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花桥村的驻点工作持续了将近一个月。
白天,我在田里做观测、记录数据、跟当地的农技人员开会。村里的田跟梧桐沟很像,都是那种一层一层叠上去的山垄田,窄窄的,弯弯曲曲的,像一条条缠在山腰上的带子。每次蹲在田埂上,我都会想起二十六岁那年的自己,那时候腰不疼,蹲一整天都没事;现在蹲半个小时就得站起来,膝盖咔咔地响。
晚上,我住在石桥村一个老乡家里,一间收拾干净的厢房,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窗户外面是一棵老槐树。
夜深了,老乡一家都睡了,整栋房子安安静静的,只有窗外的虫鸣和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叫。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缝,想小虎。
他就在十公里外的梧桐沟。
不到半小时的车程。
那天晚上分开以后,我每隔两三天才去一次,每次都是天黑了才去,天亮之前离开。
坐在他堂屋的煤油灯下,跟他说说话,看他新画的画,有时候什么都不说,就那么坐着。
他从不主动留我。
我走的时候,他送到院门口,说一句“路上小心”,然后站在那儿,看着我走远。
我走出几十步回头,他还站在门口,月光把影子拉得很长。
那画面让我想起1994年,我离开梧桐沟的那个早晨,他站在村口大樟树下,也是这样看着我走的。
只是现在他头发白了,腰也没有以前直了。
有一天晚上,我带了一瓶酒去。
他从柜子里拿出两个杯子,倒上,我们碰了一下,各自喝了一口。
酒是当地的米酒,不烈,甜甜的,喝下去胃里暖暖的。
“小虎,”我放下杯子,“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
“我想辞职。”
他的手在杯沿上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转那个杯子,一圈,两圈,三圈。
“辞职?”他的声音很平静,“辞职了你去哪儿?”
“我想换个地方生活。”我看着他的眼睛,“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他沉默了。
煤油灯的火苗微微跳动着,在他的脸上投下忽明忽暗的光。
他眼睛还是那双眼睛,深深的,黑黑的,像一口能让人沉下去的井。
“立诚,”他终于开口了,“你在农科院干了快二十年了。”
“十六年。”我说,“我二十二岁进去的,今年三十八了。”
“十六年。”他重复了一下这个数字,“你在这个单位里待了十六年。你的职称,你的工资,你的房子,你的社保,你的一切都在那里。你辞职了,这些东西都没了。你还要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从头开始。你三十八了,不是二十八。”
“我知道。”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