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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第2页）

1．晚清儿童文学活动——萌芽期（从1875年《小孩月报》创刊到1915年《新青年》创刊，大约40年的时间）。随着西学渐进与近代民主思想的开放，儿童问题日益得到社会关注，同时适应新教育制度改革的教材需要，开始出现以儿童为服务对象的刊物与儿童读物。儿童报刊主要的就有十多种，如《小孩月报》（1875）、《蒙学报》（1897）、《寓言报》（1901）、《童子世界》（1903）、《少年报》（1907）、《蒙学画报》（1908）、《少年丛刊》（1908）、《儿童教育画报》（1909）、《童话丛刊》（1909）、《少年杂志》（1911）、《中华童子界》（1914）、《儿童画报》（1914）。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后，选用儿童喜爱的文学读物进入教材几成共识。同年，中国最早的儿童报纸《童子世界》在上海出版。同年，卢梭的教育小说《爱弥尔》在中国出版。翻译小说自1893年至1924年，共一百七十余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西方经典儿童文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儿童作为“小国民”“未来国民”被发现。一批人开始为培养健康国民倡导儿童文艺，如儿童诗歌方面有梁启超、黄遵宪倡导并亲自实践的学堂乐歌；儿童小说方面有梁启超、徐念慈等人的提倡，以及林琴南、包笑天等人的译述；童话方面有孙毓修的编述和周作人的研究；理论方面有梁启超、徐念慈、周作人、鲁迅等的拓荒与大力提倡，重要文献有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童子世界》发表的《论〈童子世界〉之缘起并办法》（1903），徐念慈的《余之小说观》（1908），孙毓修的《童话·序》（1909），鲁迅的《月界旅行·辨言》（1903）、《人之历史》（1907）、《儿童艺术展览会旨趣书》（1915）、《儿童之好奇心》（译述，1913）和《儿童观念界之研究》（译述，1914），周作人的《儿童研究导言》、《童话研究》、《童话略论》（均为1913）、《古童话释义》、《儿歌之研究》、《成绩展览会意见书》和《收集绍兴儿歌童话启》（均为1914）等。

2．五四儿童文学运动——自觉期（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23年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出版，大约十年的时间）。中国儿童文学实现了由“儿童的发现”到“儿童文学”的历史转变。在《新青年》倡导下发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儿童文学的摇篮。鲁迅、周作人、胡适、赵景深、郭沫若以及茅盾、郑振铎、叶圣陶、俞平伯、冰心等“文学研究会”成员发起了一场有声有色的“儿童文学运动”。创建的重要报刊或儿童文学园地有《儿童世界》（1921）、《小说月报·儿童文学》（1921）、《小朋友》（1922）、《儿童文学》（1923）、《晨报副刊·儿童世界》（1923）。重要作品有童话《稻草人》、散文《寄小读者》、歌舞剧《葡萄仙子》（均为1923）等。重要文献有鲁迅的《救救孩子》（1918）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周作人的《人的文学》（1918）、《儿童的文学》（1920）和《关于儿童的书》（1923）等。胡适的《国语运动与文学》（1921），严既澄的《儿童文学泛论》（1920），郭沫若的《儿童文学之管见》（1922），魏寿镛、周侯予的《儿童文学概论》（1924），凌冰的《儿童学概论》（1924）。

（三）儿童文学的发展时代（社会主义性质的儿童文学）

1．战争儿童文学——发展一期（从1923年《先驱》发表《儿童共产主义组织运动决议案》开始至1948年《小英雄雨来》出版，大约二十五年的时间）。战争儿童文学的最大特点是为政治斗争服务。1923—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1924—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1937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十年内战）；1937—1945年抗日战争；1945—1949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期间，共产党统治区被称为苏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政治版图分成三个不同的区域：解放区、国统区、敌占区。1930年，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倡导革命儿童文学。1936年，左联解散。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6年，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在上海成立。重要作品有：老舍的《小坡的生日》（1929）、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1931）、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1932）、《奇怪的地方》（1936）、高士其的《菌儿自传》（1936）、严文井的《南南和胡子伯伯》（1941）、华山的《鸡毛信》（1945）、管桦的《小英雄雨来》（1948）、黄谷柳的《虾球传》（1947）、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1947）等。儿童文学理论著作有张圣瑜的《儿童文学研究》（1928），周作人的《儿童文学小论》（1932），陈伯吹的《儿童故事研究》（1932），王人路的《儿童读物的研究》（1933），仇重、金近、贺宜等合著的《儿童读物研究》（1948）。

