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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主（第2页）

我们仍然待在凉台上。这晚间确实非常好。

仆人给我们上了茶。

“请问，”我开口说，“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迁到山谷那边大路旁的那家是您的佃户吗？”

“是我的……怎么？”

“您这是怎么啦，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这可不应当呀。拨给那些庄稼人的房子太差、太小了；周围连棵树也见不到；甚至连个小鱼塘也没有；井只有一口，而且还是不顶用的。难道您就不能找个别的地方吗？……我还听说，您把他们以前的大麻田也收走了？”

“地界是这么划的，拿它有什么办法呢？”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回答我说，“这样划地界我也觉得有些不合适。（他指指自己的后脑勺。）我看不出这种划法有什么好处。至于我收回他们的大麻田，没有在他们那边挖养鱼塘什么的——关于这些事嘛，自有我的道理。我是个老实人，按老规矩行事。依我看，老爷终究是老爷，庄稼人终究是庄稼人……就是这么回事。”

对于这样明白的不容置疑的理由，自然是没法与他再说了。

“而且，”他接着说，“那些庄稼人不是东西着呢，很令人头痛。尤其是那边的两家；先父——祝他升天堂——在世时就讨厌他们，挺讨厌他们。对您说吧，我有这样的体会：如果老子是贼，儿子必定也是贼；有什么法子呢……唉，遗传呀遗传，这可是个严重的问题！坦白地对您说吧，我把那两户中没有轮到的人都送去当兵了，把他们东一个西一个地拆散开来；可也根除不了，有什么办法？他们能繁殖着呢，这些可恶的家伙。”

此时周围全然寂静下来了。只是有时吹来一阵阵晚风，每当一阵风停息在房子近处时，从马厩那边频频响起的有节奏的鞭打声就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刚刚把斟满茶的碟子端到嘴边，而且已经张开了鼻孔——大家都知道，地道的俄罗斯人都是先张开鼻孔才喝茶的——可是他停住没喝，侧耳倾听，点了点头，然后才呷了一口，就把碟子放到桌子上，露出最慈祥的微笑，似乎不由自主地应和起那些鞭打声，喊着：“啪啪啪！啪啪！啪啪！”

“这是怎么回事？”我惊讶地问。

“这是按我的吩咐，在那边惩罚一个调皮鬼……就是那个在餐室里干活儿的瓦夏，您知道吗？”

“哪个瓦夏？”

“就是头些时候侍候我们用餐的那个，长一脸大胡子的。”

无论怎么愤慨，也抵抗不住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那明亮而柔和的目光。

“您怎么啦，年轻人，您怎么啦？”他摇着头说，“您干吗这样盯着我看，难道我是个坏蛋吗？惩罚是出于爱护嘛，您是懂得的。”

过了一刻钟，我便向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告辞了。我乘车经过村子时，瞧见了那个餐室听差瓦夏。他一边在马路上走着，一边咬着核桃。我让车夫勒住马，唤他过来。

“喂，伙计，你今天挨打了？”我问他。

“您怎么知道？”瓦夏反问说。

“是你家老爷对我说的。”

“是老爷亲口说的？”

“他为什么让人打你呢？”

“我是该挨打的，先生，该挨打的。我们这儿不会平白无故惩罚人的；我们这儿不会这样做的——确实不会。我们的老爷不是那号人；我们的老爷……全省都找不出他这样的好老爷。”

“走吧！”我对车夫说，“这就是旧俄罗斯呀！”在回家的路上我这样琢磨着。

亲爱的读者们，打猎的主要一种好处，就在于它让你时常坐着马车一处又一处地东奔西跑，这对于一个清闲无事的人来说，的确是一种莫大的乐趣。当然，有的时候（特别是在雨天）就不那么愉快了，比如在乡间土路上彷徨，或者在荒野里完全迷了路，这种时候随便遇到一个庄稼人，就只好叫住他问：“喂，老乡！去莫尔多夫卡怎么走呀？”而到了莫尔多夫卡后，又得向一个笨头笨脑的婆娘（庄稼汉们都下地干活去了）打听：离大路旁的客店还远不？怎么个走法？车子跑了十来俄里，不见有客店，却来到了一个地主住的破败穷酸的霍多布勃诺夫小村，把一群躺在路中央齐耳朵深的黑褐色烂泥里的猪吓得半死，它们万万没有想到竟有人前来打扰。每当驶过那些摇摇欲坠的小桥，奔下山谷，越过满是烂泥的小溪，也不是什么愉快的事；令你不愉快的还有，几天几夜奔波在绿色原野中的大路上，或者——老天保佑，切莫遇上——在一面写着数字二十二，另一面写着数字二十三的五颜六色的里程标前的烂泥地里陷上几个小时；一连几个星期吃的尽是鸡蛋、牛奶和人人夸奖的黑麦面包，也够你受的……然而，所有这些不便和不顺心会换来另一类的好处和满足。不说这些了，现在就来谈谈正题吧。

由于以上已谈了很多，就无须向读者详述我在四五年前是怎样来到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