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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兰坡秘密行动（第2页）

为了不让这份珍贵的历史文明遗产毁于日本人之手，贾兰坡决定干一件冒险的事情，把“北京人”遗址的所有图纸，从日本人控制下的协和医学院“偷”回来。

然而，要从日本人的眼皮下和黑洞洞的枪口下“偷”出图纸，谈何容易！于是，贾兰坡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即把原图纸偷偷复制一份，然后再想法拿出去。

但原图纸的比例为1:100，如果在办公室里对图纸原封不动地进行复制，一是很容易被人发现，二是即便复制成功，由于原图纸的目标太大，带出去时也肯定会被日本兵搜查出来。而一旦被搜查出来，不仅图纸保不住，恐怕连自己的脑袋也难保了。怎么办？

经过反复思考，贾兰坡又想出一个可行的办法，即把原来图纸1:100的比例缩小为1:200，先画成草图，带回家后再详细描绘出来。

方案既定，贾兰坡开始了行动。

为了携带方便，防止出门时被日本兵搜查出来，贾兰坡在办公室画草图时，使用的是一种又细又软的薄纸。由于这些“北京人”遗址图纸原来多半都是贾兰坡自己亲手测绘的，因而画起来可谓轻车熟路。到了下班的时候，他再将这些草图藏在身上，或者干脆就放在衣服兜里，日本哨兵检查时，他就大大方方地掏出来晃一晃，日本兵以为是“手纸”，便照例放行。

回到家后，一吃过晚饭，贾兰坡便将这些“手纸”一一平展开来，再仔细地描绘在另一张纸上。

当天的草图，必须当晚绘完，次日再去“上班”，再去“作案”，再去冒险。

就这样，一天绘一张或者两张，一下就干了两个月。

在当“小偷”的两个月里，贾兰坡每天早起晚睡，担惊受怕，几乎每晚都要干到一两点，甚至有时还要干通宵，身心交瘁，疲惫不堪。不过，尽管“小偷”的日子度日如年，所幸的是，他最后终于还是将原来所有的“北京人”遗址图纸全部复制完毕，并将它们一一装订成册。

在偷偷绘制图纸的同时，贾兰坡还偷偷干了一件同样很漂亮的事情：加印发掘周口店出土物品的照片。

年轻时的贾兰坡就喜欢照相，后来因工作需要，这门技术大有长进。当年外国科学家在周口店视察或工作时，不少照片都是他拍摄的。而有关周口店发掘过程中的不少照片，绝大部分也是出自他手。这些保存在协和医学院的照片和那些手绘图纸一样，在周口店发掘史上同样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为了将这批珍贵的照片资料保存下来，贾兰坡每天偷偷从办公室的柜子里取出几张底片，用纸包好，再想法混出大门，来到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五兴照相馆，将照片洗印出来，而后再将底片悄悄放回原处。一个多月下来，基本把保存的珍贵照片翻印出来，并装订成册保存于家中一个隐蔽的地方。

历史让人们看到的是，贾兰坡这一大胆的“盗图”与“盗相”之举，为周口店遗址和“北京人”等出土化石留下了历史性的见证。所保存的图纸和照相资料，成为研究周口店和“北京人”等化石标本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特别是那本经过精心复制而成的平面和剖面图册，比原图的记录还要完整。后来，这部图册用照相技术拍摄下来，洗印几本，一直为同行所沿用。

原协和医学院图书馆（作者摄）

随着形势的发展，贾兰坡当初的预感，以及铤而走险“盗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很快得到了验证。就在图纸和照片悄悄复制和翻印完毕后不久，日军便采取了行动，将原来保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B楼解剖科魏敦瑞研究室有关周口店的所有文件资料，以及保存在娄公楼106室和108室的所有文件、图表和一部分标本，统统劫掠运回了日本。

更加令人痛心和不可思议的是，一队日本宪兵住进协和医学院娄公楼后，因急于用房，竟然把存在协和医学院娄公楼的古生物书籍和枯骨化石装入一辆载重汽车，拉到东城根下（东总布胡同东口、小丁香胡同东口往北十数步），全部焚毁。当地市民听说日本宪兵在焚烧协和医学院的藏书，纷纷前往围观，见书籍正在熊熊燃烧，便将一部分书籍从火中抢出，而后转手卖给街头收破烂的商贩。至于从载重汽车上倒下的一大批古脊椎动物骨骼化石，市民自感不能售卖，弃之不顾，凶悍的日本兵用军靴一阵乱踏猛踩，大多化成碎块。少量幸存者，散落满地，又被疾驶而过的车轮碾碎。当时有一位叫韩德山的协和医学院食物化学系职员，下班路过此处，在目睹了日本宪兵罪恶一幕的同时，趁施暴者未加注意，偷偷捡了四块骨骼化石带回家中。1950年年底，已在西安定居的韩德山将这四块骨骼化石寄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并说明来历。经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鉴定，一块是水牛的距骨，三块是鹿的距骨，四块骨骼化石均出自周口店“北京人”发掘地点。

顺便提及的是，当年中国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的负责人杨钟健南下之前，曾将一个小箱子交给贾兰坡，并叮嘱道：“这里有一件毛泽东由长沙写给我的信，很重要，千万别让人看见，更不能落到日军手里。此外，还有我花费多年心血写成的手稿，也万万不能丢失。”

杨钟健走后，贾兰坡不知将这个小箱子藏到哪里是好，最后，他找来了老实可靠的老技工陈德清，两人找来梯子，爬到办公室楼顶的天花板上，打开天花板的一块维修孔，用绳子将箱子拽上去，藏在了天花板内。后来日本兵占据了协和医学院并搜遍了每一个角落，但这只箱子却因秘藏有术，躲过了一劫。

抗战胜利后，杨钟健返回北平，向贾兰坡问及那只箱子，贾将他带到协和医学院，从天花板内取了出来，杨深为震惊，打开一看，所藏物品安然无恙，当年毛泽东写给他的信同样完好无损。借此机会，贾兰坡看到了信的内容：

钟健先生：

前几天接到通告，知先生当选执行部主任。今日又接来示，嘱补填入会愿书，今已照填并粘附小照奉上。惟介绍人系王君光祈为我邀集五人，我现在只能记得三人，余二人要问王君才能知道。以后赐示，请寄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为荷！

弟泽东

廿九

当时的毛泽东与北京大学地质系学生杨钟健皆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这是在五四时期青年社团中，会员最多、历史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民间学会。时毛泽东由北京回到长沙组织革命运动，杨仍在北大读书并被选为少年中国学会的执行部主任。毛的来信主要为入会登记一事，内容不多，但足以见出二人的关系和共同的理想志向。贾兰坡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冒险保全了杨钟健手稿的同时，也保全了一份珍贵的革命文献。许多年后，这封书信作为一道红色的历史印记，对“文革”中遭受批斗并打成“黑帮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的杨钟健，起了极其关键的保护作用。否则，作为1948年由蒋介石掌控的国民政府评选的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杨钟健性命堪忧，说不定在哪一场批斗会上就进入阎王殿，倏忽登上鬼录——这已是题外话了。

且说贾兰坡为“北京人”遗址的图纸和照相等资料费尽心机保护之后，刚刚松了一口气，日本人对“北京人”的追查和搜寻又开始了新一轮行动，其紧迫、疯狂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贾兰坡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