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节那个星期日的早上,卡曼提回到我家,递给我一封信。信里说卡曼提的腿已经大好了,医生认为他已痊愈。卡曼提肯定知道信的内容,因为我读信的时候他一直目不转睛地欣赏着我的表情。但他不想和我讨论,因为他心里在筹划一件更重大的事。往常卡曼提的表情总是内敛庄重的,但这一次,他几乎抑制不住自己兴高采烈的神色。
每个土著人都是天生的戏剧大师。卡曼提故意把旧绷带绑回去,一直包到膝盖以上,就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他显然也意识到这一刻意义非凡——不是因为他有幸摆脱了病痛的折磨,而是因为他无私地意识到自己的痊愈将令我心生欢喜。他也许还记得我因为疗法无效而大感焦躁的模样,所以他也明白医院的疗效多么神奇。他慢慢地解开绷带,从膝盖一直褪到足跟,露出肌肤光洁的双腿,伤疤尽去,只余寥寥几点细小的灰疤。
卡曼提带着一贯的庄重神情,不动声色地尽情享受着我的惊讶和喜悦,然后又给我送上一份惊喜——宣布自己已经成为基督徒:“我和您一样了。”他又问我能不能给他一个卢比,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在今天复活升天的。
他离开我家,去拜访他的族人,她的母亲寡居在农场一处偏远的所在。后来她告诉我,卡曼提那天一反常态,把他对医院里形形色色的怪人和各种治疗方法的印象,统统给母亲讲了一遍。然后,他转身离开母亲的茅屋,径直回到我家,似乎他理所应当地觉得自己今后就属于这里了。从那天开始,到我离开肯尼亚为止,他一直留在我身边当仆人,大约有十二年。
我第一次见到卡曼提,觉得他顶多六岁,但他弟弟反倒是八岁小孩的模样。兄弟两人都承认卡曼提年纪更大一点,所以我猜可能是多年的病痛延缓了他的发育,估计他当时已经九岁。现在他个子更高了,给人的感觉仍然是个小侏儒,但你也说不出来他哪里畸形。他的两腮随着年纪增长而渐渐圆润起来,行走坐卧也变得自如轻快。我倒不觉得他难看,或许因为我端详他的时候总带着造物者的眼光。卡曼提两条腿细得像麻秆儿,形象永远令人讶异,一半像小丑,一半像邪灵,稍微修饰修饰就能放到巴黎圣母院的檐头蹲着朝下看了。但他心中也藏着明亮、热烈的一面,像画里色彩最炽烈的斑点,所以他为我家带来了一抹亮色。他的想法从来异于常人,如果有白人也流露出同样的想法,你肯定会觉得他特别古怪。
卡曼提心思细腻,也许是多年的苦厄让他养成了反思的习惯,凡事都要得出自己的结论。他一直独来独往,与世隔绝,即使和别人做一样的事,他做事的方式也大异其趣。
我为农场的人办了一所夜校,请了一位土著教师,其他的老师都是从教会那里聘请的。后来我从罗马天主教、英格兰圣公会和苏格兰长老会这三个教会都请过老师。肯尼亚土著人接受的教育仅限于宗教知识,迄今为止,除了《圣经》和祈祷书之外,我没听说有别的书籍被翻译成了斯瓦希里语。当年我一直想把《伊索寓言》译成非洲本地话,觉得能让土著人受益,但始终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这个计划。不过,学校仍然是我在农场最喜欢的一角,是我们精神生活的核心。所谓的校舍只不过是一栋狭长的旧仓库,里面堆着不少波纹铁皮,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这里度过很多欢畅的夜晚。
卡曼提也会和我一起去学校,但他不会跟别的孩子一起坐到课桌后面,而是站开一些,似乎有意不听,又像是嘲笑那些单纯无知的孩子居然愿意坐下来认真听讲。但我见过他躲在厨房没人的角落里,凭着记忆默写在黑板上看到的字母和数字。他写得很慢,一笔一画很滑稽。我觉得即使他想让自己合群,也未必有这个能力。他年纪尚小的时候,生命中就有一部分被扭曲和封闭起来了。对他而言,正常的一切反而是不正常的。他自己也意识到了性情中的乖僻,但他的灵魂里有一种真正的侏儒式的傲慢:要是我和世界格格不入,那一定是这个世界出了毛病。
