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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间坟墓（第3页）

古斯塔夫·莫尔陪我一起返回农场，当晚就住那里，第二天一早又帮我料理相关的事情。我们必须赶在天亮前起程上山，选好墓址，及时把墓穴挖好。

雨下了整整一夜，翌日清晨我们出发的时候，外面还是淅淅沥沥的。路上的车辙积满了雨水。上山的这段路像在云中穿行，我们看不见左侧悬崖下的平原，也看不见右侧的山坡和山峰。几个仆人坐着卡车跟在身后，虽然两车只相距十几码，但我们完全看不见他们的身影。我们开得越高，雾气越浓，路牌显示我们脚下就是禁猎区，于是我们又往前开了几百码便下了车，把卡车和仆人留在路边，我们找到合适的地点之后再来叫他们。清晨凛冽的空气冻得人指尖生疼。

墓穴的选址不能离公路太远，地势也不能太陡，否则卡车开不进来。起初我们并肩走了一阵子，一路议论着这场大雾，然后在岔路口分手，各自沿着小径走去，几秒钟后就看不见彼此了。

广袤的山野在我身边勉强露了露脸，随即被大雾遮盖无踪。山里的天色类似北欧的阴雨天，法拉背着湿漉漉的步枪走在我身边，他担心我们会撞上一群野牛。沿途的景物冷不防从雾气里冒出来，大得诡异。灰色的野橄榄丛和一人多高的草丛都湿漉漉地滴着水，散发出浓郁的芬芳。我虽然穿了雨衣雨靴，但身上还是很快就湿透了，好像一直在涉水而行。山间万籁俱寂，不过雨势偶尔转大，四面八方就传来耳语一般的沙沙声。有一次浓雾突然分开，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片靛蓝色的土地，仿佛一大块青石板——那一定是远处一座巍峨的山峰。片刻之后雾气四合，眼前又是一片灰蒙蒙的雨色。我走啊走，终于住了脚。现在我们一筹莫展，只有等待天气转晴。

古斯塔夫·莫尔大声呼唤了三四次才确定了我的位置，他循声走来，脸上和手上都是雨水。他说我们已经在大雾里转了快一个钟头，如果现在还不能确定位置，就赶不及在葬礼前挖好墓穴了。

“但我连自己在哪儿都分辨不出来，”我说，“我们不能把他葬在四面背山的地方，那就看不见外面的风景了。再等等吧。”

我们在高草丛中默默伫立，我抽了一根烟。就在我扔掉烟蒂的一刹那，雾气突然淡了几分，天地间出现了苍白阴冷的亮色，十分钟后我们就看清了自己身处何方。平原在我们眼前铺开，我看到上山时的那条来路从山脊间蜿蜒而来，从我们脚下经过，又蜿蜒而去。南方的天际流云变幻，隐约露出了乞力马扎罗山暗青色的山麓。我们又向北望去，这时天光大盛，一道苍白的日光从空中斜射而下，为肯尼亚山肩镀上一道闪亮的银边。我们突然发现，就在脚下东方的近处，有一个小红点夹在一片灰绿之中，那是我家屋顶的红瓦掩映在森林之中。我们不必再往深处走了，脚下就是最合适的地点。片刻之后雨又大了起来。

从我们站的位置往坡上走大约二十码，有一个天然形成的狭长平台。我们在那里用罗盘察看了方向，标出了坐东朝西的墓穴，然后叫来仆人用大砍刀清理杂草，挖开潮湿的泥土。莫尔带了一些人去给卡车铺路，便于它从山路开到墓穴这边，因为泥地太湿滑，他们得先把地面整平，再砍一些灌木枝铺在地上。不过这片山坡太陡峭，我们没办法把路一直修到墓穴旁边。直到此刻以前，山里都是静悄悄的。随着仆人开始动手工作，我听见四面开始传来阵阵回响，应答着铁锹铲动的声音，像一只小狗的吠叫。

