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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 别了农场（第2页）

我回过头，发现北方的地平线上空笼罩着一片阴影，像着火的镇子冒出的一道长烟。“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正向晴空吞吐烟雾。”我暗想，还有点像冉冉升起的薄云。

“那是什么？”我问印度人。

“蝗虫。”

骑马回家的路上，我终于在草原上看见了零零星星的蝗虫，一共二十来只。我经过农场经理的住处，吩咐他做好迎战的准备。我们一起回头向北眺望的时候，天际的黑烟似乎升高了一些。就在我们眺望的那会儿，身边不时掠过一两只蝗虫，有几只直接掉在我们眼前，在地上爬来爬去。

次日清晨，我推开门，眼前一片阴沉的赭红色。树上、草坪上、车道上，一望无际全是这种色调，仿佛夜里下了一场黏土色的大雪。那是一层密密麻麻的蝗虫。这时眼前的景象突然开始抖动、破碎——蝗虫开始移动和升空，几分钟后，空气都随着蝗虫振翅而颤动起来，它们要飞走了。

这一次蝗虫过境没给农场带来太大损失，因为它们只停留了一夜。我们看清了蝗虫的模样，体长约一英寸半，棕灰色中带点粉色，一摸还黏糊糊的。它们竟然把车道旁的几棵大树压断了，要知道一只蝗虫只有零点一盎司重，由此可见它们的数量多么惊人。

后来蝗虫卷土重来，一连两三个月频繁来袭。我们很快就放弃了抵抗，也不去吓唬它们了，因为这是无望的行为，可悲又可笑。有时会有一小股蝗虫飞到农场来，它们只是掉队的散兵游勇，匆匆忙忙过境飞走。但有时来的是大部队，要几天几夜才能过完，甚至一连十二小时遮天蔽日。虫势最浩大的时候仿佛经历了一场北欧的暴风雪，蝗群如狂风般尖啸而来，你的前后左右和头顶全都是疾速振动的小翅膀，硬邦邦的，像小钢刀一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但太阳本身却被它们的身躯遮得严严实实。蝗群飞起来是一条长带，宽度从地面直到树梢，长带之外仍有万里晴空。它们呼啸着撞在你的脸上，往领口、袖管和鞋子里乱钻。让你心里又窝火又绝望，让你恶心欲呕——那是一种对密集物的恐惧。蝗群昏天暗地地裹住你，弄死一两只根本无济于事。等它们终于飞净了，像一缕渐淡的黑烟消逝于天际，你的脸上和手上还会残留着虫子爬过的恶心触感，经久不退。

不管蝗群飞到哪儿，后面都跟着一大群鹳和鹤——一群得意忘形的渔利者，在天空盘旋窥伺着，蝗群一旦降落，它们也会紧跟着落下来，在田地里横冲直撞，兴高采烈地大吃大嚼。

有时蝗虫也会在我的农场停留，但不会对咖啡种植园造成多大破坏，因为咖啡叶像月桂叶一样坚硬，蝗虫嚼不动，顶多压倒一些咖啡树。

但玉米田的情况就很凄惨了。群蝗过境后，地上只剩几根挂着枯黄叶片的断茎。河边的花园在我们的精心灌溉下本来四季常青，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大垃圾堆，鲜花、蔬菜和香草**然无存。佃农的自留地更是一片焦土，蝗虫几乎把田块翻了个底朝天，泥土里都是蝗尸，好像这就是地里唯一的收成。佃农木立在田里，目送蝗群离开，那些辛辛苦苦侍弄自留地的土著老妇伤心得以头抢地，冲着最后一道变淡的黑烟挥着拳头。

大部队过境之后，留下无数死蝗虫。它们本来停在公路上，大大小小的货车直接从它们身上碾过，在地上清清楚楚留下两道虫尸组成的车辙，像一条铁轨延伸到天边。

蝗虫已经在泥土中产了卵，翌年雨季过后就会孵出棕黑色的幼蝗。它们还不会飞，只能在地上爬动，但已经可以把行进途中的一切植物全部啃食干净。

我手头没钱了，也没有能变卖的东西，只好把农场卖掉。买主是内罗毕的一家大公司，他们觉得农场地势太高，不适合种咖啡——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打算种东西，而是想把咖啡树砍光，给土地分块，铺上道路，等到内罗毕向西扩张到这里，就把地块卖给建筑公司。这项计划在当年底便开始实施。

即使到了这一刻，如果不是发生了一件事，我仍不觉得自己应该放弃农场。树上没成熟的咖啡浆果仍然属于农场的旧主人，或者说属于拥有第一抵押权的银行，最早也要到五月才能采摘、加工，然后才能运走，在此之前我仍然可以留在农场打理事务。日子一天天过去，似乎一切如常。我一直盼望着能有转机出现，好让一切复归原样，毕竟世事的发展常常出人意料。

