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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和我变卖家具（第2页）

我们来到牛棚附近，坐在栏杆上一头一头数着归栏的牛。我指着它们，无声地对英格丽德说道：“这些牛啊!”她也无声地应道：“是啊，这些牛!”并在书册里记上一笔。我们绕着马厩转了一圈，给马儿喂糖，等它们吃完了，我伸出沾满唾液的手掌给英格丽德看，叫道：“这些马儿啊!”英格丽德也一声长叹：“是啊，这些马儿。”又记上一笔。我们来到河边的花园，英格丽德一想到我要抛弃这些从欧洲带来的花草就觉得受不了，站在薄荷、鼠尾草和薰衣草前面使劲绞着手。后来她又忍不住说起这些花儿，似乎在琢磨有什么办法能让我把它们带回欧洲去。

一连几个下午，我们都来到草原上出神地凝视着那一小群吃草的本地奶牛。我逐个盘点它们的年龄、脾气和产奶量，英格丽德一边听，一边不住地叹息和尖叫，仿佛她正在承受着肉体上的折磨。她一头一头仔细检视我的母牛，不过并没有怀着交易的念头，因为我已经把牛都留给了仆人——她是在估算我的损失。她抱着那群浑身奶香的小牛犊就舍不得撒手，她当年挣扎着奋斗了多久才拥有了几只带犊的小母牛啊!此刻她不由自主地向我投来怨怒的目光，责怪我竟然忍心遗弃这些小牛犊。

我觉得，假如一个男人走在痛失亲人的朋友身边，心里却一直嘀咕着：“谢天谢地，还好不是我。”他们多半会心生愧疚，并且尽力压抑这种感受。但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两位女性之间，感受就会不同。幸运的一位会对遭难的友人表示深切的同情，不用说，她的心底也会一直嘀咕着：“谢天谢地，还好不是我。”但她们不会因此心生芥蒂，反而会更加亲密，而且这种心态会为交谈平添一份感同身受的真诚。我觉得男人很难心平气和地羡慕彼此，或者毫无芥蒂地分个高低。而在女性的世界里，新娘无疑胜过了伴娘，临盆的女人也会嫉妒生过孩子的母亲，但双方都不觉得难堪。罹受丧子之痛的女人会把孩子的衣服拿给朋友看，她明白朋友正在心里反复念叨着一句话：“谢天谢地，还好不是我。”但双方都觉得这是再自然不过的反应。英格丽德和我就是这样，我们在农场里并肩漫步，我知道她此刻正在感谢老天让她仍旧保有这座农场，并且暗下决心要把它牢牢抓在掌心，我们对此心照不宣。尽管我们都穿着老旧的卡其外套和长裤，但我们其实是神话中的女人，衣着一白一黑，彼此亲密无间，我们是从非洲的农场生涯里化出的精灵[18]。

几天后，英格丽德向我道别，乘火车北上返回了恩乔罗。

我已经无马可骑，猎犬也送了人，出入都很冷清，了无生趣。幸好我的车还在，我很高兴没把它卖掉，因为最后这几个月我还有不少事情要去奔忙。

佃农的命运始终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头。农场的买主打算把咖啡树砍光，再把地块分隔出来卖给建筑公司，所以用不着佃农了。买卖农场的手续一办完，佃农就接到了通知，限于六个月之内搬离农场。他们都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惊得发昏，因为不少佃农生在农场，还有一些人幼时就跟着父辈来农场定居了，他们一直以为这片土地是自己的。

佃农知道，要是想住在农场上，每年就要为我工作一百八十天，这样每月就能拿到二十先令酬劳，这笔账目由农场办公室统一管理。他们也知道住茅屋要向政府交税，一栋茅屋每月交十二先令，这对土著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土著人财产不多，却常常拥有两三栋茅屋——具体取决于娶了几房妻妾，因为吉库尤男人必须给每房妻妾一栋单独的茅屋。有时候佃农做错了事，我还扬言要把他们赶出农场，估计他们也模模糊糊意识到自己的农场生涯未必全然稳固。他们特别厌恶茅屋的税款，而这笔税款由我为政府代收，所以每次都得费很多口舌才能办妥。但他们仍然觉得这是人生中寻常的坎坷，有朝一日一定能够抗争成功。他们从没想过会有某种一视同仁的法则突然降临，所有人都无处可逃、无可抗拒。有时他们甚至会一厢情愿地把农场新主人的决定当成凭空幻想出的怪物，只要他们够勇敢，就能对它视而不见。

