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末,梧桐巷的悬铃木已经浓绿到了极致。叶子大得像蒲扇,层层叠叠地挤在一起,把整条巷子遮得密不透风。正午的阳光拼尽全力才能从叶子的缝隙里挤下几缕,落在地上变成极细极亮的金线,像有人用一支极细的笔在地面上画了一幅极精致的画。
林星晚蹲在花店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拿着那把白色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她写“六月限定:绣球。无尽夏。”写完退后一步看了看,“无尽夏”三个字写得太挤了。她用手指把“无”字蹭掉,留出一格空隙,重新写。这次松快多了,每个字都有自己的位置,不像刚才那样挤作一团。
顾深寒坐在花店里的钢琴前,手里拿着一枝绣球。无尽夏,蓝色的,花瓣很大很薄,像一片片被染了色的、半透明的蝶翼。他低头看着这枝花,看了很久。不是发呆,是在观察。他在看花瓣的脉络、颜色的深浅变化、水珠在花瓣表面滚动的方式。他在学,不是学插花,是学“看”——看一朵花是怎么开的,看一个人是怎么笑的,看一天是怎么过去的。
这几个月来,他学会了太多东西。学会了包花、学会了泡洋甘菊茶、学会了跟团团说话、学会了在沈屿来的时候主动问“最近怎么样”。学会了在姜莱举起相机的时候不躲镜头,学会了在陈秀兰打电话来的时候多说几句,学会了在林建国问“最近下棋了吗”的时候说“没有,您有空吗”。
他学会了生活。不是“活着”,是“生活”。这两个词的区别在于,前者只需要呼吸,后者需要投入。他把自己投入到了这个花店里、这个巷子里、这个人身边。每一天都在投入,每一件事都在投入。他不知道产出是什么、什么时候产出、产出多少。但他不再问了,因为投入本身就是产出。
林星晚走进花店,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走到他面前。
“你在看什么?”
“看绣球。”
“看出什么了?”
“蓝色有很多种。”他说,用手指点了点花瓣的不同部位,“这里是深的,像海。这里是浅的,像天。这里是深的带一点紫,像傍晚。”
林星晚低头看着他手指点在花瓣上的位置,忽然觉得鼻子有一点酸。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她想起他第一次来花店的时候,对着一盆半死不活的橡皮树说“我不知道”。他不知道花的颜色有深浅,不知道虾仁不用嚼很久,不知道什么是“好吃”、什么是“好看”、什么是“喜欢”。现在他知道蓝色有很多种,知道洋甘菊的味道是“绿的”,知道巴斯克蛋糕是“甜的”但最好吃的巴斯克蛋糕是那个在海边、在车里、在蜡烛熄灭后的黑暗里吃的那一块。
他知道了这么多。
她不知道的那些——那些还没有被他发现、还没有被他命名的东西——还有很多。但没关系,他们有的是时间。
七月。
夏天真正地来了。
梧桐巷的悬铃木在七月中旬迎来了一年中最茂盛的时刻,叶子大到能把整条巷子捂出一股湿热的气流,人走在里面像走在一条绿色的、会呼吸的隧道里。蝉鸣从早到晚不停,声音大到张阿姨在面馆里喊“来碗面”都得提高好几度。杂货店的收音机换到了另一个频道,不放邓丽君了,放的是新闻,播音员用标准的、不带任何感情的普通话播报着某地的暴雨、某地的旱情、某地的经济数据。
花店的生意进入了一年中不太好的季节。夏天太热,花不好养,客人也少。林星晚不急,反正春天赚的钱够花一整个夏天,她只需要保持店里的温度、湿度、和花的品质,等秋天来。顾深寒也不急,他每天准时出现在花店,帮她换水、剪枝、整理花材、打扫卫生。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没有任何“我在帮你”的表情,因为他已经不觉得这是“帮”了。这是他的花店,他的每一天,他的生活。
七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林星晚做了一个决定。
“顾深寒,我要回老家一趟。”
“什么时候?”
“下周末。”
“干什么?”
“我妈过生日。”
顾深寒看着她,等她说下一句。他知道她不会只说“我要回老家一趟”就结束了,她还有话没说。她在犹豫怎么说,她的手指在工作台上轻轻地、轻轻地敲着,一下,两下,三下——她紧张了。
“你要不要一起去?”她终于说了。
顾深寒看着她。她的耳根红了——不是因为热,是因为她在等他回答。花店里的空调开着,二十六度,不热。她的耳根是红的,因为她怕他说“不去”,更怕他说“去”。她说“你要不要一起去”的时候,语气太轻了,轻到像在问“今天吃面还是吃饭”。
“好。”他说。
林星晚的耳根更红了。她转过身,假装在整理花材,把尤加利叶从架子上拿下来,又放回去,又拿下来。反复了三次,顾深寒没有戳穿她。他坐在钢琴前,打开琴盖,开始弹一首曲子——不是古典,不是流行,是他自己写的,没有名字,没有编号,只有旋律。旋律很简单,像一个人在夏天傍晚散步,走得很慢,没有目的地,就是走着。
林星晚听着这首曲子,忘了手里的尤加利叶。她不知道这首曲子叫什么名字,但她觉得它应该叫“和你一起”。
周末,他们一起坐高铁回了林星晚的老家。
陈秀兰的生日,六十二岁。林星晚在花店包了一大束花——康乃馨、百合、洋甘菊、尤加利叶,粉白绿色系,温柔得像她妈妈这个人。顾深寒提着一个纸袋,里面是他在城北那家老字号糕点铺买的寿桃,不是普通的寿桃,是定制的,每个寿桃上面用红曲粉写了一个字,八个寿桃拼起来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