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珍珠港事变算起;
2。从七七事变算起;
3。从“九一八”开始清算;
4。算到甲午战争那一年。
对此,史克门少校认为,自“九一八”算起似乎最合理,但应该呈送到高一层的机关决定。毁坏的古物应该赔偿,盗窃的古物应该归还,这在原则上应无问题,但具体的办法仍应遵守“有切实证据的”及“可以辨别的”两个标准。
上述意见大致符合中国代表团的期望,但真正实行起来,盟军总部似乎也不是那么痛快,或者说显得很是困难。至于何以如此,不得而知。
一日,盟军总部有一个叫鲍尔士的美国高级顾问,在京都碰见了李济。鲍尔士曾在哈佛大学研究民族学,也在中国的西藏考察过,与李济是旧相识。二人在日本相遇,自然都很高兴。当鲍尔士得知李济所遭遇的困难后,很坦诚地对李济说:“美国政府对于中国要求日本偿还劫掠的文物,是极同情的,但英国却不一定。他们对于‘劫掠’一词(斯坦因等在新疆、甘肃一带的行为)极为敏感,不一定会帮助中国。所以,我的意见这事最好就在盟军总部办理,不要推到盟军管制委员会(Alliedtrolcil)去决定,那里是不会得到什么好结果的。”
听了鲍尔士的话,李济已心中有数。但可惜的是,他和史克门少校在京都寻找了整整一个星期,还是没有找到“北京人”。
在余下的日子里,李济依然坚持在日本四处奔波,八方打听,哪怕有一点点与“北京人”相关的线索,他也要亲自过问,亲自查询,但依然没有什么新的线索。
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日本国的本土找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本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有关人士却推说“地址不明,难以查询”。再者,去年11月19日美联社曾发布了《拯救“北京人”遗骸——包括在掠夺品之内的地质学珍品在日本发现》的消息,今年1月1日英国路透社又发表了《“北京人”将由日本归还中国》的消息,但现在,为什么以美国为首的盟军总部对“北京人”到底找到没有,找到后到底在谁的手里等问题,又避而不谈甚至干脆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呢?很显然,“北京人”还在日本人手中,或者遗失在了别的什么地方,这些都是完全可能的;但谁又可以断言,美国一定没有从日本人手中将“北京人”揽入自己腰包呢?
李济把有关寻找“北京人”的情况向中国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做了汇报。对方听罢,感到问题比较复杂,也很棘手,当即给盟军总部发去《备忘录》,请求盟军总部继续协助查找“北京人”和其他人类学标本的下落。《备忘录》原文如下:
备忘录
致:威洛比陆军少将参谋长助理,
主文:为送还周口店的人类学材料及中国猿人的研究记录事。
1。根据报告,以下各项物件在战时从北平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被送到日本:
(1)“北京人”标本,包括7个头骨、12个下颌骨、一些牙齿及骨骼材料。
(2)周口店第1地点、第15地点及山顶洞的石器、骨器及动物遗骸。
(3)关于周口店发掘的工作记录、照片和文件等。
(4)安阳发现的狗及狼等哺乳动物。
(5)步达生教授及魏敦瑞的关于人类学的书及单行本等。
2。已经知道,在发掘周口店的工作中及创办了新生代研究室时跟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曾经请求盟总(SCAP)查询上列失物。随后一些属于项目(2)和(3)的标本被送还了,现在是在盟军总部自然资源组保管。中国代表团李济博士应中国经济部的要求,请对这些高度重要的科学标本做更进一步的查询。经过请求从C。I。E组已发现物件的清单,附在后面的是这个清单的抄件。
3。为此请求盟总(GHQ,SCAP)批示文物保管处的外国及杂项财产部把重新找到的周口店人类学的标本和中国猿人的研究记录交给代表中国代表团的李济博士。
4。恳切希望你们对于这些请求加以注意。
中国代表团团长朱世明
1946年4月30日
很快,盟军总部与日方就劫掠中国物品问题,初步达成了如下几项协议:
1。七七事变以后之劫掠品,有证据者即退还中国;
2。登记日本私人收藏目录以备检查;
3。已决定之事项为周口店遗物即时交还代表团;
4。中央图书馆书籍即时预备送还。
然而,令人大失所望而又无可奈何的是,尽管李济在日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对“北京人”前后共进行了五次寻找,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北京人”。
5月5日,带着一腔遗憾,李济离开日本回国。
5月24日,李济致函裴文中,并附了一份备忘录和物品清单。李济的信全文如下:
文中先生:
5月21日手示敬悉。弟于5月5日返国,因写报告,各处信都未写。弟在东京找“北京人”前后约五次,结果还是没找到,但帝国大学所存之周口店石器与骨器已交出(弟已看过一遍,确是你们的东西),由盟军总部保管。弟离东京时,已将索取手续办理完毕。兹将致总部之备忘录抄奉,即可知其大概矣。一切详情容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