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消化了一会儿。「灯道上那头信使。」
「是。」
「坡上那头灯务狼。」
「是。」
「书房里那头老狼。」
「不需要一一数。」它说。声音很平。「所有的都是。」
所有的。
我在石头旁边站着,阳光落在我的灰布衣裳上。头顶那片蓝和它身上那片蓝是同一种蓝。
「桂婆呢?」我问。「阿钟呢?阿窑呢?」
「她们不知道。」它说。「她们对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她们对每一个过门的人做的事。」
我闭了闭眼。
这是我需要确认的。
灯道是给每一个人点的。火墙是给每一个人烧的。「随你」是对每一个人说的。「不许把人当东西」是给每一个人立的。桂婆的干鱼、阿钟的灯、坡上那张没有头的桌——所有这些善意,都不是因为我是谁,是因为她们就是这样。
那条暖廊——过门那天,雪原上的暖廊——
我没有问。这个答案我已经知道了。暖廊不是给每一个人的。暖廊是它偷偷织的,是它在制度允许的边界上做的一件小事。
制度是公平的。私心是微小的。
我忽然觉得眼睛酸了。
不是因为「举国皆知」——是因为在这个前提下,这个世界仍然没有对我格外相待。它知道我是谁,但灯还是一盏一盏地点,路还是一段一段地走,桂婆还是要我数鱼干,阿钟还是教我论沓不论捆。没有人铺红毯。没有人跪接。没有人用「知道我是谁」这件事来换任何东西。
在我的故国,知道一个人是谁,从来都是用来换东西的。
「你为什么不早说?」我问。
它看着我。蓝色的眼睛,很安静。
「你会怎么走?」
我怔了一下。
「如果你一过门就知道我在这里,」它说,「你会怎么走那条路?」
我想了想。我想了很久。
如果我知道它在终点等着——我会走得更快。我会跳过驿站、跳过坡上、跳过书房。我会用我在朝堂上走路的方式,直奔目的地。
我不会数鱼干。不会读那些姐妹们写的药方。不会在空页上写下「粗盐受了潮」。不会教一个陌生女人一百三十个字。不会在灯旁边坐一整夜,看一座山散步。
我会错过所有的东西。
「你说得对。」我说。声音有点哑。
它没有追问我承认了什么。它只是站起来,走到我旁边,和我并排站着。它的肩膀到我的腰。脚下的草在雪里蔓延,蔓到了我的鞋边。
我们就那样站了一会儿。两个站在晴天底下的人——一个人形的,一个不是。
「阿杏的杏脯还有两枚。」我说。
「谁是阿杏?」
「给我送葬的时候,往我袖子里塞了五六枚杏脯的人。」
它的耳朵动了一下。
「路上饿了吗?」
「没有。」我说。「一路都没有饿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