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梧桐沟的村支书打了电话。陈叔说他没有回去,房子还是锁着的,地还是老刘在种。我又去找所有可能认识的人,黄老板,艺术馆的方老师,合租的小刘。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他就像那盆绿萝被端走了一样,从我的生活里彻底消失了。
那段时间,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过的。
白天照常上班,坐在办公桌前,面前的报告一页都翻不过去。
同事们跟我说话,我听到了,嘴巴会自己回答,但我说了什么自己也不知道。
下了班,我骑着车在城里转,一条街一条街地找,一个巷子一个巷子地钻。
我觉得我只要找得够仔细,就能在某一个转角看到他,穿着那件深蓝色的夹克,背着画板,低着头匆匆地走。
没有。
哪里都没有。
他走了以后,我才发现自己对他的了解少得可怜。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亲戚,不知道他认识什么朋友,不知道他除了黄老板的作坊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
他活了三十年,在这个世界上竟然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被我找到的线索。
唯一能确定的,是他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存折上的钱一分没动,他连路费都没拿。
他是空着手走的。
为什么要这样?他要去的那个地方,难道连一张车票都不需要吗?还是说,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去任何一个可以花钱的地方?
我不敢往下想了。
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我会打开那个抽屉,拿出他留给我的那包桂花。纸包已经打开了无数次,里面的桂花已经不那么香了,颜色从金黄变成了暗褐。我把纸包凑到鼻子前闻一闻,还能闻到一丝淡淡的甜味,像是隔着一层很厚很厚的墙,隐约听到的歌声。
我会想起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那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句子。不是“我爱你”,不是“等我回来”,不是任何应该被刻在石头上的话。
他消失的头一天晚上,我在他那里坐了很久,一直坐到快十点。他说明天还要上班,早点回去休息吧。我站起来,走到门口,他跟在后面。我转身想说什么,他先开了口。
“诚诚,”他说,“你要好好的。”
我说:“你也是。”
他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我看了快两年,但那天晚上的笑不一样。
那个笑容里有我不认识的东西,不是高兴,不是满足,不是害羞,而是一种更沉的东西,像是把很多很多的话都压在一个很小的笑里面,压得那个笑容都有些变形了。
我当时没有在意。
我以为那只是又一个普通的晚上。
我下了楼,骑上车。
他从窗户探出头来看我,路灯的光落在他脸上,他的表情被光晕模糊了。
我朝他挥了挥手,他也挥了挥手。
那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后来的很多年里,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