陆续有几部小汽车从内罗毕开上山来，我们派了一个仆人给他们指路，因为在广阔的山野间很难注意到在灌木丛里挖墓穴的一小群人。内罗毕的索马里人也来了，把骡车留在山路上，三五成群慢慢往山上走，边走边以索马里人的方式默哀：似乎要把脑袋全部包起来，遁世而去。丹尼斯的朋友们得知他的死讯，纷纷从奈瓦沙、吉尔-吉尔、埃尔门泰塔赶来，车身上因为长途疾驶而溅满泥浆。此刻天更亮了，恩贡山脉的四座主峰的轮廓在头顶渐渐清晰起来。

刚过中午，车子载着丹尼斯的灵柩从内罗毕出发，沿着他在坦噶尼喀的狩猎路线，从湿滑的泥泞中慢慢开来。车子在最后一处陡坡前停下，人们把狭长的棺木抬出来扛在肩上，棺木上盖着国旗。棺木落入墓穴的那一刻，山川草木一时容色尽改，静静化为葬礼的背景；肃立的群山完全了解我们为何聚在此地，片刻之后就将仪式承担了起来。这是它们与丹尼斯的默契，我们这群人只不过是风景中微不足道的看客。

丹尼斯亲自走过非洲高原上所有的道路，他比其他任何一个白人都了解这里的风土和季候、草木和野兽。他观察过高原上的阴晴变幻，观察过这里的居民，观察过白昼的流云和暗夜的星辰。不久前，就在这片山峦之间，我还见到他没戴帽子，举着双筒望远镜，在午后的阳光下极目眺望非洲的土地，观察着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他把这片山野珍藏于眼中和心底，为它打上自己的烙印，让它成为生命的一部分。现在，非洲也接纳了他，这片土地也将把他改变，把他化为自己的一部分。

我听说内罗毕的大主教不愿意上山，因为觉得时间太仓促，来不及为这片土地祝福[8]。不过有一位牧师出席主持了葬礼，但他说的那套词儿我从来没听过。牧师的嗓音在旷野中听起来又细又脆，仿佛山间的鸟鸣，我觉得丹尼斯一定巴不得仪式赶快结束。最后，牧师用《诗篇》中的一句作结：“我要向山举目。”[9]

其他白人离开后，我跟古斯塔夫·莫尔又在墓前坐了一会儿。等我们也离开了，那些穆斯林才走上前去，在墓旁祈祷。

丹尼斯过世后，曾经随他一起游猎的几个仆人陆续来到我的农场。他们没有吐露来意，也对我一无所求，只是背靠着房子的外墙坐下，双手垂下，手背贴地。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很沉默，与土著人平常的习惯大不相同。马里姆和萨尔·西塔来了，他们是丹尼斯骁勇、机敏、无畏的扛枪人和追猎手，是他狩猎时的左膀右臂。两人曾与威尔士亲王一同出猎，多年后亲王还对他们念念不忘，说这两个人一旦同行，真可谓所向无敌。现在，伟大的追猎手失去了前进的目标，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丹尼斯的司机卡努西亚也来了，一个身材瘦削的吉库尤小伙子，眼睛如猿猴般机警；他曾在坑坑洼洼的原野中开过上千英里，现在却倚坐在我的屋外，像一只被关进笼子的猴子，满面哀伤、浑身打战。

丹尼斯的索马里仆人伯莱亚·伊萨也从奈瓦沙赶到农场，他随丹尼斯去过两次英国，在那里念过书，学了一口温文尔雅的伦敦腔。几年前，丹尼斯和我还到内罗毕出席了伯莱亚的婚礼，那真是一场盛大的仪式，足足办了七天七夜。那时，这位旅人和学者再度回归了祖先的传统，穿着一身金色的长袍，双膝跪地迎接我们，随后为我们跳起狂野的剑舞，顾盼之际颇有沙漠亡命之徒的雄姿。伯莱亚也上山瞻仰过主人的墓地，在墓旁坐了很久；他回来之后就不太说话了，很快也像其他人一样倚着墙根坐下，双手垂下，把手背贴在地上。

法拉走到屋外，站在那里和吊唁者攀谈。他自己的神色也很严峻。“如果老爷还在的话，哪怕您要离开非洲，情况或许也不会这么糟。”他对我说。

丹尼斯的仆人们在农场待了大概一周，然后陆续离开。

我经常开车去山里看望丹尼斯。他的墓离我家的直线距离不超过五英里，但开车过去就要绕上十五英里。那里的海拔比我的房子高一千英尺，空气清寒如水；摘下帽子，轻风就吹起你的头发；山上白云悠悠，自东而西缓缓经过峰顶，在起伏的大平原上投下变幻不定的阴影，又在大裂谷上空消散。