2．新儿童文学运动——发展二期（从1949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至1966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停止出书，大约十七年的时间）。又称作新中国儿童文学，第一个儿童文学的黄金期。1949年，团中央主办的《中国少年儿童报》创刊。1952年，第一家少儿出版社在上海成立。1956年，第二家专业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北京成立。1954年起，中国作协开始主办儿童文学评奖。1957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内部刊物《儿童文学研究》创刊。1960年，开展了对陈伯吹“童心论”的错误批判。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因为政治历史原因，分处：大陆、台湾、港澳。台湾、港澳的儿童文学发展受制于不同的文学环境，虽然同属于中国儿童文学的范畴，但又有其明显的发展个性，需要另文作专门论述，这里暂不涉及。重要作品有：秦兆阳的《小燕子万里飞行记》（1950），高士其的《揭穿小人国的秘密》（1951）、《我们的土壤妈妈》（1951），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1952）、《宝葫芦的秘密》（1957），阮章竟的《金色的海螺》（1955），柯岩的《“小兵”的故事》（1956），洪汛涛的《神笔马良》（1956），徐光耀的《小兵张嘎》（1962），严文井的《小溪流的歌》（1959），冰心的《小橘灯》（1960），孙幼军的《小布头奇遇记》（1961），刘厚明的《小雁齐飞》（1962）等。重要理论著作有：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简论》（1957），蒋风的《中国儿童文学讲话》（1959），贺宜的《散论儿童文学》（1960）等。

3．儿童文学荒芜期——发展三期（从上海、北京两家少年儿童出版社停业开始到1977年《儿童文学》《少年文艺》分别在北京、上海复刊，大约十年的时间，即“文革”十年）。这是儿童文学的荒芜期。1966年**全面爆发，历时10年。重要作品有：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1972）、徐瑛的《向阳院的故事》、高士其的《生命进行曲》（1973）等。

4．新时期儿童文学——发展四期（从1977年一批儿童文学类刊物纷纷复刊至20世纪末）。儿童文学的复苏期，又称重建期。1978年，中宣部、文化部等国家八部委在庐山开会，部署儿童读物的创作与出版，拉开儿童文学复苏的序幕。1979年，中国作协设立儿童文学委员会，同年，浙江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开始招收儿童文学研究生，至今招收儿童文学研究的院校已近十家。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开始招收儿童文学博士生。1980年，除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恢复外，又成立了三家少儿出版社，至今少儿专业社已达38家。同年，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和文化部少年儿童艺术委员会成立。同年，理论界为“童心论”平反。1984年，文化部召开全国儿童文学理论座谈会，同年，中国作协成立儿童文学组。1986年，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参加了第25至第28届年会，并将承办2006年第30届年会。1988年，全国儿童文学发展趋势研讨会召开。1996年，江泽民总书记发出抓好“少儿文学、长篇小说、影视文学”的指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评选的国家图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三大奖）等国家级图书大奖，都设有儿童读物组。此外，还有作协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专业奖。重要作品有：刘心武的《班主任》（1976），金近的《小白杨要接班》（1977），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1978），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1979），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1979），刘先平的《云海探奇》（1980）、《千鸟谷追踪》（1985），董宏猷的《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1989），张之路的《第三军团》（1991），金曾豪的《青春口哨》，秦文君的《女生贾梅》（1993），曹文轩的《草房子》（1997）等。重要著作有：贺宜的《小百花园丁杂说》（1979），蒋风的《儿童文学概论》（1982），胡从经的《晚清儿童文学钩沉》（1982），鲁兵的《教育儿童的文学》（1982），陈子君的《儿童文学论》（1985），韦苇的《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1986），蒋风主编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1986），洪汛涛的《童话学》（1986），王泉根的《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1987），洪汛涛主编的《中国儿童文学十年（1976—1986）》（1988），希望出版社版《中国儿童文学大系》（1988），张香还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现代部分）》（1988），王泉根评选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1902—1949）》（1989），汤锐的《比较儿童文学初探》（1990），马力的《世界童话史》（1990），蒋风主编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1991），陈子君主编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1991），四川少儿版《儿童文学辞典》（1991），重庆版《中国幼儿文学集成》（1991），薛贤荣的《寓言学概论》（1991），蒋风主编的《世界儿童文学事典》（1992），金燕玉的《中国童话史》（1992），吴其南的《中国童话史》（1992），张之伟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1993），方卫平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1993），孙建江的《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1995），浦漫汀的《浦漫汀儿童文学评论集》（1996），张美妮、巢扬主编的《中国新时期幼儿文学大系》（1996），王泉根评选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文论选（1949—1994）》（1996），吴其南的《转型期少儿文学思潮史》（1997），蒋风、韩进的《中国儿童文学史》（1998），韩进的《中国儿童文学源流》（1999），樊发稼的《追求儿童文学的永恒》（2000），朱自强的《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2000）等。

