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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朗和前女友的故事（第1页）

她当时以为他在说情话。后来才知道那是他少有的、认真的、提前许下的免责声明。

五年前，袁朗还在军区侦察大队，中二十六岁，祁箐月是文工团的舞蹈演员，二十四岁，已经跳了六年独舞。他们认识是在一次“文艺轻骑兵”下基层的慰问演出上。祁箐月跳了一支独舞，跳完后主持人问她想不想邀请一位台下官兵上来互动，她站在舞台边缘，目光越过前面几排坐得板板正正的战士，挑中了最后一排歪在椅子上、作训服领口敞着、嘴角挂着半截没擦干净的苹果汁的袁朗。袁朗被点到名时愣了一下，旁边的战友开始起哄。他站起来，把苹果核扔进垃圾桶，走上台。祁箐月把话筒递给他，说你会什么。袁朗想了想，说我会翻跟头。然后他在舞台上翻了三个侧手翻，动作利落得像在跑障碍，翻完站稳，对她敬了个礼，说请指教。台下笑成一片，祁箐月也笑了——不是礼貌的笑，是被逗到的笑。她笑起来嘴角左边先翘，右边慢一拍，像是连笑容都要讲究节奏。

后来袁朗问她为什么挑自己。她说你坐在最后一排，不像别人那样往前凑。袁朗说我那是刚跑完十公里累的。她说那你翻跟头怎么不累。袁朗说翻跟头比跑十公里容易，翻跟头不用想事。她又笑了。他喜欢看她笑。她笑的时候下巴会微微扬起，眼睛眯成两道弯月，整个人从那种“文工团台柱子”的距离感里掉出来，变成一个二十三岁的、爱笑的、普通的姑娘。他们开始约会。不是约会，是偷时间。袁朗的训练任务重，祁箐月的演出排期满，两个人只能在各自日程的缝隙里见面。有时候是她演出结束后的深夜，袁朗开着一辆从兄弟连借来的吉普车去接她，副驾驶放着从炊事班顺来的保温饭盒，里面装着饺子。她穿着演出服，坐在副驾驶上吃饺子，吃了三个说太油了会胖，然后把剩下的全喂给他。他说你不吃我吃，等会儿送你回宿舍我还得再跑五公里。她在他后背上捶了一拳，力道很轻，像她跳舞时甩水袖的余韵。

恋爱初期的甜是那种不需要费力就能尝到的甜。

祁箐月会在袁朗休假的周末穿着便装出现在营区门口——便装是她从文工团宿舍衣柜里挑了很久的连衣裙。她站在灰扑扑的营区门口，像一颗误入沙漠的糖果，所有路过的兵都假装没在看。袁朗从训练场跑出来，满头是汗，作训服上全是泥，看见她站在门口，先是愣住，然后挠挠头，说你穿成这样我怎么带你去吃饭。她说你换个衣服不就行了。他说我没便装。她说你等着。下次休假她带了一整套便装来——裤子、衬衫、皮带、皮鞋，连袜子的颜色都配好了。袁朗穿上之后站在镜子前看了半晌，说我觉得我像个新郎。祁箐月站在他身后看着镜子里的人，把下巴搁在他肩膀上，说你本来就该像个新郎。

有一次她生日，袁朗提前好几个月开始攒假，想给她过个像样的生日。结果生日前一天接到紧急任务，他带队去山里搜捕一名逃犯，在山里过了几天。等他回来时她生日已经过了好几天，他站在文工团排练厅门口，作训服还没换，脸上挂着被树枝划出来的细痕，手里拎着个被压扁的蛋糕盒。蛋糕是他在山下小镇唯一的蛋糕房里买的，奶油塌了，上面的字没了。祁箐月穿着练功服从排练厅走出来，看见他拎着个塌掉的蛋糕。她没说话，拿起勺子挖了一口塌掉的奶油放进嘴里，说还行，没坏。袁朗站在她面前，一句话说不出来。她吃完那口奶油放下勺子，抬头看他，眼睛是红的，但没有哭。她说袁朗你要是再这样，我真的会生气。他没说话。但她生日之后的每个周末他都尽量挤出时间来看她，哪怕只是在她排练厅门口坐半小时，隔着玻璃看她跳舞。

她也对他好。祁箐月每次从文工团去侦察大队看他，都带一个保温袋，里面是她从文工团食堂亲手蒸的馒头、熬的小米粥。她说文工团食堂的馒头比你们侦察大队的好，不是碱放多了就是碱放少了，我让师傅单独蒸的。袁朗吃了一口说这馒头别吃了，留着卖吧。她打他。后来她知道袁朗喜欢吃话梅糖，每次来都在保温袋里塞一包——不是现在袁朗兜里揣的那种彩虹糖纸的话梅糖，是她在市区大商场进口食品区买的日本话梅糖，每一颗独立包装，糖纸上印着日文。袁朗说这糖太贵别买了。她说贵不贵是你的事，买不买是我的事。他拆了一颗放进嘴里，酸得皱眉，然后笑了。她说笑什么。他说这糖你挑的。她说废话。他说你挑的，酸的也是甜的。

有一次祁箐月问袁朗如果有一天他们分手了会是什么原因。袁朗正在擦枪，头也没抬说不会分。她说假设。他想了想，说如果真有那一天，应该是我太忙，你觉得我不够爱你。她沉默了片刻，说你也知道你会太忙。袁朗看着她。他说我这个人就这一身军装几条命，能给的就这么点。你要是哪天觉得这点不够，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她当时以为他在说情话。后来才知道那是他少有的、认真的、提前许下的免责声明。

