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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第1页）

十二月的第一天，梧桐巷下了今冬的第一场雪。不是铺天盖地的大雪，是细碎的、干燥的、像盐粒一样的小雪，落在悬铃木光秃秃的枝丫上，积了薄薄一层白。花店门口的台阶白了，面馆的棉门帘上白了，杂货店的红灯笼上白了，旺财的红色棉背心上也白了——它站在雪里，抬起头看着天空飘下来的白色碎片，伸出舌头接了一片，舔了舔，皱起眉头，大概是凉的。张阿姨在面馆门口泼了一盆热水，热气在冷空气里腾地升起，像一朵白色的、转瞬即逝的花。

林星晚站在花店门口，伸出手接了一片雪花。六角形的，透明的，落在她手心不到一秒就化了。不是被体温融化的，是被她手心里那团从花店里带出来的热气融化的——花店里的暖气开得很足，洋甘菊茶冒着热气，团团趴在暖气片旁边，像一滩被烤化了的橘色液体。顾深寒从面馆楼上下来，手里拿着两杯咖啡——美式和拿铁，杯套上画着一个笑脸，今天的圆形画得比昨天圆一些。他走到她面前，把拿铁递给她，她接过去，喝了一口。温的，刚好。

“今天冷。”他说。

“嗯。”

“你围巾呢？”

“忘带了。”

顾深寒把自己的围巾解下来，绕在她脖子上。围巾是深灰色的，羊绒的，带着他的体温和咖啡的苦香。她把脸埋进围巾里，深吸一口气，闻到了他。不是香水，不是洗衣液，是他本身的味道——干净的、干燥的、像晒过太阳的旧书。她抬起头看着他，他把大衣领子竖起来挡风，脖子露在外面，被冷风吹得有点红。她没有说“你不冷吗”，因为他说过“不需要的就不留”。他把围巾给了她，因为他觉得她需要，而他自己可以扛。她踮起脚尖，伸手把他的大衣领子翻下来，把自己的围巾解下来，绕在两个人的脖子上——一人一头，中间打个结。深灰色的羊绒围巾把两个人连在一起，像一条短短的、柔软的、毛茸茸的桥。

“走吧。”她说。

“去哪？”

“吃早饭。张阿姨今天做了新口味，虾仁馄饨。”

两个人围着同一条围巾，走过梧桐巷的光秃秃的悬铃木，走过杂货店的红灯笼，走过旺财和它的红色棉背心，走进面馆。张阿姨正在包馄饨，看到他们进来，目光落在同一条围巾上，嘴角慢慢地、慢慢地弯了起来。“你们俩，”她说，手里的馄饨皮没停，“什么时候办事情？”林星晚的脸红了，红到耳根，红到围巾遮不住。顾深寒说“办什么事情”，张阿姨说“你说办什么事情”，顾深寒说“不知道”，张阿姨说“你别装了”，顾深寒说“没装”，张阿姨说“那你什么时候娶她”。林星晚的脸更红了，红到她把整张脸都埋进了围巾里。顾深寒没有说话，但他看了林星晚一眼，看了很久。那个“很久”里有答案，只是他没有说出来。

十二月中的时候，林星晚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很大，很沉，寄件人写的是“顾太太”，地址是城东那栋别墅。她拆开包裹，里面是一个纸箱，纸箱里塞满了报纸和泡沫粒。报纸和泡沫粒中间，裹着一样东西——一个相框。木质的，深棕色，边角有些磨损。相框里是一张照片，黑白照片，已经泛黄了，边角有折痕。照片里是一个小男孩，四五岁的样子，穿着一件白色的毛衣，坐在一架钢琴前面，手放在琴键上，转过头看着镜头。他没有笑，但他的眼睛里有光。那种光不是被灯照亮的，是从里面发出来的，像一颗小小的、正在燃烧的星星。

