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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最无私（第2页）

母亲不答应，她偷偷地哭。

父亲不答应，偷偷地去找郑医生，让她一定要想办法。

我是父母第一个孩子，而且是男孩。父母不想放弃，要坚持到底。郑医生非常同情，宽慰父亲说，孩子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你们先出院回家休养，注意观察，如果有发烧、昏睡的情况，再及时送来医院不迟。

回家后的一周，我非常争气，每天都会哭几声，给父母报平安。不太分明的五官，也渐渐有了人的模样。父母开始规划我人生的第二个节日庆典——满月。

没想到一天夜里，我突发高烧，四肢抽搐，口冒白沫，昏迷不醒，父母大惊，连夜把我送到医院，医生告诉父亲，还是回家吧。父亲知道医生的意思，抱起我就走，一路哭着回到家里。母亲见父亲这么快就回来了，心知不妙，抱着我号啕大哭，在黎明前的寂静里，这撕心裂肺的哭声，传遍朱家老屋，大家听在耳里，心里明白，韩家可能出大事了。

按村子里的惯例，每凡遇到重大事情，村里的老人和生产队长都会第一时间来到有事的人家，说是慰问，更是以防不测，以村子老人和队长权威来处理突发事件。

父亲说了我的情况，大家都默不作声，进房里来看望我的母亲和母亲怀里的我。母亲见此情形，心里明白了八九，抱紧我，只哭，不停地哭。

我仍然昏睡着，从早晨到中午，从中午到傍晚，没有一点儿动静，所有人都以为我挺不过去了。生产队长已经让队里的孤儿在村后的山上找了一块向阳的坡地，在一棵松树下挖了个深坑，准备把我埋了。当村里的老人要从母亲的怀里抱走我时，母亲知道这是生离死别的时候，突然发疯似的护卫着，谁也不给抱，谁来骂谁。一波喧闹过后，母亲一边哭喊着“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一边对父亲说“快叫张奶奶！快叫张奶奶！”

张奶奶来了，父亲把所有的情况都在来的路上告诉张奶奶了。张奶奶让所有人都退到屋外去，只留下父亲在房内。张奶奶关上门窗，在母亲床前，将平时洗澡用的大木盆翻转过来，盆底朝上，盆沿朝下，拿来洗衣用的棒槌，杠在盆沿下，再从母亲手里把我抱过来，打开包着我的棉被，把我取出来，放到盆底上，慢慢有节奏地摇动木盆，幅度很大，能听到盆沿碰到地面的嘭嘭声，然后加快速度，不让盆沿碰到地面，越来越快地摇晃，突然“哇”的一声，我哭出声来，一家人都被这“哇”声震撼了，只见张奶奶慢慢放缓摇晃的节奏，抓住盆底的边，让木盆在摇晃中缓缓停下来。

张奶奶敏捷地用双手抄起盆底上的我，用棉被包好，放到**，再打开棉被，从脚心往头上，用掌心一段一段地自下而上地轻揉，又来回按摩几遍，直到我奇迹般地眯开了小眼睛，嘴唇也有了蠕动。张奶奶看在眼里，自言自语似的说：“给虎儿喂奶吧！”父母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以为听错了，都没有动。张奶奶用棉被把我包好，送给母亲，又说了一遍：“给孩子喂奶吧！”

奶妈

我被张奶奶救活的消息，像山村炸响的一声春雷，瞬间传开，而且越传越神。有的说张奶奶会巫术，平常不示人；有的说我像被人踩晕的小鸡，摇摇就醒过来了。不管有多少种传说，父母从此把张奶奶当作我们家的大恩人，孝顺一辈子。我长大上学后，学校就在张奶奶的村子里，我经常和我的同班同学小芳——她的孙女儿一起，到张奶奶家吃饭，我也和小芳一起叫“奶奶”。

张奶奶说“给孩子喂奶吧！”一句话可难坏了母亲。因为我不会吃奶，母亲原本奶水充足，但不知何时，**肿胀厉害，继而感染发烧，痛不欲生，农村人把这叫“害奶”，医学上叫乳腺炎。等烧退了，肿胀好了，奶水却没有了。

张奶奶明白了，说：“叫朱老木匠的媳妇过来一下吧。”

朱老木匠的媳妇就是“春花”的妈妈。春花妈见过张奶奶，明白了意图，从母亲怀里抱起我，马上喂奶，我竟然可以吃奶了，所有人都高兴得不得了。张奶奶说：“春花她妈，以后等花儿吃饱了，就来喂虎儿吧。”春花妈点头答应。母亲不停地说着“谢谢！谢谢！”春花妈对母亲说：“没事，我奶水多，俩孩子够着呢。”

母亲的奶水以后都非常少，也影响到我的弟弟妹妹们，因为我的缘故，弟妹们都没有得到充足的母乳喂养，成了我一辈子的愧疚。但我也有意外的收获——成了春花妈的干儿子，有了春花姐姐。我是吃妈妈们的奶水长大的。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医院就是我的家，我经常生病，几乎每月要去一两次医院，我传奇的复活故事已经让我在医院里很有名，常常引来医生护士和病人家属围观。我在县医院里喝过郑医生的奶水，她的儿子比我大两个月。在张奶奶家的诊所里，我喝过张奶奶家儿媳妇——小芳妈妈的奶水。