他们第一次吵架，是因为袁朗又失约了。那年情人节，文工团刚好在驻地附近慰问演出，祁箐月特意提前申请了晚间自由活动。她买了新裙子，比之前那条连衣裙更素一点，颜色是淡蓝，和她平时在舞台上的浓墨重彩完全不同。排练时她把那条裙子挂在更衣室最显眼的位置，每次休息就去看一眼，用手指平了平褶边，想象在餐厅里袁朗会怎样推开门、会在她面前愣住、会用她无数次在心里校准过的惊讶速度望向她。袁朗说好。然后那天下午，侦察大队接到临时战备拉动命令，袁朗跟着队伍拉进了山，手机没信号。祁箐月在餐厅里等了很久，茶凉了好几壶，侍应生来问了好几次要不要先上菜。她说再等等。然后她穿着那条蓝色裙子坐在空荡荡的双人桌对面，把袁朗的手机关机提醒听了很多遍。他把手机带进山了，不在服务区。

第二天袁朗从山里出来，看见手机上有一连串未接来电和一条短信。短信上写的是“你快回我电话”。没有感叹号，没有多余的字。他拨回去，响了很久她才接，声音不是哭，是那种把哭压得很平的平。他说对不起，昨天临时拉动。她说嗯。他说你吃饭了吗。她沉默了片刻，然后说袁朗，那条裙子我以后不会再穿了。他握着手机坐在营区门口的台阶上，嘴唇翕动了好几次，最终只挤出三个字：对不起。她挂了。

他坐在台阶上抽了整整一包烟。那会的指导员从门里出来，看见他把烟头扔了一地。什么也没说，进屋拎了瓶水放在他脚边，把地上的烟头逐个捡干净倒进垃圾箱。他以前不抽烟。是那天开始抽的。

那会他们还没分手。祁箐月过了几天主动打电话来，说下个月她有一场慰问表演，袁朗能不能来看。袁朗说能。她说你保证。他说我保证。演出那天他来了，坐在第一排，从头看到尾。祁箐月在台上跳完最后一支舞，谢幕时目光找到了他，笑了一下。那个笑不是她标志性的、左边先翘右边慢一拍的笑，是一种被重新缝合过的、边缘还带着小心翼翼的笑。演出结束袁朗在后台化妆间门口等她。她卸了妆走出来，穿着便装，脸上素净得像个陌生人。他说跳得很好。她说你还知道跳得好不好。他说我确实不懂舞，但我懂你。她眼眶红了，当着走廊里来来往往的演员和工作人员，没有去抱他。只是从他身边走过去，走了两步又停下来，没有回头，用背影对他说你要说话算话。他说好。他们和好了半年。

那半年是他们最后一段看起来像在恋爱的时光。

祁箐月正在准备全军的文艺汇演，排练压力极大，每天泡在排练厅。袁朗也开始带新兵连，两个人都忙，见面的频率从每周变成了半月，从半月变成了一个月。祁箐月开始不断问袁朗一个问题——你能不能转业。袁朗说不能。她说为什么，袁朗说因为我是兵。她说你可以不当兵，你有文化有学历有脑子，转业到地方找个安稳工作，我们住在同一个城市、每天都能见面。袁朗说我穿上这身军装不是因为有文化，是因为我就是这种命。她不理解。她以为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选择，但爱改变不了他的命。

后来有一次她的演出他去看了。结束后她在他面前说了句话，说你怎么又晒黑了，回头给你买点面膜——你把我给你买的护肤品用完了没。袁朗说护肤品没用。她说怎么没用，袁朗说太香了，擦完那群兵在宿舍里笑了好几天。她说我送你东西你还嫌香。然后她半开玩笑地说你知道文工团谁谁谁的男朋友转业了，现在在国企工作，分了房子；还有谁谁谁的老公，也是退伍的，开了个公司，现在天天接她下班。袁朗听着就知道这不是随口说的。她说她不是嫌弃他忙，是希望他过得好。

袁朗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们分手吧。

祁箐月站在化妆间门口，手里还拿着给他擦脸的湿纸巾，整个人定在那里像被按了暂停。她说你说什么。袁朗说我不想耽误你。她说你耽误我什么了，袁朗说你想要的那种生活我过不了。她说你凭什么替我决定我想要什么——袁朗说因为我已经看清楚了你犹豫的那些东西，你犹豫的每一样我都给不起。她哭了。她以前哭的时候会扭过头不看他，这次她没有扭头，眼泪顺着颧骨滑下来，把舞台妆残留在眼角的一点点亮粉冲成两道细细的银线。她说我什么都给你想了、什么都给你留了备用方案，就从来没想过你真的要分手。袁朗想说什么，发现喉咙已经堵死了。

她最后丢给他的那句挽留是一边哭一边说的：“你今天走出这个门就别再来找我了。”袁朗没有说话，往门口走了几步又站住，转过身把手里抓了一路的那包糖纸扔进走廊垃圾桶。那包糖纸还带着化妆间白色柔光灯的温度，是她刚从保温袋里掏出来塞进他兜里的。他扔了。祁箐月看见了，退后一步靠在化妆台边缘，化妆镜的灯泡把她脸上的泪痕照得清清楚楚。她没再说话，只是把桌上那盒还没拆封的面膜扫进垃圾桶里，然后转身背对门口。袁朗走了。他推开化妆间的门，走廊里的冷风灌进来。他在走廊里站了片刻，听见身后传来极轻的声响——那是她在把化妆台上所有和他有关的东西一件一件扫进垃圾桶。祁箐月的哭声没有传出来，但袁朗知道她在哭。他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直到走廊尽头的灯被人关了，他才迈开步子。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联系过，直到这次表彰大会上重逢。她在展厅里盯着他的眉心看了片刻，叫了他一声“袁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