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44年夏天,汉斯的作息彻底乱了。
他不是不想回别墅睡觉,是回去也睡不了多久,两三个小时之后就会有新的电传,新的报告,新的紧急情况。来回跑太浪费时间,不如就待在办公室里。
他记得某一次睡着了,在办公桌上醒过来的时候,脖子疼得转不动,身上多了一件大衣。
第二天他就让人从别墅搬了一张单人长沙发到办公室里,靠墙放着,上面铺了毯子和枕头,这样就不用遭罪了。
后来这成了常态,他不一定每天回别墅了,白天在办公桌前工作,困了就挪到沙发上睡觉,醒了继续看文件,沙发离办公桌只有三步,现在他也不用担心通勤了。
他开始在办公桌的抽屉里藏食物,面包,罐头,风干肉。不一定吃,他觉得抽屉里有吃的他就安心一点。
他发现自己开始时不时咬东西,一边看报告一边咬笔杆。把钢笔咬出凹印,奇形怪状。有时候铅笔也咬,他觉得木杆在嘴里像饼干一样碎裂的时候有点爽,还有声音。
有一个凌晨两点,舒伯特来送紧急电传,汉斯坐在椅子上看着古森二号的死亡报告,手里的铅笔已经被撕得只剩一截了。
“长官,您应该睡一会儿。”
汉斯看了他一眼,然后低头看了看手里那截铅笔残骸,他才意识到他又咬了。
他把铅笔扔进垃圾桶,躺在沙发上,盖上毛毯,闭上眼睛。
三十秒后他就睡着了,他的身体有点不听他的了,后来他想,那是他最累的两年,有一次他坐在马桶上都差点睡着了。
到了1944年下半年,毛特豪森的看守队伍已经面目全非,那批年轻的,眼神清亮的,早就被东线磨光了。现在补充进来的是从后备役征召的中年男人,有些人连党卫队的入伍标准都达不到。他们年纪大了,体力不行,有时候挣扎着才能克服这份工作需要的体力要求,新开设的卫星营里甚至开始雇用女性看守和外国辅助人员。
年末的死亡统计摆在汉斯面前,全体系全年死亡人数,五位数。
1944年11月,冬天提前来了,物资配给被砍了又砍,连党卫队看守的口粮都不够了,更别提马的饲料。
汉斯站在马厩前,看着那匹马嚼着已经发霉的干草,他瘦了。他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到了明年春天,这匹马要么因为营养不良病了,要么被饥饿的看守宰了吃肉。
舒伯特站在旁边,等着。
“给他办一个医疗退役手续,”汉斯冷漠地说,“腿有旧伤,不适合继续服役。”
虽然舒伯特肯定知道那匹马的腿一点毛病都没有。
“明白,退役后送去哪里?”
“蒂罗尔。”那是一个在阿尔卑斯山深处的偏远农庄。“那个农场主欠我一个人情,把马的口粮配给单也一起送过去。”
汉斯走上前,最后一次摸了摸那块白斑。马低下头,用鼻子蹭了蹭他的掌心,马不知道这是告别。
“他吃得太多了。”汉斯补了一句。
“是的,长官,它确实吃得太多了。”
三天后,一辆运输卡车把那匹马运往了蒂罗尔,汉斯没有去送,他在办公室里签文件。
从那天起,他再也没有骑过马,去采石场巡视的时候,他步行。
1944年的最后一天。
汉斯没有像去年那样坐在壁炉前,因为取暖的木柴也被削减了配给,壁炉已经好几天没有点了,别墅里很冷,他裹着大衣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看着桌上的年度死亡统计。数字已经到了需要翻两页才能看完的程度。
舒伯特走进来,手里端着一杯热牛奶。
“长官。牛奶。”
他把杯子放在桌上,收音机已经收不到柏林的信号了。
汉斯端起牛奶喝了一口,还是热的,在什么都在紧缺的年代,舒伯特依然能弄到牛奶,他把那杯牛奶喝完了,最后一滴。
远处传来空袭警报的余音,或者只是风声,但在1944年的最后一夜,所有的声音听起来都像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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