5．新世纪儿童文学——发展五期（从2001年至今）。进入新世纪，儿童文学多元化发展趋势明显，艺术的儿童文学与大众的儿童文学日益成为两大潮流，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个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充分发挥，儿童文学心理学派、教育学派、社会学派、幻想学派、未来学派等艺术形式都得到了充分展现。创作空前自由，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也日益明显。重要作品有：曹文轩的《细米》《青铜葵花》，杨红樱的《漂亮老师和坏小子》《男生日记》《女生日记》“淘气包马小跳系列”，金波的《乌丢丢的奇遇》，冰波的《阿笨猫全传》，王一梅的《鼹鼠的月亮河》，三三的《舞蹈课》，马昇嘉的《多一点，少一点》等。

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经验教训

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有一个基本估价，就是起点高但发展曲折，依赖性强但潜力无限，成就突出但与世界儿童文学的发展水平差距明显。进入新世纪的儿童文学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而百年来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正可以作为今天的借鉴，提醒人们因势利导，扬长避短，创造条件，与时俱进，为新世纪的儿童文学创造更为良好的发展环境。

一、国运兴则儿童文学兴，儿童文学与政治（政府）的关系十分密切，小小文学折射大千世界

纵观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其道路是很不平坦的，经历了三起三落，目前仍然处于不很稳定的发展状态。一般认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有四个“黄金时代”：一是20世纪初叶的五四儿童文学运动，集中展现在1920年到1925年；二是50年代的新中国儿童文学实践，集中展现在1950年到1960年的10年间；三是80年代初期的新时期儿童文学复兴，集中展现在1978年到1985年；四是90年代中期以后，集中展现在1996年江泽民同志发出抓好“儿童文学”等“三大件”至今。这四个时期都是我国政治形势明朗，国家比较稳定，经济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尤其是1949年以后，儿童文学的每一步发展，不论是前进、徘徊不前，还是暂时的反复，都与政治气候密切相关，与文艺政策及儿童文学政策密切相关。正反两方面的事实说明，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制于非文学因素。但这又不完全是一件坏事，起码让我们看到了一条发展中国儿童文学的途径，就是充分利用政策的力量来弥补我国儿童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尚未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的不足。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什么时候，儿童文学被领导者重视，什么时候就发展较快；哪里的领导重视儿童文学，哪里的儿童文学发展就快。儿童文学的发展特别需要文学以外的力的推动，这也是儿童文学自身发展不甚成熟的一种表现。

二、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最大特点是与儿童教育不可分，不仅中国儿童文学发源于儿童教育的需要，而且她的发展至今没有也永远不可能远离儿童教育

在中国，儿童文学的提倡从来都是与儿童教育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从事儿童文学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儿童教育者，在对儿童文学的学科归属上，也都不约而同地归属于师范教育。可以说，儿童教育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根，是流淌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躯体里的血脉，也是中国儿童文学今后发展的基础。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了的，至少是与今天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相适应的一种文学阶段。儿童文学的发展也应该有它的阶段，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阶段，一个渐次的发展过程。有的阶段与过程是不能跳过的，就像有人想彻底否定中国儿童文学的教育性那样，在一个有四亿儿童的大国，其中还有四分之三的儿童在农村，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儿童连温饱与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都不能得到完全保证的时候，以娱乐来排斥教育的做法，也许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危险行为。儿童文学应该成为儿童心灵逍遥的乐园，但儿童文学不应该仅仅成为有闲有钱阶层的儿童的消遣品，更不应该成为作者、出版者追逐名利的一种快捷的致富工具。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发挥儿童文艺的教育功能，以济儿童教育力量之不济呢？可以主张儿童文学有多种属性，但不能借此否定儿童文学的教育属性，而且它永远应该是儿童文学最基本的属性之一，根本没有教育性的儿童文学作品是不存在的，但在这里对“教育”一词的理解应该是多元的广泛意义上的，即使是那些被认为是最没有教育性的作品，也许正可以归入现在所提倡的“素质教育”，不是吗？

