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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家中的野蛮人（第2页）

我说：“那倒不会，但你知道的，图书馆里也有一些很轻的书。”

“也能像这本书一样硬吗？”他问道。

我告诉他，做一本硬皮书是很费钱的。

卡曼提默默伫立了一会儿，把散落在地上的纸张都捡起来，放在桌上，借此表达对我这本书的极大期许，可能也有几分悔意，觉得先前不该提出质疑。不过他还是没走，又在桌边站了一会儿，庄重地问我：“姆萨布，书里有什么？”

我就以《奥德赛》为例，给他讲了主人公奥德修斯和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的故事。我告诉他，奥德修斯如何谎称自己名叫“没有人（Noman）”，又如何挖了波吕斐摩斯的眼睛，攀在公羊肚腹下面逃了出来。

卡曼提饶有兴趣地听完，并且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说那只公羊一定和来自埃尔门泰塔的朗先生的羊是同一个品种，他以前在内罗毕牲畜展上见过。他又问回波吕斐摩斯，好奇他是不是像吉库尤人一样都是黑人，我说不是，他又好奇奥德修斯是不是我的本族人或者家人。

他问：“他怎么用自己的语言说‘没有人’这个词？说给我听听。”

我告诉他：“‘奥提斯（Outis）’，他管自己叫‘奥提斯’，这个词在他的语言里就是‘没有人’的意思。”

“您写的故事也得和这个故事一模一样吗？”他问道。

我说：“那不一定，我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以后没准儿还要写写你呢。”

卡曼提本来已经敞开了心扉，但听到这句话，突然重新闭紧了心门。他低头打量了一下自己，小声问我打算描写他身体的哪个部位。

“我可能会写你生着病，还要去草原上放羊。那时你在想什么？”我说。

他的目光在屋里忽高忽低闪烁了一会儿，最后喃喃道：“我不知道。”

我问他：“当时你心里害怕吗？”

他停了停，坚定地说：“我怕。草原上的男孩都有害怕的时候。”

“你们怕什么？”我说。

卡曼提站在那里半天没出声，然后看着我，脸色渐渐凝重，但眼神茫然起来。最后他说：“我们怕奥提斯，草原上的男孩都害怕奥提斯。”

几天后，我听见卡曼提向其他仆人解释说，在欧洲，有人能把我写的那本书钉起来，如果再花一笔贵得吓人的钱，还能把它做成《奥德赛》那么硬，说到这儿，又把那本书拿出来展示了一遍。不过他本人并不相信我这本书的封皮也能做成蓝色。

卡曼提有一项绝技，在我家特别好用——他想哭就能哭得出来。

只要我严肃地训斥他，他会在我面前站得笔直，一边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的脸色，一边换上一副土著人瞬间就能换上的痛心疾首的表情。硕大的泪珠随即从眼眶里一颗一颗滚出来，缓缓淌下面颊。我明知道这是硬挤出来的眼泪，换了别人我丝毫不会心软，但面对卡曼提的泪水，我的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在那个瞬间，他扁平木然的面庞又一次瑟缩回那个孤寂、黯淡的世界，他被幽闭其中煎熬了那么多年。当年他还是个小男孩，站在草原上的羊群中间，可曾也像此刻一样默默拭去大滴大滴的眼泪？想到这里我顿时心下不安，觉得他犯下的错也没有那么严重，何必抓着不放。从某个角度来看，卡曼提倒是每次都能得逞。但我仍然相信，我和卡曼提之间存在着人与人最真诚的理解。他肯定知道我只当他的眼泪意味着悔恨，不疑有他，所以他也只是把眼泪当成顺服上位者的一种必不可少的仪式，而不是欺瞒的手段。

卡曼提动不动就自称基督徒，我不知道他对这个词有怎样的认识。有一两次，我想详细探问他对基督教的理解，但他总是搪塞道：他相信我所相信的一切，既然我理应了解自己相信的一切，所以也就不必盘问他了。我觉得这个回答并不是一种回避，而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是对信仰的宣告。他把自己奉献给了白人的神。在侍奉他的时候，卡曼提愿意执行任何指示，但他不打算为这套体系给出解释。或许他也明白，若是细究起来，这套体系没准儿也像白人雇主立下的规矩一样不可理喻。

卡曼提是在苏格兰教会受洗的，有时我做事的方式与教会的教诲相抵触，他就会来问我究竟谁是谁非。

土著人的思想里罕有偏见，这一点非常令人诧异，因为你总是以为这些未开化的原始人多半抱有一些深沉的禁忌。我觉得这背后有两个原因，其一在于他们日常打交道的人形形色色，各民族、各部落的都有；其二则是因为东非大陆与外界的交往鲜活多元。古时有象牙商人和奴隶贩子，在我们这个时代又有殖民者和捕杀大型动物的猎手。任何一个土著人——连草原上的小牧童也不例外，一生中都见过五湖四海的人：英国人、犹太人、布尔人、阿拉伯人、索马里人、印度人、斯瓦希里人、马塞人、卡维隆多人。土著人与这些人的区别，就像西西里人与爱斯基摩人一样大，所以从思想的开放程度来看，土著人甚至比来自穷乡僻壤的欧洲移民乃至传教士更像世界居民——后者的生长环境千篇一律，脑中塞满一成不变的教条。白人对土著的很多误解都缘于此。