此后，我的农场生涯进入了一个奇特的阶段。万事万物都在揭示着同一个真相：农场已不再属于我。但那些理解不了农场为何易主的佃农一直对这个真相视而不见，因此它就对农场的日常生活毫无影响。从这时开始，我每时每刻都在学习活在当下的艺术，或者说活在永恒里的艺术，因为对永恒而言，当下发生的种种完全无关紧要。

奇怪的是，当时我竟一点也没想过要放弃农场或离开非洲。身边的人都告诉我这是唯一的出路，他们都是很明智的人。每一次邮车送来故乡的来信，信里都在向我强调这一点。但我浑然不觉，仍然深信我将埋骨于非洲。其实这种执念既无事实可据，也无情理可循，只是我已心力交瘁，无法想象还有别的可能。

那几个月里，我暗自酝酿出了一种心态，或者说一种战略，以此对抗命运以及我身边那些与它共谋的帮凶。我想：从此以后，我要在无关紧要的琐事上避免牵扯，少惹麻烦；今后的每一天，不管是口头论争还是文字上的纠纷，我都愿意让步，让对手得逞，因为最终的胜利者必然是我，我会保住农场，保住农场上的居民。我想：我绝不能失去这一切——我无法想象竟有这种可能。

就这样，我成了最后一个醒悟自己即将离开的人。当我回忆自己在非洲度过的最后一段岁月，我发现那些无生命之物早已明白我要离开。山峦、森林、草原、溪流、微风，它们都比我先意识到分别在即。当我第一次向命运低头，为出售农场而讨价还价，一草一木对我的态度就已悄然改换。在那一刻之前，我还与这片风景血脉相连，干旱是我的一场高烧，繁花盛开的草原是我的一袭裙衫。但如今，这片土地离我而去，它后撤了几步，让我清晰地窥见了它的全貌。

雨季前夕的青山也是这样。晚上，你凝视着它们，它们突然动了起来，向你**着心扉；山峦的轮廓和色彩都活灵活现，似乎要将一切尽数奉献给你，你觉得自己可以从家里径直跨上那片翠绿的山坡。你觉得，如果有一只薮羚正在山间上漫步，你就能看见它扭头投来的目光，看见它耳尖的颤动；如果有一只小鸟栖在灌木的嫩枝上，你就听得见它的鸣唱。三月间的山野这种纵情的姿态意味着雨季将至，但对我而言，它意味着离别。

以前我也见过别处的风景向我敞开心扉，但我已忘记了这一幕的意义，只是觉得这片山野从未如此可爱动人：光与影平分秋色，一弯虹彩横贯天穹。似乎只凭这段回忆，就能让人一生欢乐。

我和其他白人在一起的时候，比如内罗毕的律师、商人，或者为我提供旅行建议的朋友，我总有一种奇怪的隔膜感，有时甚至化为生理上的不适，让我喘不过气。我觉得自己是人群中唯一理智的人，但偶一闪念的时候我也意识到，假如我是人群中唯一的疯子，那种感觉也未必与现在有什么不同。

土著人的灵魂遵循着朴素的现实主义，他们早就看透了现状，也对我的心态了如指掌，好像我亲口对他们坦白过，或者写成书给他们看过。但他们依然指望从我这里寻求慰藉和支持，没有一个人试着为自己安排未来。他们千方百计想把我留在农场，还偷偷告诉我他们想了不少主意。出售农场的手续办完后，他们每天从凌晨开始就围坐在我的房子外边，直到夜半才散去；而且他们并不打算和我交谈，只是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信徒追随领袖也经常有如此矛盾的时刻：信徒明明了解领袖的每一个弱点、每一次失败，对他没有神化的幻想，但仍然心甘情愿追随在他身后，似乎命里只有这一条路可走。羊群对牧童的态度也是这样：它们对环境和天气的了解何止比牧童深刻千百倍，但它们仍然甘愿追随在牧童身后，哪怕一直走入深渊。吉库尤人对上帝和魔鬼的了解比我更深刻，对眼下的情势也看得更清楚，但他们依然会来我的房子四周安坐，等待我的指令；说不定彼此之间还在讨论我惊人的无知和无能。

你也许觉得，看到这些人徘徊在附近，而我对他们爱莫能助，这种感受会让我不堪重负。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陪伴让我们彼此都感受到一种奇妙的慰藉与解脱，直到我们分别的那一刻。我与土著人的相互理解是那样深刻，无法以常理揣度。这几个月里，我常常想起兵败莫斯科的拿破仑，人们总觉得他眼睁睁地看着麾下大军在身边挣扎死去，一定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但假如没有他们，拿破仑很可能早就当场倒地身亡了。夜里，我一分一秒地数着时间，等待着吉库尤人再次出现在我家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