领；波伊廷格则是奥格斯堡市政厅法律顾问，在帝国等级会议上代表奥格斯堡的商业利益，除此之外，他还是当时经济事务的敏锐分析家。与此同时，人文主义者也建立了一些志同道合者小团体和教育机构，并在他们所在城市的思想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大影响，如在纽伦贝格有以匹克海默尔为首的人文主义者团体，在奥格斯堡有以波伊廷格为首的人文主义者团体。在维也纳，策尔蒂斯去世后，库斯皮尼安便成为当地人文主义者无可争议的首领了。印书商约翰·阿默巴赫则在巴塞尔人文主义者圈子里享有盛誉。比阿图斯·雷纳努斯（BeatusRhenanus，1485—1547）是阿尔萨斯人文主义者的突出代表。

为了对抗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阿尔比斯山以北“野蛮人”的蔑视和法国对神圣罗马帝国领土的蚕食，德意志人文主义者极力强调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成就，积极鼓吹所谓的“帝国爱国主义”。康拉德·策尔蒂斯发现了一幅年代久远的罗马地图，并视之为古罗马时代地图的一个复本；它以罗马城为中心，描绘了多条从罗马城伸展出来，或者说通向罗马城的道路，展现了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寓意。该地图后来为波伊廷格所收藏，成为举世闻名的“波伊廷格古地图”（TabulaPeutingeriana）。策尔蒂斯还于1455年在鲁汶的一个修道院中发现了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所著《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s）手稿，并将它付梓出版。他在《四爱书》（QuattuorLibriAmorum）中所写的半自传体诗歌已经包含有描写德意志地理、抒发爱国热情的段落，后来又计划写作一部大型的《日耳曼图说》（Germaniailustrata），力图通过描述神圣罗马帝国的地理和历史，强化德意志民族的自我意识，但仅完成了开头部分。雅克布·温费林写作了近百本书，也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创作了大量德意志诗歌，并援引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极力证明阿尔萨斯自古以来就是德意志人的领土。而在另一部历史著作《日耳曼记事》（Epitermanicarum）中，温费林极力声称德意志人在智力上决不比法兰西人和瑞士人低下。上德意志帝国城市的人文主义者团体从一开始就把历史编纂视为其工作重点之一。比阿图斯·雷纳努斯搜集大量史料，编写了一部名为《日耳曼国家史册》（RerumGermanicarumlibritres，1531）的著作。约翰内斯·阿文提努斯（Johainus，1477—1534）先是用拉丁文写作了直至1460年的巴伐利亚编年史（AnnalesducumBoiariae，1516—1522年写作，1554年出版），后来又用德文转写此书（Baierisik，大约1526—1533年写作，1556年出版）。约翰内斯·特里特缪斯（Johahemius，1462—1516）是斯蓬海姆（Sponheim）的本笃会修道院院长，为了美化自己所在修会的历史，他甚至不惜伪造史料。

在收藏、研究和翻译古代手稿的过程中，德意志人文主义者在古今之间进行一番对比，并从中发展了一种批判当代教会的态度，要求对教会进行改革。约翰·罗伊希林（JohannRei，1455—1522）在1496用拉丁文写作喜剧《瑟吉乌斯讽喻》（SatireSergius），鞭挞教皇、僧侣的愚昧和宗教的虚伪。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在1519年发表用拉丁文写作的《愚人颂》（Enori），描写一个名为“愚蠢”的女人，她在台上发表演说，竭力夸耀自己的愚蠢，声称，如果所有人的思想、行为、要求，不归结于愚蠢，不是以自私自利、自欺欺人、傲慢虚荣、沽名钓誉的面目出现，那这个世界就根本不会存在。乌尔利希·冯·胡登则写作小册子《瓦迪斯库斯或罗马的三位一体》（VadiscussiveTriasRomana），不仅大胆揭露了教皇的腐化堕落，还坚决反对罗马教皇横征暴敛、肆意剥削压迫德意志人的罪恶行径。

然而，所谓的“反基督教转折”是谈不上的。没有一位德意志人文主义者从其对教会的批判中引申出改造世界的革命性结论，更不用说形成一种改造世界的共同意识了。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基督教的和古典—异教的教育世界的紧张关系。康拉德·策尔蒂斯的宗教观十分肤浅，几乎是一种不加掩饰的异教思想；温费林堪称一位“经院哲学”人文主义者，过分迷信宗教理性主义；康拉德·穆提安（KonradMutian，1470—1526）则更重视现实生活，尽量避免经常与现实生活发生矛盾的思想观念；博学多识的匹克海默尔强调信仰与知识“双重真理”论，同样不愿对宗教问题作深入探究。绝大多数人文主义者未对西方传统的基督教提出质疑；除了极个别的例外，例如胡登激烈的反教会斗争，他们只是希望在人文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教会改革，将人文主义与基督教综合起来。他们所唤起的批判和改革运动虽然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与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家那种使徒般的领导相比，仍然是十分逊色的。