卡曼提在金钱方面很精明;他不太花钱,还与其他吉库尤人做了好几单精明的山羊交易。他很早就结了婚,而结婚在吉库尤人的世界里可是所耗不菲的事。他对我阐释过金钱无用论的哲学,讲得头头是道,不乏独到的见解。他和生活保持着一种非常独特的关系:他游刃有余地掌控着生活,但又对它不屑一顾。
卡曼提天生不知赞赏为何物。他或许会夸奖动物的智慧,但从我认识他以来,只听过他夸奖过一个人,那是一个后几年才来到农场的索马里少女。卡曼提有种嗤笑的习惯,随时随地都可能冒出来,但主要还是冲着那些自命不凡、夸夸其谈的人。每个土著人心底都藏着一股幸灾乐祸的恶意,这种习惯在欧洲人看来既伤人又讨厌,而卡曼提把它发展到了极致,变成了一种独特的自嘲:他会以自己的失望和灾祸来找乐子,就像嘲笑别人的不幸一样肆无忌惮。
土著老妇也有这种心态。她们承受过无数煎熬磨难,早已和命运水乳交融,仿佛成了命运女神的姊妹,能够随时随地附和她的嘲笑。以前我经常让仆人在星期日早上给农场的老妇分发鼻烟(土著人管它叫“淡巴菰”),那时我一般还没起床。所以每到周日,屋外就会围上一圈奇形怪状的客人,好像鸡圈里面的一大群骨瘦毛秃的老母鸡。我卧室的窗户是敞着的,叽里咕噜的低语(土著人很少大声说话)就从外面飘进来。一个星期日的清早,吉库尤人活泼的低语突然变成了一阵轻笑,继而升级成了一阵狂笑,外面似乎发生了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我把法拉叫进来问他,他很不情愿地承认自己忘了买烟草。所以,那天一大早,这群老太婆走了很长的路,然后——按她们自己的话说:啥也没得着!后来这件事在吉库尤老妇之间传为笑谈,有时我在玉米地里遇上一个老太婆,她会在我面前站定,伸出一根骨节变形的手指指着我,又老又黑的脸上渐渐露出笑容,好像有根看不见的丝弦牵起了脸上的细褶。她问我还记不记得那个星期天的事儿,她和老姐妹相约来拿鼻烟,走了一早上才走到我家,结果我忘了买鼻烟,半根烟草都没见着——哈哈!姆萨布!
白人经常指责吉库尤人不懂感恩,但卡曼提绝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他甚至亲口说过欠我的情。我们相识之后,他有好几次不辞辛苦去做一些我没吩咐他做的事,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没有您,我恐怕早就死了。他也以别的方式表达过感激,对我一直很友善,尽心竭力地帮我做事,更贴切的说法大概是“他很包容我”。也许是因为他心里一直记得我们有同样的信仰。这个世界充满了傻瓜,而我觉得在他眼里,我可以算是最大的傻瓜。从他到我家干活,把他的命运和我的命运紧紧捆缚在一起的那天起,我一直感到他聪慧机警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不偏不倚地品评着我的整个人生:起初他大概觉得我给他治腿的种种努力很可笑,但他却向我展示出绝大的耐心与理解,并千方百计地开示我的无知。有几次,我发现他为了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事先会反复思量很久,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与我方便,好让我更容易地理解他的意思。
卡曼提刚到我家时负责喂狗,后来在我治病的时候给我打下手。我发现他的手掌虽然不好看,但非常灵巧,于是把他送去厨房,跟我的老厨师艾萨学烹饪。后来艾萨被人谋杀了,卡曼提就接替他成了我的厨师。只要他在我身边,就由他为我做饭。
