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羽学会爬行是在她九个月大的时候。
那天我正好从体校回家,一推门就看到客厅地板上铺了一张竹席,白羽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连体爬行服,趴在地板上,两只小手撑着地面,屁股撅得高高的,正在努力地试图向前挪动。她的胳膊还撑不太稳,往前爬了两步就“吧唧“一下趴在了竹席上,脸贴在凉席上压出一团扁扁的肉,但她不哭也不闹,哼哧哼哧地又撑起来,继续往前拱。
我蹲下来,把手掌摊开放在她面前。她那双黑亮亮的眼睛盯着我的手看了看,然后伸出小胖手,“啪“地一下拍在我的掌心上,力道不大,但特别响亮。然后她咧开嘴笑了——露出下面两颗刚刚冒头的小白牙。
我把那枚银牌从书包里拿了出来。
那是市级青少年田径锦标赛的铅球项目第二名。
说不上多光彩的成绩——不是金牌,不是打破纪录的那种耀眼成绩,只是一枚银牌,沉甸甸的,挂在一根红白色的绶带下面。
但对我来说,那是我的第一枚奖牌。
是我在父亲走后日复一日地在训练场上把自己摔打到精疲力竭才换来的一枚奖牌。
我蹲下身,把绶带轻轻地挂在白羽的脖子上。
银牌垂在她粉红色的爬行服前面,几乎垂到了她肚子的位置,看起来大得有些滑稽。
白羽低头看了看胸前那个亮晶晶的圆片片,伸出两只小胖手捧起来,往嘴里塞。
“哎!不能吃!“我赶紧把银牌从她嘴边抢救下来。
白羽嘴一瘪,眼看就要哭了。方翠阿姨拿着相机从屋里走出来,看到这一幕忍不住笑了:“来来来,别哭别哭,拍张照。“她举起那台老式的柯达胶卷相机,取景框里框住了竹席上的白羽、蹲在她旁边一脸紧张的我和坐在后面藤椅上的奶奶。
“一、二、三——“
“咔嚓。“
那一声快门的声音,把那个秋天的午后凝固成了一帧泛黄的照片。
照片上的白羽胸前挂着一枚比她脸还大的银牌,咧着嘴露出两颗小白牙;我蹲在她旁边,被高原的紫外线还没开始折磨的脸还带着少年人特有的削瘦和青涩;奶奶坐在藤椅上,嘴角有一丝很淡的笑意,手搭在白羽的小腿上。
那是我记忆中为数不多的、全家人都还完整的画面之一。
那年我十五岁。
在体校练了两年多,铅球的成绩确实在往上走,但教练也跟我交了底:“白宾,你的身体素质不错,爆发力和协调性都可以,但你的技术底子薄,起跑比别人晚。想走专业运动员那条路——说实话,很难。全省比赛的名额就那么多,你就算练到死,能摸到省队门槛的概率也不大。“他建议我转回文化课,好好读几年书,参加体育类的高考,“以后当个体育老师,稳定,也有面子。不比在运动队里死磕差。“
我坐在操场边的水泥台阶上听完了教练的话,点了点头。
我知道教练说的是实话。
这个圈子里天赋好的人太多了,我见过省队那些苗子推铅球的样子——同样的动作,他们做出来就像是喝水吃饭一样自然流畅,而我需要用成倍成倍的训练量才能勉强接近他们的水平。
天赋这个东西,它确实存在,而且它确实不公平。
我认。
但还没等我开始认真考虑教练的建议——表叔找上了门。
表叔是我爸的表哥,在一家汽修厂当老板,平时来往不算多,逢年过节才会提两盒糕点来坐坐。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来的,拎了一袋苹果和一箱牛奶,坐在客厅里和奶奶寒暄了好一会儿,才把话头转到正题上。
他儿子——我的远房表哥——抽中了征兵名额。但那小子从小娇生惯养,自己不想去。表叔舍不得儿子去部队吃苦,又不想白白浪费这个名额,更不想因为“拒服兵役“在档案上留个污点,于是他盘算了好几天,想到了一个主意。
“让小宾替他去。“
十五万。
这是表叔开出的价码。
他说这钱一半是补偿我家,一半等服役期满之后归我。
他说白宾的身板结实,体检肯定能过,表叔说他来安排,年纪的问题他来想办法。
奶奶当场就把表叔轰出去了。
“你给我滚。“奶奶拄着拐杖站起来,手指着门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样硬,“我孙子才十五岁。你让他替你家那个怂包去当兵?还去西藏?你是人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