四、罗伊希林、伊拉斯谟和胡登

约翰·罗伊希林、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和乌尔利希·冯·胡登是15—16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影响最大的人文主义者。

（一）罗伊希林

罗伊希林是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研究专家、新拉丁语诗人、对话作家和戏剧家、德意志第一位著名的学习希伯来语言文字的非犹太人希伯来学者。他在1455年1月29日出生于普福尔茨海姆（Pforzheim）的一个修道院管理员家庭中，父亲为格奥尔格·罗伊希林（GeReu），母亲为伊丽萨·艾莉娜·艾克（ElissaErinnaEck）。在读完普福尔茨海姆圣施泰凡多明我修道院拉丁文学校后，小罗伊希林年仅15岁就进入弗赖堡大学深造，学习语法、哲学和逻辑学。1473年，罗伊希林以教师身份陪同巴登马克伯爵的一个儿子到巴黎上大学，他本人则成为著名天主教神学家约翰内斯·赫尹琳（JohannesHeynlin，大约1430—1496）的学生。1474年，罗伊希林转入巴塞尔大学，学习自由艺术，1477年获得文科硕士学位。他的第一部著作拉丁文词典也得以出版发行。

此后，罗伊希林又在奥尔良（Orléans）学习希腊语和法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1481年到斯图加特（Stuttgart）宫廷担任符滕姆贝格伯爵埃伯哈德的顾问和发言人，1483年又到意大利罗马和佛罗伦萨访学，师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诗人波利蒂安（Politian，1454—1494）等名流，1484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罗伊希林还特别喜爱希伯来语，曾师从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的犹太医生雅克布·本·叶驰尔·罗安斯（JaJes，？—1506年）学习这一古老的东方语言。他也通过语言研究，把有关圣经的阐释提升到一种学术高度，并在发表于1494年的小册子《论奇妙的语言》（Deverbomirifico）中，阐述了一种奇特的神秘通神论：“上帝是爱；人则是希望；这两者之间的纽带就是信仰。……上帝与人结合得如此之紧密，以致有人性的上帝和敬上帝的人可看成是同一物。”

1492年，罗伊希林被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封为贵族。符滕姆贝格公爵乌尔利希杀害汉斯·冯·胡登（HansvonHutten，1477—1515）一事迫使他离开斯图加特，到海德尔贝格寻求沃姆斯主教约翰·冯·达尔贝格的庇护。1496—1497年，他在海德尔贝格创作了戏剧《瑟吉乌斯》（Sergius）和《排戏或者汉诺》（Siata（Henno））；后者是一部类似法兰西闹剧的作品，它讽刺了法官的昏庸。这部戏给作者带来了声誉，成为人文主义戏剧的典范，被纽伦贝格工匠艺人汉斯·萨克斯（HansSachs，1494—1576）改编为《狂欢节夜戏》（Fastnachtsspiel）。1498年，在接受普法尔茨选侯菲利普（Philipp，1448—1508）的委托第三次到意大利出差时，他购置了大量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图书，并与出版商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AldusManutius，1449—1515）建立了联系，也对意大利即兴喜剧进行了研究。返回斯图加特后，他一方面以律师和施瓦本同盟法官的身份从事活动，另一方面也积极倡导古典语言研究。他在1506年出版《基础希伯来语》（DeRudimentisHebraicis），把语法和词典合在一起，是这类书中最早的一部。1515年，罗伊希林在莱比锡大学创设了帝国第一个古希腊语教授席位。自1516年起，罗伊希林也与奥古斯丁修会建立了联系密切，并被祝圣为神父。1520年，为了逃避战争和瘟疫，罗伊希林前往因戈尔施塔特，被聘为因戈尔施塔特大学的首任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教授，只是未过多久他便挂职离去，重返图宾根大学。

罗伊希林深信希伯来语不仅是最古老，而且是最神圣的语言。上帝曾用这一语言讲话。上帝不仅在希伯来文圣经中显圣，而且还通过天使和其他神圣使者，将一种曾为亚当、诺亚和基督教“教父”们所理解的深奥智慧，保存在圣经以外的古希伯来文著作里。然而，科伦多明我会修士却为了使犹太人改信基督教，力主没收和查禁除圣经旧约以外的所有希伯来文书籍。他们还在1509年从教皇那里争取到了一份严禁传播希伯来文书籍的教令，并委托已经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约翰·普菲费尔科恩（JohannPfefferkorn，1469—1522）加以执行。罗伊希林遂在1511年发表《眼底镜》（Augenspiegel）一书，公开与积极推行教皇禁令的普菲费尔科恩进行对抗，并由此开始了一场持续多年的论战。

