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翠花今年四十二岁,是村里最能干的女人之一。她长得壮实,一米六几的个子,一百五十多斤的体重,手臂粗得像男人的小腿,一把能提起百来斤的谷子。她是枫树坪最能说会道的女人,声音大得能传到隔壁村去,笑起来整条路都能听见,骂起人来也能把人的祖坟刨出来。她的男人叫赵德厚,是个老实巴交的泥瓦匠,一年到头在外面给人家盖房子,很少在家。张翠花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还要种六亩地,喂十几只鸡鸭,养两头猪,家里家外一把抓,从没听她喊过一声累。
张翠花住在赵远家隔壁,两家只隔着一道矮墙。赵清荷从小就是吃张翠花的奶长大的——赵清荷的母亲生她的时候奶水不足,张翠花那会儿正好也在奶自己的一对双胞胎儿子,奶水多得胀得疼,就把赵清荷抱过去喂了。那对双胞胎儿子现在十三岁,比赵荷大一岁,一个是赵东,一个是赵西,都是初中生,个子已经蹿得比赵清荷高了。
张翠花对赵清荷好,那是真的好。不是那种客客气气的、隔着一层的好,而是实打实的、亲闺女一样的好。赵清荷的衣服破了,她拿回家缝;赵清荷家里没菜了,她从自家菜园里摘了送过去;赵清荷的母亲去了浙江,张翠花把赵清荷叫到自己家里,煮了一碗红糖鸡蛋给她吃,说:“你妈不在,还有我呢。你要是觉得委屈了,想哭了,就到婶子这儿来。”
赵清荷在张翠花面前哭过两次。一次是母亲刚走的那几天,她半夜里睡不着,听到隔壁院子里有动静,爬起来一看,张翠花正在院子里收衣服。她隔着矮墙喊了一声“婶子”,张翠花走过来,看见她满脸是泪,二话没说把她从矮墙上抱了过去,搂在怀里,让她哭了个够。赵清荷哭完了,张翠花用毛巾给她擦了脸,说:“哭完了就没事了。明天太阳还照常出来。”另一次是赵清荷的凉鞋坏得不能再穿了,她又没有别的鞋,光着脚在院子里走。张翠花看见了,骂了一句“赵建国这个不中用的”,然后从屋里拿出一双自己做的布鞋,黑色灯芯绒面,千层底,纳得密密实实的,递给赵清荷:“先穿着,婶子再给你做新的。”赵清荷接过鞋的时候,眼泪又下来了。
张翠花最大的本事是做饭。她做的血粑鸭在整个枫树坪都是出了名的,连镇上饭馆的老板都来取过经,她不肯教,说“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她把糯米和鸭血拌在一起,灌进洗干净的猪肠衣里,用细绳扎成一段一段的,挂在灶台上方用柴火熏。熏好的血粑切成薄片,油锅里先炒干辣椒和姜片,再放鸭肉煸炒,最后下血粑,加水焖煮。血粑吸饱了鸭肉的汤汁,软糯入味,鸭肉也因为血粑的加入多了一层黏稠的口感,两种食材互相成就,好吃得能把舌头都吞下去。
每次赵清荷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张翠花都会端一碗过来;每次赵清荷家里没什么吃的了,张翠花也会端一碗过来。两家之间的那道矮墙,与其说是墙,不如说是一个传递东西的台子。一碗菜、一叠衣服、一把锄头、几个鸡蛋,隔着墙就能递过去,方便得很。
“翠花婶子,我以后要是挣了钱,第一个孝敬您。”赵清荷有一次坐在张翠花的灶屋里,看着她炒菜,突然说了这么一句。
张翠花正在往锅里倒酸豆角,头都没抬:“孝敬我什么?你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就是孝敬我。你要是能考上大学,到城里去,我比你妈还高兴。”
说完她自己又笑了,用手背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露出胳膊上那个被咸菜卤汁染得发黄的袖套。
赵清荷看着她在灶台前忙碌的背影,觉得那背影和母亲的有几分相似,胖一些,更壮实一些,但一样让人安心。
周光明今年二十六岁,是村里唯一一个读完高中的年轻人。他本来有机会考大学的,成绩在班上排前十,但那年考试的时候发烧,烧到了三十九度半,考场上脑子昏昏沉沉的,考砸了,差十几分没考上。第二年他想复读,家里没钱——他父亲那年刚好得了肝病,看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他就没再考了,回了村,在村小学当代课老师,一个月工资两百块。
