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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谎言还是秘密（第2页）

1942年3月28日《晨报》报道孙中山灵脏奉移离京消息

陈副院长接到报告后，出于和叶捷、张森水同样的心情与考虑，迅即做了两点指示：

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此事要保守秘密；

二、由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张金东处长起草协调调查的具体方案。

1996年5月3日，在张金东安排下，叶捷和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徐文耀等有关专家商谈，很快制订了一个对北京日坛公园“埋藏”地点进行“地表探测”的方案。5月8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电震探测组来到日坛公园现场，对事先圈定好的“埋藏”区域进行探测，认为在11线9点附近下方存在电法、地震局部异常体，异常体深度约1。5米到2。5米，厚度、宽度均为1米，长度方向占6个测点，约3米。

张森水从日坛公园考察结束后回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作者摄）

于是，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提出的探测报告，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正式向路甬祥常务副院长和陈宜瑜副院长呈送了《有关发掘工作的设想报告》。路、陈两位副院长当即明确指示：“抓紧时间，严密组织，保证安全，快速解决问题！”

邱占祥在办公室向作者讲述到日坛公园寻找“北京人”经过（作者摄）

叶捷副所长受领指示后，迅速赶赴日坛公园和该园负责人商谈发掘事宜。没想到，日坛公园的负责人断然拒绝发掘。其理由是，一旦发掘，将破坏神道和古松。而日坛公园里的神道和古松是文物，绝对不能破坏，哪怕在此动一草一木都要上报。面对此情，叶捷只好再三说明发掘、寻找“北京人”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后又几经协商，公园负责人终于想出了一个两边兼顾的办法，可以借助公园人员给古树复壮施肥的机会搞点小规模发掘。

双方协议总算达成，并定于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发掘。为了这一工作顺利进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日方顾问仰木道之签订了一份《关于发掘失落的“北京人”化石可疑埋藏地点的协议书》。该协议书主要就发掘物的归属、录像、照片等版权事宜做了较明确规定：

一、如果发现出土物是“北京人”头盖骨以及相关的古人类化石，归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有；

二、如果发现出土物是金银、瓷器等物，则献给国家文物部门；

三、电视录像、照片等版权归双方所有，双方共享发表权。

6月3日上午8时整，发掘序幕拉开，原拟定参加发掘的各路人马聚集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一楼标本室的会议厅里，其中有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负责人、古人类专家、高级技师、技工、摄影师、司机等18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徐文耀和两位地球探测专家，以及科学出版社的一名摄影师；同时，还有仰木道之、嘉藤刚清和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皈木进3位日本朋友以及该公司的魏建平。出发前，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邱占祥特别主持召开了一个简短动员大会，并由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局长秦大河做了动员讲话，秦大河动情地说：“‘北京人’化石自1941年神秘失踪到现在已经是55个年头了，自从这珍贵的化石失踪之后，中国政府以及国际友人曾为寻找一事做了大量的工作，中科院也为此尽了最大努力，但一直没有可靠的线索。这次根据日本朋友仰木道之先生提供的最新线索，前几天我们对埋藏地点做了物理探查，发现情况确有异常。也许，失踪了半个多世纪的‘北京人’，真的要回来了，而最早迎接他的就是我们。可见，就我们而言，这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当然，我们在迎接这位历史老人时，要注意保守秘密，不要节外生枝，让他再次溜走了……”

秦大河说完，中科院科技安全局副局长张青吉介绍了发掘点的保安措施和应注意的事项，随后大家以极其亢奋的心情走出会议厅，登车向日坛公园奔去。

日坛公园大门（作者摄）

此前，中国科学院保卫处长领着3名警卫人员率先进驻了日坛公园，并将发掘区域用彩色编织带围了起来，同时三令五申，一律禁止外人接近。当这一切安排妥当之后，1996年6月3日上午10时，发掘工作便正式开始了。

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首先用铁锹在一棵古柏正南近1。5米的地方，画出一个长2。5米、宽1。5米的矩形，物探的11线9点便位于这个矩形的中心点上。随后，秦大河与邱占祥挥锹破土。接着4名北京日坛公园的工人在专家们的指导下，开始全面发掘。

发掘工作按实施计划进行到接近1。5米时，掘进的速度明显放慢了。当挖到2。2米时，仍未发现有任何埋藏物。这时，所见四壁地层剖面为：0—1。3米为棕黑色表土，其间偶夹瓦砾等；1。5—1。9米为含灰白色钙质结核粉砂质泥岩；1。9—2。2米为灰绿色细砂岩；1。3米开始为原始地层，未见任何曾动土现象。鉴于此，专家们经过商议，临时决定，在坑之东南角再向下掘进59厘米。

遗憾的是，掘出的全是细黄砂岩，仍不见一件埋藏物。而事前探测的所谓“异常体”，经检测，不过是一堆由特殊分子结构而成的碎石而已。于是，发掘工作只好停止。

2008年，当年的发掘参与者王乡城带作者来到日坛公园，找到了那棵古松和发掘地点（作者摄）

面对这一尴尬情景，众人仍不甘心，又向北壁掘进了60厘米，依然未发现异常痕迹。最后，几名现场领导和有关专家经过研究决定，停止发掘寻找工作。此时，叶捷副所长看了看手表，指针正指向12时58分。

古松上确有刀劈过的痕迹（作者摄）

2小时58分的发掘寻找，就这样无可奈何、莫名其妙地结束了。喧腾一时的日坛公园，很快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历史，似乎又一次开了一个玩笑。

是喜剧？闹剧？还是恶作剧？这个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重大秘密”，这个临终遗嘱，究竟是发自心底的善意忠告，还是病榻上的神经质幻觉？到底是死亡前的梦境呓语，还是歇斯底里的欺世谎言？抑或干脆就是对中国人一次故意的调戏与嘲弄？除了那个死去的日本人，恐怕谁也不知道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当然，这个日本人临终前留下的“秘密”到底是确凿的事实，还是骗人的谎言，仍有待历史和科技的进一步验证。也许，当时所用的探测仪器还不够先进，也许探测的范围出现了偏差，也许发掘的地点不相吻合……总之，此次对“北京人”的发掘寻找，虽以无结果而暂时画了句号，却是一次必要而有益的探寻，它不仅引起了更多局外人对“北京人”的热情和关注，同时也诱发了无数有识之士对“北京人”下落之谜更深层的探索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