科伦大学和埃尔福特大学的神学家要求查禁《眼底镜》，教皇利奥十世也准备在罗马开始一场异端审讯。对于人文主义者来说，罗伊希林事件并非一个孤立、简单的个案，对罗伊希林的异端审讯实际上涉及整个人文主义运动的生死存亡。如果罗伊希林被判为异教徒，那此后的任何新思想都会以不同的借口被判为异端。于是许多人文主义者联合起来，发表了大量支持罗伊希林抗议教会的书信。罗伊希林在1514年把这些书信、声明汇集成册，冠以《著名人士书简》（Virorum）之名出版。1517年又出版《论犹太神秘主义艺术》（Deartecabbalistica），进一步表达了他对犹太思想文化非凡的宽容态度。

罗伊希林的支持者则在1515和1517年编纂出版了上、下两部《蒙昧者书简》（Epistolaeobsvirorum）。上部的主要作者是克罗图斯·鲁比亚努斯（CrotusRubianus，大约1480—1539以后），下部的主要作者是乌尔利希·冯·胡登。两部书的作者装扮成不学无术的蒙昧者，以经院学者或教士的身份，用夸张而拙劣的拉丁文和嘲讽的口吻，从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等地给科伦的多明我会修士（Dominikaner）、神学家奥尔特维努斯·格拉蒂乌斯（ratius，1481—1542）写信，表面上是“指控”新兴的人文主义者对神的不敬和亵渎，实际上是揭露和抨击天主教会的腐败以及经院学者和神学家的思想褊狭。例如有一封信“检举”一个学生在喝酒时竟说圣衣是一块破布，罗马教会的赎罪券只配卖给乡巴佬，僧侣们只能去欺骗妇女和儿童，所有的神学家都是魔鬼，宗教裁判所的法官是大混蛋等。还有一封信讲述道，写信者想当教士，但却爱上了一个女子，害了不治的相思病，不得不向格拉蒂乌斯求教，因为格拉蒂乌斯说过，他写有一本可以博取任何女人欢心的小册子。

《蒙昧者书简》在宗教改革爆发前夕和宗教改革初年得以广泛流传，对于广大民众的反教会斗争发挥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二）伊拉斯谟

比罗伊希林影响更大的人文主义者是伊拉斯谟，他不仅在神圣罗马帝国而且在整个欧洲都享有盛名；他也不只是一位人文主义者、神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和大量作品的作家，而且还是杰出的文本考据家、语法学家、圣经新约和教父著作的编辑出版者。伊拉斯谟对圣经新约的校勘为宗教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伊拉斯谟大约在1465至1469年间出生于鹿特丹（Rotterdam）；父亲是荷兰南部豪达（Gouda）地方的神甫罗特格尔·格拉德（Rerard），母亲是一位医生的女儿，他们未婚先育，伊拉斯谟因此属于私生子。1478—1485年，伊拉斯谟就读于共同生活兄弟会在德文特创办的寄宿学校，曾受该校校长亚历山大·黑吉乌斯的亲自指导，与现代虔信运动有过密切接触。伊拉斯谟虽然很快就放弃了黑吉乌斯所坚持的许多观点，对神秘主义也漠不关心，但就其对恢复圣经原貌这一点的坚持来说，他并没有完全放弃现代虔信的基本立场。

1484年，伊拉斯谟的父亲去世，他的监护人把他送到奥古斯丁修道院，希图他自谋其食，省得连累别人。伊拉斯谟天资聪慧，在修道院里阅读了大量古典著作，学识大增，1492年被祝圣为神父。1493年，伊拉斯谟离开修道院，供职于康布雷（Cambrai）主教，同时担任来自吕贝克诺特霍夫（Northoff）的海因里希（Heinrich）和克里斯蒂安（）两兄弟的家庭教师。

1499年10月，应好友蒙乔伊（Mountjoy）勋爵之邀，伊拉斯谟赴英国作短暂访问，成为由戴安·科利特（Dea）领导、以托马斯·林纳克（ThomasLinacre）和托马斯·莫尔（ThomasMore，1478—1535年）等人为成员的人文主义团体的一员。后来，他又游历欧洲，结交达官贵人，研究人文主义新学问，1503年发表《基督教战士手册》（Enilitisi），1505年又在巴黎刊印了瓦拉著《圣经新约集注》。