土著人通常对动物没什么感情,但卡曼提在这一点上也与众不同。他养狗很有一套,简直和狗混成了同类。他会跑过来告诉我狗有什么期盼、有什么牵挂,平时究竟在想些什么。非洲跳蚤肆虐,但他居然能让我家的狗不生跳蚤。高原上有一种嗜血的大蚂蚁,土著人称之为“狩猎蚁”,喜欢成群结队前行,把挡在前面的一切生物吃干抹净。有好几次,我和卡曼提在深夜里被狗吠惊醒,我们借着防风灯的光,从狗身上把这种蚂蚁一只只扯下来。
虽然卡曼提对周遭的一切兴味索然,但他在教会医院养病时一定仔细观察了很多。因为他给我当医疗助手的时候很周到,也很有创见。就算后来他离开了这个岗位,偶尔还是会从厨房跑出来帮我治疗病患,而且总能提出非常中肯的建议。
他在厨房里的表现又是另一重境界,简直无可名状。仿佛造化之手直接从天才的序列里切下了一片,放入他的体内。当你遇上了天才,才能明白这种感觉多么玄妙。在厨房里,在烹饪的世界中,卡曼提拥有一切天才的特质,也深陷天才的宿命——无力驾驭自己的天资。如果卡曼提生在欧洲,有良师**,他很可能成为一个古怪的名厨,在历史上留下鼎鼎大名。不过他已经在化外的非洲留下了一些名声。他对待厨艺的态度正是大师该有的态度。
我自己也对烹饪很感兴趣。我来非洲之后第一次返回欧洲,就在一家高级餐厅跟一位法国大厨学烹饪。我觉得要是能在非洲自己动手做美食,一定很有意思。当时我真是满腔热情,主厨皮罗切特先生甚至邀我和他一起经营餐厅。现在,身边有了卡曼提这样一个类似的灵魂相伴,烹饪的热情就再度攫住了我。与卡曼提的合作让我对烹饪产生了全新的理解。没有什么比一个野蛮人对欧洲的烹饪艺术怀有天然直觉更玄妙难测的事了,甚至让我对欧洲文明的看法都发生了改变:到头来人类的文明也许的确出于上帝的创造,是一种预定之物。我像一个重拾信仰的人,从颅相学家手底下看到了人脑中负责神学论辩的结构——如果能证明这种结构的确存在,那么神学自然也就存在,最终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上帝也存在。
卡曼提对一切烹饪事务无师自通。各种繁复艰深的招数到了这孩子黝黑蜷曲的手中,就像戏耍一般轻松,这双手自己就懂得如何做蛋卷,烙馅饼,调配各种调料和蛋黄酱。他有一种把东西变得轻盈的天赋,就像传说中的婴儿耶稣可以吩咐黏土捏的小鸟展翅飞翔。他讨厌繁复的工具,好像对七零八碎的构造不太耐烦,把我给他的打蛋机弃之不用,任其生锈,却把我修整草坪的锄草刀拿来打蛋白,打出来的蛋白居然轻盈如云。他有一双厨师的慧眼,可以从鸡圈里挑出最肥的一只鸡;他神情严肃地掂量一下鸡蛋的分量,就知道它是什么时候产下来的。他也会想办法改良膳食。卡曼提有个朋友住得很远,在一名医生手下干活,也不知卡曼提怎么联系上了他,弄来了一些优质的莴苣种,正是我苦寻多年而未得的那一种。
卡曼提记食谱记得特别牢。他看不懂斯瓦希里语,也不会说英语,烹饪书对他来说没有用处,但他肯定自有一套我弄不懂的分类法门,把别人教给他的所有菜肴都存储在他那颗不怎么好看的小脑袋里边。他会用看到菜肴当天发生的事件给菜肴重新命名,比如他曾经提过一道酱汁,叫“闪电劈树的酱汁”,还有一道叫“灰马死了的酱汁”。但他从来不会把菜肴弄混。唯有一件事,怎么教他也记不住,那就是全餐的上菜顺序。但凡有客人来用餐,我必须先给他画一遍上菜的顺序,就像一张图片菜单:先上汤盘,再上鱼,再上一道鹧鸪或者蓟菜。我不觉得卡曼提的这个缺陷是因为他记性不好,而是他在心里认为凡事都有个度,他不屑于为这种琐事浪费时间。
与魔鬼共事是很令人感动的。这厨房在名义上是我的,但我们合作得越久,我越觉得,何止是厨房——我们合作领域里的一切都慢慢转到了卡曼提手中,因为他可以透彻完美地理解我的期待,经常没等我吩咐,就把我心里想的事情做完了。我不知道卡曼提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有人竟能在不了解真实情况下精通某种技艺,而且他对这种技艺的态度只有轻视,这多么匪夷所思!