有时，我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在土著人眼里都代表着基督教的教义，于是难免心生惶恐。

我家以前有个仆人叫基陶，来自吉库尤居留地。这个男孩心思细腻，善于察言观色，做事也挺用心，很让我满意。三个月后的一天，他突然问我能不能给他写一封推荐信，把他介绍到我的老朋友阿里·宾·萨利姆酋长那里。萨利姆住在蒙巴萨，负责管理当地的海滨事务，基陶只在我家见过萨利姆一面，但现在却表示自己想去为他工作。那时基陶做家务刚刚上手，我不想放他走，表示愿意给他加工资，但他还是拒绝了，表示自己不是为了更高的酬劳，而是不能留下。他解释说，自己早在居留地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以后要么当个基督徒，要么当个穆斯林，只是一直犹豫不决。他之所以来我家给我干活，就是因为我是个基督徒。他在我家待了三个月，了解了基督徒的风俗习惯，现在他要到蒙巴萨的萨利姆家里，也是为了去了解穆斯林的风俗习惯，好让自己做出决定。我心想，哪怕是大主教遇到了这样的事儿，就算嘴上不说，心里一定也会这么想：“我的上帝!基陶啊，你刚来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除了由穆斯林按照传统方式割喉屠宰的牲畜之外，穆斯林什么肉都不吃，这一点在游猎的时候非常棘手，因为你带不了多少补给，所以仆人的日常口粮只能靠你打下的猎物。你开枪射倒一只狷羚，穆斯林仆人就会飞奔过去，希望抢在它断气之前完成割喉仪式，而你自己则满心焦灼地盯着他们，眼里几乎冒出火来。一旦看到仆人垂头丧气地杵在猎物前面，就说明人还没到它就死了。于是前功尽弃，你得再跟踪另一只狷羚，要不然给你扛枪的仆人就得挨饿。

一战初期，有一次我要带着车队出行，动身前夜，刚好在肯尼亚的基贾贝遇到了一位穆斯林圣裔[12]。我请求他为我的仆人施以特许，至少能让我们在此次狩猎途中免去教规的约束。

这位圣裔年纪虽轻，但极有智慧。他找法拉和伊斯迈尔谈了谈，宣称：“这位女士是耶稣基督的信徒，她开枪射杀野兽的时候，会出声祝祷，或在心里默念：‘以上帝之名。’于是，她子弹的效力就等同于正统穆斯林的刀子。此次旅途中，凡是她开枪打死的猎物，你们都可以吃。”

基督教各个教派在非洲互相倾轧，因而削弱了自身的威望。

在非洲那些年，每逢圣诞夜，我都驱车前往法国天主教堂聆听午夜弥撒。这个季节的天气已经很热，车子驶过金合欢种植园，你就能远远听见清澈温暖的空气中传来了教堂的钟声。等你抵达教堂，那里已经围满了兴高采烈的人群——在内罗毕开商铺的法籍和意大利籍商人携家眷到场；修院学校的修女也到了；土著信众穿着节日的华服蜂拥而至。千百根蜡烛与神父自制的巨大的透明画片交相辉映，照亮了这座美丽的大教堂。

卡曼提来我家之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我告诉他，你现在也是基督徒了，所以今年我要带你一起去做弥撒。我还像法国神父传教一样，把教堂里所有的漂亮东西都向他描述了一遍。卡曼提全听进去了，心思活络起来，还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但等车开到门口，他却焦虑万分地退回屋里，说他不可能跟我去，但拒绝给出理由，不断搪塞我的追问。最后他终于承认，因为他现在才知道我们要去的是法国天主教堂。但医院的人早就严厉地警告过他，千万不能去这个教堂。我解释说这纯粹是误解，他现在一定得跟我去。一听这话，他立刻在我面前化成了一截石头——真像死了一样，眼睛往上翻得只剩眼白，满脸是汗。

他嗫嚅道：“不行，不行，姆萨布，我不跟您走。我早就听说了，那里有个无比邪恶的姆萨布!”

这番话让我十分难过，但转念一想，就觉得更该带他一起去，好让圣母玛利亚亲自开导他。教堂里有一尊真人大小的玛利亚圣像，是法国神父用蓝白两色硬纸板自制的，因为土著人普遍觉得画上的寓意不好理解，但很容易被雕像打动。我再三向卡曼提保证，一定会保护他，终于哄着他去了教堂。他一路都紧贴在我身后，但当他走进教堂的那一刻，一切疑虑都烟消云散。那一年的圣诞弥撒恰好是教堂落成以来最宏大的一届，布置了一处巨大的基督降生场景——一座刚从巴黎运来的石龛，龛里是耶稣一家人的雕像，蔚蓝的夜空中繁星密布，星光把石龛照得透亮。雕像周围还摆了上百只动物玩偶，木质的奶牛、棉絮做的羊羔，尺寸袖珍，但做工极其精美，这番布置一定在吉库尤人的心中掀起了阵阵狂喜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