我在杂货店里买了三英尺白布，土著人称之为“美国粗布”。在法拉的帮助下，我在墓地后方的山坡上立起了三根长杆，把白布钉在上面，这样我从家里就能辨认出墓穴的确切位置。它像一个小白点飘摇在一片碧山之中。

长雨季降水丰沛，我担心疯长的野草盖住坟墓，以后就不好找了。我们找了一天时间，把车道上所有的白石头都收集起来（就是卡罗门亚费了一番力气才堆在我门外的那些），装在厢型车里拉上山。我们清理掉墓穴周围的杂草，把石头摆成一个方形的标志；以后我们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这块地方了。

我经常到丹尼斯的坟上去，每次都会带上家里的土著仆人，所以他们很快就熟悉了这里的地形，可以为前来瞻仰的人指路。仆人们还在附近的树丛里搭了一间小凉棚。夏天，丹尼斯的朋友阿里·宾·萨利姆酋长从蒙巴萨赶来吊唁，按照阿拉伯人的习俗伏在墓上痛哭了一场。

这一天我又来到墓地，恰好休·马丁也在，我俩坐在草地上聊了很久。丹尼斯的去世让休·马丁悲恸欲绝。如果还有谁能在他古怪的遁世生涯中占有一席之地，那么这个人无疑就是丹尼斯。典范是一种奇怪的东西，你从来也想不到休·马丁会把什么人当作典范，更想不到失去这个典范会对他产生如此致命的影响，仿佛切除了一个重要的器官。但自从丹尼斯去世后，他见老了，也变了很多，脸上生斑，形容憔悴。不过他仍然很平和，笑嘻嘻的模样像一尊弥勒佛。似乎他知道什么隐秘的欢乐，所以才感到心满意足。那天他告诉我，他在一天夜里忽然想到了最适合丹尼斯的墓志铭。我想他大概引用了某位古希腊作家的话，因为他先用希腊语说了一遍，然后又译成了英语好让我听得懂。这句话是这样的：“冥渊之火席卷我的骨灰，但我毫不在乎。此刻我已得安眠。”

后来，丹尼斯的哥哥温奇尔西伯爵在墓前立了一块方尖碑，碑上的铭文引自《古舟子咏》，这是丹尼斯生前非常推崇的一首诗，丹尼斯念给我听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记得第一次听他说起，是在参加伯莱亚婚礼的路上。我没亲眼见过这块方尖碑；它是在我离开非洲之后才立的。

英国也有一座献给丹尼斯的纪念碑。伊顿公学[10]的同窗为了纪念他，在母校草坪中央的小河上捐建了一座石桥，一侧桥栏刻着丹尼斯的姓名和在伊顿就学的日期，另一侧桥栏上刻着如下字样：“献给运动场上的健儿，挚友立。”

他生命的轨迹始于柔美的英伦小河，终于巍峨的非洲青山，看似半生飘摇无依，其实那只是人们的错觉，变幻的不过是周围的风景而已。弓弦从伊顿桥上释放，箭矢凌空画出一道轨迹，射中恩贡山头的方尖碑。

我离开非洲以后，古斯塔夫·莫尔在信中提到丹尼斯墓旁发生了一件奇事，他写道：“马塞人向恩贡的地区长官报告说，他们在破晓与黄昏之际经常见到狮子在芬奇-哈顿的墓前出没。一头雄狮和一头雌狮会在墓前的草地上或站或卧，久久不去。有些去卡贾多的印度人坐卡车路过时也见过这两头狮子。你离开以后，坟墓四周的土地都被铲平，成了一个大平台，我猜这片平地多半成了狮子休憩的好地方，它们可以从这里俯瞰平原、牛羊和野兽。”

狮子来到丹尼斯的墓前，把他的坟墓变成了一块伫立在非洲的纪念碑，这安排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墓草长新，永留追忆。”[11]我想起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的纳尔逊勋爵[12]纪念碑，他碑上的那几头狮子也只不过是青铜雕铸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