在某些方面上看，土著人对白人的观感，就像白人对上帝的观感。有一次我要和一个印度木材商签合同，合同里出现了这样的字眼：“上帝的行为[19]。”我对这种表述不太熟悉，起草合同的律师努力为我解释。

“不对，夫人，”他说道，“您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术语。凡是完全不可预测、不能克服，也无法以常理解释的情况，都属于‘上帝的行为’。”

最后，佃农们意识到搬离农场已成定局，就来到我家周围黑压压地聚成一大片。他们觉得这条驱逐令是我抛弃农场的后果——我的运气越来越差，现在也殃及了他们。但他们对我并没有责怪之意，因为我们早就把这件事说开了。佃农们是想问，他们该往哪儿去。

我发现这个问题很不好回答。政府规定土著人不准购置土地，而且据我所知，也找不到第二个面积大到能够收容所有佃农的农场。于是我告诉他们，我问过了，他们只能到吉库尤居留地里去找一块土地。他们听后就严肃地问我，那里的空地够不够大，能不能把牲畜全赶过去；又问我能不能保证所有人在同一个地方耕种，这样农场的人仍然可以聚在一起，因为他们不愿与彼此分离。

佃农这种共同进退的态度令我大感诧异，因为他们平时在农场上总是吵闹不休，谈到彼此一向没有什么好话。但现在他们一个不少地聚在我家门外，无论是卡瑟古、卡尼努、莫戈这些平日里趾高气扬的大富户，还是瓦韦鲁和乔萨这些一头羊也没有、在土地上挣命的穷苦佃农，他们携手并肩，怀着同样一个念头：保住彼此，就像保住自己的牛羊那么坚定。我觉得他们向我讨要的不只是一块栖身的土地，而是他们未来的生存。

你从土著人手中夺走的不只是他们祖祖辈辈耕耘过的土地，更是他们的过往、他们的根、他们的身份。如果你把土著人惯于见到、并且以为每天都能见到的东西夺走，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也夺走了他们的眼睛。这种行为对原始民族的影响远远超过文明人。动物更是这样，它们宁愿忍受长途跋涉的困苦，也要返回熟悉的环境，找回失落的身份。

马塞人本来生活在铁路线以北的旷野，后来才被迫背井离乡，搬来这片居留地。但他们却把故乡山川河流的名字一并带了过来，沿用到新的土地上，经常让后来的旅者晕头转向。马塞人携带着被斩断的根脉为自己疗伤，在流亡中尽力遵循以前的生活方式，以留住部族的过往。

正是这种自保的本能让我的佃农彼此紧紧相依。如果他们一定得告别故乡，那么就必须要把了解故乡的人们留住，这样他们才能保留自己的身份，多年以后依然可以谈论农场的地理环境和曾经发生的那些故事，假如有谁忘记了，会有另一个人为他提醒。正因为如此，佃农们才感受到一种亡族灭种的耻辱悬在心头。

“姆萨布，去吧，”他们对我说，“替我们向官老爷求个情，让我们搬家的时候带上所有的牲畜，让我们在新的土地上还能住在一起。”

于是，我踏上了漫长的朝圣之旅——或者说乞怜之旅。我在非洲的最后几个月几乎都在为此事而奔忙。

我先去拜访了内罗毕和基安布的地区长官，随后去找了土著人管理局和土地局，最后又去拜访总督约瑟夫·拜伦爵士，之前我从来没见过他，因为他刚从英国调来没多久。到最后我已经忘了自己为何而来，只是任凭事态发展，随命运的安排载浮载沉，有时在内罗毕空耗整日，有时又要在一天内往返数次。每次回到农场，我的房子外面总有一大群佃农蹲守在那里，但他们从不询问事情的进展，只是守在那里注视着我，用某种神秘的土著魔法向我体内注入坚忍和毅力。