三、儿童大国不等于儿童文学大国

中国自古就是儿童大国，也自然是儿童教育大国，但却还不是儿童文学大国，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儿童文学在儿童健全成长过程中的文学价值还没有得到社会最广泛地认同与重视；二是儿童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认为是儿童教育的一种有效的辅助手段，过于狭隘地理解了儿童文学之于儿童成长的价值。但两者在本质上都没有给儿童文学一个应该有的独立的文学地位，也正如长期以来人们还不曾真正给过儿童一个独立的人的地位一样。儿童观与文学观共同决定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特殊命运。三是儿童文学的学科建设严重滞后，还没有真正形成完整的富有现代特征的儿童文学学科体系。关于学科建设的理论研究还很薄弱，发展儿童文学批评的学术环境还不尽如人意，甚至连“什么是儿童文学”这一最基本的学科命题，理论界至今也没有作出权威的令人信服的解说。目前儿童文学的发展，既处在世纪之交，又是一个儿童文学非常热闹、非常时髦、非常繁荣的时代，此所谓“三面大旗”（大幻想文学、幽默儿童文学、大自然文学）迎风招展，“三大评奖”（国家图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中国图书奖）连年获奖，一批童星（上海17岁的男孩韩寒有《三重门》、北京16岁女孩金今有《再造地狱之门》、湖北12岁的女孩蒋方舟有《正在发育》、江苏6岁男孩窦蔻有《窦蔻流浪记》等）闪亮登场……好一派繁花似锦、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但静下心来想想，又不得不忧虑重重：大旗到底能打多久？现在扛大旗的还只是华东的“两社一会”（21世纪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安徽省儿童文艺家协会），三面大旗下到底能集合多少儿童文学作家呢？还很难说。

说到作家队伍，虽然号称“五代同堂”，但现在孩子们能数得出的著名作家又有多少？恐怕没有一百人，就算一百人吧；再看孩子们能耳熟能详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又有多少？恐怕也数不出上千篇，就算一千篇吧；我们再看看儿童读者，全国有近四亿的少年儿童。四亿儿童与作家作品的数字之比，这个差别太大了。而就在这些作家作品中，又有多少是面向近三亿农村孩子的呢？能够走向国际的作家作品又有多少呢？我们曾经多次申报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奖，却无一中得大奖。仅此而言，我们就知道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对内对外都还远远不够充分，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还需要有志于儿童文学的人们继续努力，还需要更多的儿童文学的热心人与殉道者为之奔走呼号与默默奉献。

儿童文学作家的队伍仍在发生分化，儿童文学的读者也在不断流失，影视文化、网络文化等对儿童读者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加之经济环境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外围文化的冲击，原创作品出版艰难，文学新人步履维艰，而外国奇幻作品却大行其道，魔怪文学、智商文学、情商文学、财商文学……来势汹涌，传统的、民族的东西反而没有受到重视。凡此种种，都是不甚正常的儿童文学现象，需要得到关注与采取应对的措施，以确保儿童文学的先进文化方向与娱乐儿童心灵的文学精神。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走过了一条“光辉的荆棘路”（安徒生语），每一位儿童文学家就是照亮这条荆棘小道上的一盏微不足道的“小橘灯”，但许多盏小橘灯在一起，就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盏盏不灭的“神灯”，不仅引导儿童健康成长，还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之火”，昭示着人类的未来与希望。回顾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的儿童文学家与时代一同前进，与祖国风雨同舟，与人民同甘共苦，与儿童休戚与共，写下了不朽的辉煌篇章，为儿童个体的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迈入新的世纪，儿童文学工作者备感任重道远，时不我待，必须克服困难，加倍努力，与时俱进，把自己的今天奉献给人类最光明、最灿烂的朝阳事业——神圣的儿童文学！

[载《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