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女士,受益人是您本人。您不需要立遗嘱把财产留给自己。您活着的时候就可以支配这些资产。”
“我知道。”
“那您为什么还要——”
“因为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
樊知节沉默了。他见过很多委托人立遗嘱的原因。生病、高龄、要出远门、觉得人生无常。但没有人用这种语气说这句话——像在说“今天可能会下雨”一样平静。
“您生病了?”他问。
“没有。”
“那您为什么觉得自己——”
“樊律师,”顾梦打断了他,“您是律师,不是心理医生。我不需要您问我为什么。我需要您帮我立一份遗嘱,把二十亿资产留给顾梦。受益人是我,遗嘱人也是我。程序上没有问题,法律上没有障碍。您只需要说,接,还是不接。”
樊知节看着她。她的眼睛很亮,但里面没有光。
他当了六年律师,从无败绩。不是因为他多厉害,是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接案子,什么时候不该接。不该接的案子,给再多钱他也不碰。这是他活到现在的原则。
但他接了这个案子。他说不上来为什么。不是因为那二十亿——遗产诉讼的律师费是固定的,跟遗产规模不成正比。也不是因为好奇——他见过太多离奇的遗嘱,这不算是离奇的。也许是因为她说“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的时候,语气太平静了。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樊知节讨厌死水。
“我接。”他说。
顾梦看了他一眼。那双没有光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很快,快得像错觉。
“谢谢。”她说。
樊知节打开电脑,调出遗嘱模板。顾梦从包里拿出一支笔,放在桌上。黑色的万宝龙,很旧了,笔帽上有划痕。
“您需要指定一个遗嘱执行人。”樊知节说。
“你。”
“我?”
“你是我的律师。你来执行。”
“顾女士,遗嘱执行人通常不是——”
“你。”
樊知节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的东西又动了一下。不是犹豫,不是请求,是一种他看不懂的东西。
“好。”他说。
他开始录入信息。遗嘱人:顾梦。受益人:顾梦。资产:约二十亿元。遗嘱执行人:樊知节。
他逐条念给她确认。她每一条都说“可以”“可以”“可以”。没有犹豫,没有修改,像早就背熟了。念到最后一条的时候,樊知节停下来,看着屏幕上那行字。
“顾女士,您确定吗?”
“确定。”
“您把二十亿留给自己。您活着的时候,这笔钱本来就是您的。这份遗嘱在法律上是有效的,但它的实际意义是——”
“我知道,”顾梦说,“它的实际意义是,如果我死了,这笔钱不会落到别人手里。”
“谁会来争这笔钱?”
顾梦没有回答。她拿起那支万宝龙,在遗嘱最后一页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顾梦。两个字,一笔一划,写得很慢。
樊知节也签了。作为见证人。他把遗嘱收好,盖上律所的公章,放进档案袋。顾梦站起来,把风衣的扣子扣好,动作很慢,像在拖延什么。
“顾女士,”樊知节说,“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
顾梦走到门口,停下来。她没有回头。
“樊律师,”她说,“谢谢你。”
“不客气。”
她拉开门。然后她倒下去了。没有声音。没有预兆。她就像一扇被风吹倒的门,直直地往前扑。樊知节冲过去的时候,她已经趴在地上了。他把她翻过来。她的脸是灰白色的,嘴唇发紫,眼睛半睁着,瞳孔已经散了。
“顾女士?顾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