其实政府官员都很耐心亲切，他们不是在故意刁难我：想在吉库尤居留地里找到一片足以安置所有佃农与牲畜的闲置土地，的确不是一件易事。

大多数官员都在非洲生活了很久，很了解土著人的心态。他们只是委婉地暗示我：最好能让吉库尤人卖掉一些牛羊——虽然他们心里也知道这件事绝无可能。但如果土著人把牛羊一只不少地赶到一块太小的土地上，必然后患无穷，他们会与居留地上的邻居发生无穷无尽的争执，最后还得当地的地区长官调停解决。

至于佃农们的另一个诉求，也就是希望能住在一起，官员表示：这个要求没什么必要。

“啊，不要和我说什么必不必要，最卑贱的乞丐也有他不值钱的身外之物!”[20]我心里突然冒出了一串台词。我这一生始终坚信，只要看看一个人对待李尔王的态度，就能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不能和李尔王讲理，就像你不能和吉库尤老人讲理一样，虽然他从一开始就对每个人都提出了过分的要求，但他可是国王啊!确实，非洲土著人并没有把土地慷慨让予白人，所以他们的关系在某些层面上与李尔王和女儿的关系有些不同；白人是以宗主国的身份接管了这片土地。但我还记得，在不算太久之前，在这代人尚有记忆的时代，土著人还是这片土地无可辩驳的主人，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白人和白人律法的存在。他们的生活动**不安，脚下的土地却无比坚实。有些土著人被掳走卖到了奴隶市场，但有些土著人永远留在这片土地上。被掳走的土著在西方世界辗转流亡，在为奴的苦难中一心盼着回到非洲高原，回到自己的故土。非洲大陆那些双眸黑亮的土著人与双眸黑亮的老象何其相似!他们沉稳地站在那里，在蒙昧的心灵中一点一点摄取和积淀着对身周世界的印象；他们就是这片土地的象征。或许土著人和老象都会因为身边的剧变而感到困惑，会来问你：我在哪儿？你就只能用肯特[21]的台词作答：“在您自己的国土上，陛下。”

我每天开车前往内罗毕，与政府官员反复交涉，到最后我甚至觉得余生恐怕都要耗在这件事上了。就在这时，我却突然接到了通知——申请被批准了，政府同意在达戈雷提森林保护区内划出一块土地来安置我农场的佃农。他们可以在离原先住处不远的地方建起村落。就算农场消失了，他们还是可以组成一个族群，留住彼此熟悉的面庞和名字。

我在农场宣布了这个消息，佃农们却沉默以对。你从吉库尤人的表情里永远看不出他们究竟是充满信心，还是早已绝望。土地的问题解决了，他们马上又想出一大堆五花八门的请求和提议，希望我去处理，被我统统拒绝。但他们仍然聚在我房子周围，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但投来的眼神已经不同。土著人对命运怀有热切的信心，只要尝到一点甜头，他们就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连我也会留在农场。

我见佃农下落有着，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我很少觉得自己这么心满意足。

又过了两三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国度的事情已经全部办妥，可以离开了。农场的咖啡已经采完了，加工厂无声地矗立着。房子搬空了，佃农也有了自己的土地。雨季结束了，平原与山峦上都长出了高高的新草。

当初我打算在琐事上放弃抵抗，集中解决所谓的生死攸关的大事，这个计划最终彻底失败了。为了赎回自己的人生，我不惜一件件割舍自己的财产，等到我一无所有的时候，我自己也就成了最微不足道的一件事物，被命运轻而易举地摆脱了。

那段时间刚好有一次满月，月光照进空****的房间，在地上印出窗棂的形状。月亮似乎也在好奇地窥探，想知道我打算在这栋空****的房子里待多久。“哦，不，”月亮说，“时间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我本想亲眼看着佃农搬完家再离开，但土地测量要花不少时间，没人知道他们何时才能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