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字，字迹是林婉清的，工整的、一丝不苟的、每个字都端端正正。她写了：“小寒，五岁。第一次弹琴。”没有“我爱你”，没有“妈妈想你”，没有“对不起”。只有这一行字——小寒，五岁。第一次弹琴。林星晚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她不知道林婉清为什么要寄这张照片。也许是看到花店的订单，想到了什么。也许是经过花店门口，没有进来。也许是过年的时候一个人坐在那张三个人坐四个位置的餐桌前，对面没有人，旁边也没有人。她想到了那个五岁的、穿着白色毛衣的、第一次按下琴键的小男孩。她想到了他转过头说“老师，这个声音好好听”。她想到了她后来对他做的那些事。她想到了他不再弹琴了。她想到了二十八岁的他，在花店里，坐在钢琴前，弹奏一首叫《无尽夏》的曲子。她不知道这些，因为她没有进过花店，她没有听过他弹琴，她不知道他学会笑了。但她寄了这张照片，像是某种信号，像是隔着一整座城市伸出的、不知道该放在哪里所以只好放在一个纸箱里、用报纸和泡沫粒裹好、寄给一个她只见过一次面的年轻女孩的手。

林星晚把照片拿给顾深寒看。他接过相框，低下头，看着照片里那个小男孩。五岁的他，穿着白色毛衣，坐在钢琴前面，转过头，眼睛里有光。他看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天从亮变暗，久到花店的灯自动亮了。他没有说话，没有哭，没有笑。他只是看着，像在看一个很久不见的、不知道该怎么打招呼的老朋友。

“你妈妈寄来的。”林星晚说。

“嗯。”

“你要不要给她打个电话？”

顾深寒把相框放在钢琴上，放在那枝干枯的洋甘菊旁边。干枯的洋甘菊和五岁的他，并排站在黑色钢琴上，像两个不同时间的他——一个还没开始，一个已经结束。但花店里的他，既不是干枯的也不是五岁的。他是正在开花的。他不知道会开成什么样，不知道能开多久，不知道谢了之后还会不会再开。但他开着，一天一天地，一瓣一瓣地。

“晚一点。”他说。

林星晚没有追问“晚一点”是几点。她点了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相框支架，把那张照片支起来，放在钢琴上最显眼的位置——不是因为她想让每个人看到，是因为她想让顾深寒每次弹琴的时候都能看到。看到那个五岁的、眼睛里有光的自己。他没有消失，他一直都在。

十二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圣诞节。

梧桐巷没有圣诞树，没有彩灯，没有驯鹿和雪橇。张阿姨在面馆门口贴了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圣诞快乐”，红纸黑字，用的是过年剩下的春联纸。杂货店老板在柜台上放了一顶圣诞帽，红色的，白色的毛球，旺财戴着那顶圣诞帽在店门口站了一会儿，觉得不舒服，用爪子扒拉下来，咬在嘴里拖回了窝。花店门口的棉门帘上挂了一串小铃铛，是林星晚从网上买的，不是真正的铃铛，是塑料的，绿色的，红色白色相间，风一吹就叮叮当当地响，声音很轻，但很好听，像远处有人在敲一面很小的编钟。

林星晚在花店中央摆了一棵小的圣诞树。不是真的松树，是塑料的，一米多高，墨绿色的，枝干上挂满了红色和金色的装饰球。圣诞树是去年买的，买的时候觉得有点贵，买了一棵小的舍不得买大的。今年她想买一棵大的，但顾深寒说“小的就很好，够用就行”。她说“够什么用”，他说“够装下我们的愿望”。她把圣诞树摆好，插上电，树上的小彩灯亮了起来——红色的、绿色的、金色的、蓝色的，一闪一闪的，像一树的萤火虫。

她站在圣诞树前，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毛线袜子——也是去年买的，也是小的，今年也没换大的。她把袜子挂在圣诞树上，袜子里塞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希望明年的今天，我们还在梧桐巷。希望花店的生意好。希望团团不要再胖了。希望张阿姨的面馆一直开下去。希望杂货店的收音机不要坏。希望旺财穿棉背心的时候不要皱眉头。希望顾深寒每天都笑。”

她写完最后一行字的时候，顾深寒正好走到她身后，把下巴搁在她肩膀上，看着她手里的纸条。“你偷看。”林星晚把纸条折起来塞进袜子里。“没看到，”顾深寒说，“只看到‘顾深寒’三个字。”

“那是我的愿望，不许看。”

“那你告诉我。”

“不说。”

“为什么？”

“说了就不灵了。”

顾深寒的手从她身后伸过来，握住了她的手。他的手还是凉的，她的手是暖的。凉和暖碰在一起，像冬天里的第一片雪花落在秋天最后一片叶子上。

“林星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