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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余（第1页）

七月。梧桐巷的悬铃木进入了夏天最盛的时期。叶子大到能把整条巷子捂出一股湿热的气流，人走在里面像走在一条绿色的、会呼吸的隧道里。蝉鸣从早到晚不停，声音大到张阿姨在面馆里喊“加个鸡蛋”都得提高好几度。杂货店的收音机换到了新闻频道，播音员用标准的、不带任何感情的普通话播报着某地的暴雨、某地的旱情、某地的经济数据。没有人认真听，但那声音一直在，像一条无声的河流，在每个人的生活背景里缓缓流淌。

林星晚和顾深寒结婚了。花店的经营许可证上，经营者姓名从“林星晚”变成了“林星晚、顾深寒”。不是法律要求必须加，是她去工商局办手续的时候，工作人员问“这家店是你一个人的吗”，她说“是”，然后顿了一下，又说“不，是我们两个人的”。工作人员看了她一眼，又看了顾深寒一眼，说“那加个名字吧”，她说“可以加吗”，工作人员说“可以，填个表就行”。她填了表，交了材料，等了几天，新的执照下来了。她看着上面并排的两个名字，觉得比任何一张结婚证都好看。

婚后的日子和婚前没有太大区别。他们还是每天一起出现在花店，一起包花、弹琴、喂猫、吃面。唯一的区别是，晚上关店后，林星晚不回自己家了，她和顾深寒一起走上面馆二楼，走进那个十来平米的小房间。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就占满了。窗户朝南，能看到梧桐巷的悬铃木和对面面包店的招牌。林星晚在窗台上放了一盆小雏菊，白色的，小小的，在晨光里慢慢打开花瓣，在暮色里慢慢合拢。像这个房间，像这条巷子，像他们的生活——不大，不亮，不引人注目，但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呼吸，自己的日夜。

顾深寒在窗台上也放了一样东西。不是花，是那个牛皮纸本子。她写完了的那本，记录了从去年秋天到今年夏天的每一天。他把本子立在窗台上，用小雏菊的花盆抵住，不让它倒。林星晚看到了，说“放在那里会晒褪色”。顾深寒说“褪色了也是我们的故事”。她看着他，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看她，在看窗外。窗外是梧桐巷的悬铃木，浓绿的叶子在晚风里轻轻摇晃，像一千只正在挥手告别的手。告别昨天，告别从前，告别那个不会笑、不会说、不知道什么是“好吃”的自己。

盛夏，花店的生意进入了一年中最清淡的时候。天太热，花不好养，客人也少。林星晚不急，反正春天赚的钱够花一整个夏天。她在店门口挂了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高温歇业，下午三点后开门”。顾深寒说“上午不开门会不会影响生意”，林星晚说“影响就影响，夏天本来就不该工作”。他看着她，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在吃西瓜，勺子挖着半个西瓜中间最甜的那一勺，送到了他嘴边。他张嘴吃了，甜的，很甜。“好吃吗？”她问，“好吃。”“为什么好吃？”“因为是你喂的。”“你只会说这一句。”“这一句就够了。”

七月中旬的一个下午，花店来了一个很久不见的客人。沈屿。他一个人来的，没有带姜莱。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穿着衬衫西裤，满头大汗，领带被他扯松了，挂在衬衫领口像一条被抛弃的、深蓝色的蛇。他走进花店，一屁股坐在柚木椅子上，把公文包放在脚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你怎么了？”林星晚递给他一杯冰水。他接过去，一口气喝了半杯，冰水顺着嘴角流下来，滴在他衬衫的领口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不规则的印记。

“公司要卖了。”他说。

林星晚转头看顾深寒。顾深寒坐在钢琴前，手放在琴键上，没有弹。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但他的手指在琴键上轻轻地、无声地按了一下。中央C。没有声音，但他的手指知道那个音在哪里。

“你爸的决定，”沈屿说，“董事会通过了。你不在，没人挡得住。”

顾深寒沉默了很久。他看着钢琴上的黑白琴键，那些他花了好几个月才重新熟悉的、每一个都知道名字的、陪伴了他无数个清晨和黄昏的琴键。他想到那个公司，想到他在那里度过了五年的时光。五年的加班、失眠、焦虑、成就感、挫败感。五年的人生。他离开了，但那个公司还在。它要卖了。被他的父亲卖掉，像卖掉一块地、一栋楼、一个不再需要的资产。

“沈屿。”他说。

“嗯。”

“你手上的股份，不要卖。”

沈屿看着他。“不卖？”

“不卖。我手上的也不卖。”

“你爸那边——”

“我会跟他说。”

沈屿看着顾深寒，看了几秒，然后笑了。不是那种“你疯了”的笑，是那种“你还是你”的笑。他放下冰水杯，站起来，拍了拍顾深寒的肩膀。

“好，”他说，“不卖。”

他走了。风铃叮铃一声，花店里安静下来。林星晚走到顾深寒身边，坐在琴凳旁边，和他并排坐着。琴凳不长，两个人坐有点挤，胳膊肘碰着胳膊肘。她没有说话，只是坐着，和他一起看着黑白琴键。

“林星晚。”

“嗯。”

“那个公司是我爸的。不是我的。”

林星晚没有说话，等着他说下去。

“但我在那里过了五年。五年里我做了很多决定，有些是对的，有些是错的。但不管对错，都是我的。不是我爸的。不是任何人的。”

林星晚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放在琴键上，她的手放在他的手背上。凉和暖碰在一起，和第一次一样，和每一次一样。

“那你就别让它卖，”她说，“如果它对你重要。”

顾深寒转过头看着她。她坐在他旁边，琴凳很小，两个人挤在一起。她的头发散着，几缕碎发从耳边滑下来，搭在肩膀上。她的眼睛看着他，棕色的、深深的、认真看人时会让人产生一种“被珍视”的错觉。

“它对我重要，”顾深寒说，“但没有你重要。”

林星晚看着他，嘴角慢慢地、慢慢地弯了起来。先是左边的梨涡出现了，然后眼睛弯成了月牙。她没有说“我也是”，因为不需要。她知道他知道。

顾深寒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林星晚在花店门口站着，没有进去，也没有走远。她听不到他在说什么，但她看得到他的背影。他站在花店最里面的角落，背对着她，一只手拿着手机，另一只手插在口袋里。他的肩膀很直，不是紧张的那种直，是放松的那种直。他打这个电话不是为了吵架，不是为了证明谁对谁错，不是为了赢。是为了说一件事——那家公司，不卖。不是因为他想要，是因为他不想让它像那只猫一样、像那个女孩一样、像那架沉默了十年的钢琴一样——在他不知道的时候，被人拿走。

电话打完了。他走过来，站在她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