1506—1509年，伊拉斯谟在意大利深造，专事文本研究，在都灵（Turin）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后又获得帝国男爵头衔。他在威尼斯认识了出版商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并将自己的部分著作交付后者印刷出版。1510年，伊拉斯谟返回英国，在剑桥大学教授希腊文，次年又获得阿尔丁顿（Aldington）神甫之职。在以后的几年里，他继续在英国、勃艮第和巴塞尔三地之间穿梭，也曾在位于鲁汶（Lwen）的勃艮第宫廷做过卡尔，即后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五世的私人教师。1516年，伊拉斯谟刊印附有拉丁文翻译和注释的希腊文《新约圣经》校勘本并称之为《新工具》（NovumIumomne），1518年发表谈论教育和苦修的手册，1519年发表《愚人颂》。晚年，伊拉斯谟旅居巴塞尔，与约翰·佛罗本合作印刷出版他的著作。1536年7月12日在巴塞尔去世。

伊拉斯谟虽然身为天主教神甫，但他十分厌恶种种繁琐仪式和陈规陋习，痛恨杂有犹太教和民间宗教观念的“异端邪说”，既反对充满巧妙诡辩的经院神学和把宗教仅仅看作仪式的观点，也反对把教会和教士视为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介的中世纪思想。他把教皇、主教、神学家、教士和普通教徒都说成是“傻瓜”，大张旗鼓地批评教阶制、修士会和民众的宗教生活，嘲笑经常奔走于罗马、康普斯泰拉，或耶路撒冷的朝圣者，说他们冒险长途跋涉所浪费的钱不如用来赈济饥民和给赤身露体者做衣服穿更好。他还奚落那些购买赎罪券的人，说他们用滴漏按世纪、年、月和日准确无误地计算出在炼狱涤罪的时间，用虚假的宽恕给自己吃定心丸。

伊拉斯谟重视真正的虔诚，推崇原始的“基督教哲学”，坚信基督教首先是某种实际事物，应与人类的普通生活发生关系，基督教意味着救世主在他尘世生活中表现出的仁爱、谦恭、贞洁、尊严等各种美德。他倡导宗教改革，并且认为真正的宗教改革“就是要在抛弃它原有的许多表面形式的同时，重整道德”，回到真正发自内心的敬重和以基督为榜样的早期基督教徒那种比较纯洁的宗教信仰上去。他也相信，经过讽刺、公众意见的影响和政府当局的措施，政界和教会中的一切突出的弊端即使不能自行消散，也会被铲除殆尽。

伊拉斯谟创立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或圣经人文主义在1500—1520年广为流行，成为意大利以外人文主义的最重要潮流，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开辟了道路。然而伊拉斯谟只满足于培养一小批精神贵族，“完全和顽固不化地讨厌一切可称为革命的运动”，坚决反对与罗马教廷断绝关系，极力维护教会的统一。他强调理性，反对宿命论，最终在自由意志问题上与路德发生激烈争论，虽然继续受到茨温利、加尔文等宗教改革家的尊敬，但却被马丁·路德彻底唾弃了。

（三）胡登

胡登是一位“粗鲁的弗兰肯贵族，它由于命运的捉弄而成为一位学者、一位人文主义者、一位爱国者和一位走自己道路的宗教改革者”。

1488年4月21日，胡登出生于图林根富尔达（Fulda）附近施台克尔贝格（Steckelberg）的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因为身体孱弱，11岁时就被他父亲送进富尔达多明我修道院。然而，胡登憎恶经院神学，一心想当学者和作家。1506年，他逃出修道院，先在法兰克福大学注册，后来又转入莱比锡大学学习，与一些人文主义者有所接触。1508年，胡登因生活放浪，染上梅毒，不得不离开莱比锡，没有明确目标地到处漫游。1511年，他因为发表了一本关于诗艺的小册子而名声大振，被世人誉为杰出的拉丁文作家。1512年，胡登前往意大利学习法律，但意大利战争的爆发切断了他的来自家乡的经费资助，不得不通过参加雇佣军，借薪饷返回帝国。

1515年，胡登再次前往意大利，试图继续其学业，但他痛恨教会的腐败堕落及其对德意志人的剥削压迫，发表《瓦迪斯库斯或罗马的三位一体》，激烈攻击罗马教皇的“强力、狡猾和假装神圣”，热切呼吁德意志“民族”，团结起来，联合开展反罗马的武装斗争，“保护地方教会的权利、牧师主教的自由选举和德意志人的觉醒”。1517年，胡登返回帝国，没有取得任何学位，但却被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封为“诗王”。胡登也把马克西米连看作一位理想的统治者，主张在支持改革的皇帝的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帝国。在《致虚构的意大利皇帝马克西米连》（EpistolaadMaxiliaalifictitia）一文中，胡登明确要求诸侯服从皇帝的领导，建立一支强大的帝国军队并由帝国国库支付费用，军官全由骑士充当，士兵则由农民构成。

作为一名骑士人文主义者，胡登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觉悟和民族意识。他敢爱敢恨，也曾积极参加过反对教会诸侯的骑士暴动，但其思想观念仍属于旧时代，他所主张的帝国改革纯属封建浪漫主义的“海市蜃楼”，是根本无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