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谈到了“列宁的德皇使命”这个故事,他说:“这个故事的两对主角中,一对沾亲带故: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是一对表兄弟,同属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家族;”“一对是同乡加学友:孟什维克的代表人物克伦斯基是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的老乡,两人都生长在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其父亲还曾担任过列宁中学时期的校长。”“假如没有德皇威廉二世与表兄弟尼古拉二世之间的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许就不会发生;假如没有学长列宁推翻学弟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俄国或许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说:“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彭北秋问了一个问题:“德国真的会进攻苏联吗?”“我的判断是,会。”瓦连京说:“但是,德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渊源流长。叶卡捷琳娜二世,原名索菲娅·奥古斯特,是俄罗斯历史上唯一被称为‘大帝’的女皇。她就出生于普鲁士一个已经日薄西山的贫困贵族家庭中。但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女孩,最终登上了俄罗斯皇位,成为史称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传奇人物。”“在过去的数个世纪中,‘俄罗斯德意志人’中涌现出不少杰出的人物,譬如:日俄战争时任俄罗斯外长的拉姆斯多夫、纳粹精神领袖卢森堡、19世纪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因修建固若金汤的塞瓦斯托波尔防御工事而成名的俄军将领托特莱本伯爵、1934年因发现‘切连科夫辐射’并参与发明‘托卡马克’环磁机的塔姆……”他叹了一口气:“这就是德国与俄罗斯关系的复杂之处。”“战争很残酷,一战我们与德国较量过了,因为德国想赢,而俄国不想输。”关于东方。瓦连京说:“西方有一个着名的‘黄祸论’,是指成形于19世纪的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理论。该理论宣扬黄种人对于白种人是威胁,白种人应当联合起来对付黄种人。”“是针对中国吗?”“不,还有日本。”瓦连京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祸论’甚嚣尘上,矛头针对中国和日本等国家。”“关于这种理论的系统起源,一般被认为,最早出自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在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在这本书里,巴枯宁对“黄祸论”作了非常直白的阐述。”“这种理论被炮制出后,西方的政客们除了在政治上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外,还列举出了所谓的三次“黄祸”的历史事件。”“第一次‘黄祸’发生在4世纪至5世纪: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北匈奴和南匈奴,南匈奴附汉称臣,东汉联合南匈奴击败北匈奴,迫使部分北匈奴西迁。西迁至欧洲的匈奴人对日耳曼人和东罗马帝国不断征伐,迫使日耳曼人南迁,南迁的日耳曼人最终灭亡了西罗马帝国。”“第二次‘黄祸’发生在11世纪至12世纪:隋代,突厥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两者相继被唐朝灭亡,部分西突厥部落西迁。迁至西亚的突厥人对东罗马帝国的征伐引发了十字军东征,最终突厥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灭亡了东罗马帝国。”“所以,罗马帝国的灭亡,都与东方有关。”“第三次‘黄祸’发生在13世纪:蒙古第二次西征攻占布达佩斯后,前锋攻至维也纳附近的诺伊施达,主力渡过多瑙河,攻陷格兰城。随后窝阔台大汗去世的消息传来,统帅拔都因汗位继承问题撤军东归。这次蒙古西征在欧洲大地引起一片恐慌。”“与‘黄祸论’结伴而生的是‘黄祸图’,其为德国画家赫曼·克纳科弗斯于1895年所创作的版画,但正式的名称却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威廉二世所题的‘欧洲各民族,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此画居中手持剑的人物是天使长圣米迦勒,他与画中其他手持武器者代表欧洲的基督教徒,而在右后方的佛像与龙是代表东方,指的是含中日朝等亚洲黄种人。”彭北秋参与了辩论,他批驳了“黄祸论”。他接口说:“在这一背景下,‘黄祸论’成为德意志帝国极具实用价值的外交话语工具。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亲自设计构想《黄祸图》,以‘扞卫基督教文明’为号召,试图说服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承担防范‘东方威胁’的使命。其更深层的战略考量,则是引导俄国将注意力转向远东事务,从而减轻德国在欧洲所面临的俄法同盟压力。”“这一地缘政治操弄,不仅表现为德皇借‘黄祸论’鼓动欧洲列强共同警惕日本崛起,也体现在俄、德、法三国于甲午战争后联合干涉,迫使被欧洲舆论塑造为‘黄祸’代表的日本将已割让的辽东半岛归还清朝。”“这种话语政治与权力博弈的结合,很快转化为更直接的殖民扩张行动。1897年11月14日,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派遣舰队占领胶州湾,随后于1898年3月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正式建立胶州湾租借地,并开启了对青岛及其周边地区长达十余年的殖民统治。”“德国的行动随即引发列强竞相攫取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的‘瓜分中国’高潮,使19世纪末的中国进一步沦为帝国主义争夺的对象。”“由此可见,‘黄祸论’并非对东亚现实的客观描述,而是一套由西方列强主导建构的种族主义话语体系,其功能在于将殖民扩张、排华政策与种族等级秩序,包装为维护文明与社会安全的必要举措。”彭北秋的观点,有理有据。我国现代着名的历史学家王桐龄,清末考取秀才,后留学日本,191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系,获文学学士学位,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攻读史学而正式毕业的学人。1928年,王桐龄所着《中国民族史》脱稿,在这本书里,他近于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此的看法,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却是入木三分,道出了的问题实质。:()间谍永不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