卡曼提不知道欧式菜肴尝起来应该是什么味道,尽管他改信了基督教,与文明世界有了关联,但他内心还是个彻头彻尾的吉库尤人。他忠于部族传统,对其笃信不疑,因为那是他心中唯一有价值的生存方式。有时他也会尝尝自己做的食物,但马上就会换上一副狐疑的表情,好像巫婆尝了一口坩埚里的汤。他坚持只吃父辈那种粗粝的传统食物,在这一点上,他的天才也会失灵,有时他会跑过来给我奉上一份吉库尤美食——一块烤甘薯或一坨羊脂,好像一只通人性的小狗给你叼来一根骨头当作礼物。我猜卡曼提可能觉得西方人的饮食之道纯属自找麻烦,简直不可理喻,我试着引导他说出自己的看法,但他虽然喜欢直言不讳,对此事却始终三缄其口。所以我们最终只是各自怀揣着对烹饪的看法,在厨房里并肩合作。
我把卡曼提送到穆萨伽俱乐部学过一段时间的烹饪,而且每次我在内罗毕的朋友家里尝到了美味,也会让卡曼提去向厨师学这道菜。等他出师之后,我家的菜肴已经在殖民地小有名气,这让我满心欢喜。我渴望向别人分享我的厨艺,所以很乐意招待朋友一同进餐;但卡曼提不一样,他对一切赞扬都毫不在意。但对于那些经常光临农场的客人,他能记住每个人的独特口味。“我应该给伯克利·科尔勋爵做一道白葡萄酒烹鱼。他派人送来这瓶酒的意思,就是想让您拿它来做鱼。”他一脸严肃地说,仿佛在谈论一个入魔的人。为了得到权威人士的品评,我还从内罗毕请到一位忘年交来品尝美食——查尔斯·布彭先生。他是上一代的大旅行家,那群人个个都像菲利亚·福格[9]一样见多识广。布彭先生走遍全球,品尝过各地的珍馐美味,他的人生哲学就是享受当下,不必忧心未来的祸福。五十年前出版的好些关于运动和登山的书籍都提到了布彭先生的运动家生涯,以及他征服瑞士与墨西哥险峰的事迹;还有一本专门记载著名赌约的书,叫《来得快,去得快》,书里记载了布彭先生打过的一个赌:他最后居然身披睡衣、头戴礼帽游过了泰晤士河。后来他还干过一件更浪漫的事——效仿利安德和拜伦勋爵横渡“赫勒之海[10]”。得知他要来农场与我单独进晚餐,我简直心花怒放,因为能为自己心仪的男士亲手做一桌好菜,这里面有种说不出来的欢喜。而他也会在席间畅谈对美食与世事的看法,还会告诉我,他走遍天涯海角,从来没尝过如此美味的一餐。
威尔士王子也曾莅临农场,与我共进晚餐,席间对一道坎伯兰加仑酱赞不绝口。我多次向卡曼提转述客人对他手艺的褒奖,但唯有这一次,他露出了饶有兴趣的神色,因为土著人一向景仰国王,喜欢谈论他们的轶事。几个月之后他又心痒了,想再听一次赞扬,于是毫无来由地向我发问,就像在朗读法文读本里的对白:“苏丹之子喜欢那道‘猪酱汁’吗?是不是吃得一点也没剩?”
在厨房之外,卡曼提也对我流露出了善意,他想用自己对人生祸福的理解来助我一臂之力。
一天晚上,已经是后半夜了,卡曼提突然提着防风灯一声不吭地走进我的卧室,仿佛在为我守夜。那时候他一定刚到我家没多久,因为我记得他当时很矮;他站在我床头处,竖着两只大耳朵,像一只不小心闯到屋子里的黑蝙蝠,手里那盏灯又让他看起来像一小簇鬼火。他严肃地对我说:“姆萨布,您最好起来看看。”我一脸茫然地坐起身来。如果真有什么大事发生,也该是法拉进来叫我才对,于是我再次吩咐卡曼提回去睡觉。但他不为所动,坚持道:“姆萨布,您最好起来看看,我觉得上帝来了。”一听这话,我赶紧下了床,问他为什么这么想。他严肃地把我领到餐厅,餐厅西侧只有一个既是门也是窗的开口,正对着一簇簇山峦。我从门口向外望去,看到了一派奇异的景象。山间烧起了一大片野火,从山顶一直蔓延到平原上,从屋里往外看几乎就是一条垂直的线,确实像个巨大的身影一步步逼近。我站着看了一会儿,卡曼提也在一旁看。然后我开始给他解释这番景象,本意是想安抚他,因为我猜他肯定吓得够呛。但卡曼提好像无动于衷,他显然觉得能把我叫下床,他的使命就算完成了。最后他说:“好吧,也许是这么回事儿,但我觉得您最好起来看看,万一真是上帝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