周光明是个中等身材的年轻人,长得斯斯文文的,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厚厚的,把眼睛放大了,显得整个人很有学问的样子。他喜欢穿白色的衬衫,领子永远是洁净的,扣子系到最上面那颗,即使是在农忙时节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也是这样。他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露出一片光洁的额头。他说话声音不大,但是很清楚,每一个字都咬得很准,不像村里其他人那样说话含混。
他是赵明远的语文老师、班主任、以及半个兄长。
赵明远在镇上的初中读书,周光明本来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但他是镇中学的毕业生,和那些老师都熟悉,经常跑去学校借书、打听信息,顺便关照一下赵明远的功课。他对赵明远说过的一句话是:“你是枫树坪这几十年来最聪明的孩子,我不能让你废了。”
周光明对赵明远的帮助很具体,也很实在。他把自己的高中课本和复习资料全部送给了赵明远,每一本书上都用铅笔写了他的笔记和心得,密密麻麻的,比课本上的内容还多。他每个月从自己两百块的工资里拿出二十块,塞给赵明远,说是“买资料的钱”。赵明远不要,他就硬塞到他书包里,说:“你要是不收,下次我就不给你补习了。”赵明远只好收下。
周末的时候,周光明会骑着他那辆永久牌自行车,从村里骑四十多分钟到镇上,去赵明远的学校找他。他会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等,有时候等半个小时,有时候等一个小时,等赵明远下课了,就把他叫出来,两个人站在走廊上,就着昏黄的灯光讨论一些题目。有时候讨论语文,周光明给他讲古文,逐字逐句地翻译,讲完之后还要考他,让他把整篇文章默写出来。有时候讨论数学,周光明的数学也很好,函数、几何、代数,讲得比学校的老师还清楚。有时候讨论英语——这个周光明自己也不太擅长,他就说:“英语你得自己多读多背,我帮不了你太多。”
赵明远有时候会想,周光明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好。不是因为亲戚——他们虽然是同村,但不是族亲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不是因为赵明远给了他什么好处——赵明远家里穷得叮当响,能给什么好处?是因为周光明自己没考上大学,把希望寄托在赵明远身上?也许有一点,但不全是。是因为周光明心善,见不得有才华的孩子被埋没?也许更多的是这个原因。
有一次,赵明远忍不住问了。那是冬天的一个傍晚,周光明在赵明远家里帮他补习完,萧远送他出门,站在院门口,犹豫了半天,叫了一声:“周老师。”
周光明转过身来,把围巾往上拉了拉,挡住下巴。“什么事?”
“你为什么……这么帮我?”
周光明透过黑框眼镜看着他,镜片上蒙了一层薄薄的雾气,看不清表情。停顿了几秒钟,他说:“因为有人也这样帮过我。我高中的班主任,姓罗,也是个农村出来的,他对我很好,自己掏钱给我买资料,让我住在他家里,管我吃管我住。他跟我说,‘你是你们村第一个考上高中的,你要是能考上大学,以后你们村的孩子就多了一个榜样。’我没考上大学,但这句话我记住了。”
他拍了拍赵明远的肩膀,手在少年单薄的肩胛骨上停留了片刻,然后收了回去。
“你不一样,你能考上。”
说完他就走了,骑着自行车消失在冬天的暮色里。赵明远站在院门口看着他的背影,那件白色衬衫的领子在暮色中变成了灰白色,像一只在风中飞行的鸟的翅膀。
他没有说出来,但他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句话:我一定考上。
周小燕比赵明远大两岁,今年十七,在县城读高中。她是个瘦高的姑娘,有着湘西女孩特有的白净皮肤和黑亮眼睛,两条长辫子垂在胸前,走起路来辫子一甩一甩的,像两条调皮的蛇。她是村里唯一一个在县城读书的女孩,成绩好,长得也好,村里人都说她将来一定能嫁个好人家。周小燕对这种话嗤之以鼻:“我嫁什么人?我要考大学,要去北京。”
周小燕和赵明远算不上朋友,但也不仅是邻居。他们的关系有点像两条时而交汇、时而分开的河流——在小溪里交汇一下,然后各自奔向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