在我的人生里，多了一位奶奶、三位妈妈，她们是张奶奶、春花妈妈、郑妈妈和小芳妈妈。我们一家和三位妈妈家的情分，一直保持下来。张奶奶十年前98岁高寿走了，三位妈妈现在都已经80岁上下，身体都还不错，生活也很如意。平时母亲经常到三家走动，春节我回老家时，母亲就带着我去给妈妈们拜年祝寿，大家一起回忆我小时候的情形，像说故事那样，轻松的话语里有着满满的得意和骄傲。

奶奶和外婆

我奇迹般地活下来，最高兴的还有我奶奶和外婆。

奶奶是非常坚强的人。爷爷突然失踪后，她把我父亲和我两个叔叔拉扯成人。奶奶一共生养了五个孩子，前面一对儿女——父亲的哥哥姐姐，因为战乱和贫困，先后生病夭折了。待父亲出生时，发现有一条蛇盘住在家里的衣服箱子里，以为有什么蹊跷，请来会道法的高人指点迷津。奶奶被告知，那是一条家蛇，是我们韩家祖先的化身，来保护父亲的，寓意祖先庇佑，龙子龙孙，孩子将来必有大出息，奶奶深信不疑，从此吃素放生，烧香行善，怀揣望子成龙的梦想，对父亲寄予厚望。

我七个月早产不顺，让奶奶突然想起自己两个夭折的孩子，阴影来袭，担心不已。现在我死里逃生，又让奶奶想到父亲出生时箱子里的那条蛇，相信一定是祖宗保佑，韩家才有了第三代传人。这样想着，奶奶心里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舒畅，韩家仿佛飘**的浮萍，终于在她手里可以在朱家老屋落地生根了。奶奶突然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感到一生的辛苦都得到了回报，人生最重大的使命已经完成。

其实此时，因为年轻时跟着爷爷东奔西跑，吃不饱，穿不暖，奶奶已经患上严重的胃病，变得越来越瘦，又因没钱医治，落下了顽疾，后来因为“烈士家庭”的缘故，她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担任起生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要职，带头抓革命促生产，劳累过度。后来，奶奶突发疾病，卧床不起，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去世了。

记得那天，父亲突然来到学校，把我从课堂里拉出来，说奶奶快不行了，现在要见她的大孙子。我听懂了父亲的话，跑回家伏到奶奶床前，想给奶奶看个够。奶奶盯着看我，眼睛慢慢明亮起来，那是我从未见过的明亮，亮得陌生，亮得让人心慌。父亲一定是发现了什么，让我和奶奶告别，说我要去上学了，放学回家再来看奶奶。大约一个时辰后，奶奶永远地走了，但奶奶那双明亮的眼睛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

外婆是非常勤快乐观的人。我的到来，让外婆有一种“十全十美”的幸福感。外婆育有十个孩子，我是她第十个孙子。母亲是外婆的第五个孩子，在八个姐妹中排行老四，被叫作“四姨”或“四姑”。就在我出生一周前，外婆的长孙——我大舅家的大儿子也出生了，一月间外婆收获了长孙和外孙，她老人家的第三代人升到了两位数，在崇拜多子多孙多福的传统文化里，外婆是福如东海，浩瀚无边了。

其实，外婆哪里有什么幸福可享。外婆就是忙碌辛苦的命，她不能来照顾我和她的四姑娘，她要照顾她的长孙，还要抚养自己四个未成年的孩子——母亲后面的一个妹妹送给远方亲戚领养了，还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有趣的是，外婆最小的女儿——我叫小姨的，竟然比我叫表姐的——大姨的大女儿还要小。有人叫我哥哥，有人叫我弟弟，还有人叫我叔叔，“小房出大辈”的道理，把我弄糊涂了，别人叫我什么，我都只好答应着，感觉像变魔术似的好玩。

小时候，我对过年最深的印象，不是吃年饭、穿新衣、打灯笼、逛街市，而是正月初三那天外婆家的拜年大会。所有的姨都带着孩子来给外婆拜年，大人们把孩子放到一起，就帮外婆忙家务了。孩子们自来熟，马上玩了起来，跳房子、跳绳子、踢毽子、贴画片、滚铁环、抽陀螺，各取所好，好不热闹。待到吃饭时，为孩子们专设一间吃饭的屋子，放一张长长的条桌——夏天晚上用来纳凉的凉床，四周摆好小凳子，特意炒上三四种孩子们喜欢吃的菜，用干净的脸盆盛着，还有一桶蒸好的米饭，都往条桌上一字摆开，像个大食堂，十几个孩子抢碗抢饭抢菜，你推我搡，好不热闹。晚上睡觉时，选一间房子，往地上铺一层厚厚的稻草，将床单在稻草上依次铺开，在床单上放上被子，像个大通铺，孩子们自寻伙伴，自选床铺，打打闹闹，很晚才平静下来。睡时各就各位，井井有条；夜间梦呓尿床，各显神通；醒时横七竖八，千姿百态。那情景现在还刻在脑子里，无限怀念。

每年春节后，外婆都要累病一场。外婆的福气是名誉上的，她心里享受着，却累坏了身体，年复一年，在小女儿成家后不久的秋天，劳累了一辈子的外婆，终于可以安息了，那年我读小学四年级。葬礼非常隆重，长长的送葬队伍绵延两里地，围观的人都说外婆真有福气。

奶奶和外婆在50多岁相继离世，父母特别悲痛。奶奶和外婆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含辛茹苦地把孩子拉扯成人，本来可以享福了，却没有了时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孩子多、贫穷、劳累和随之而来的疾病，这是那个年代所有人，特别是女性的共同命运。在与命运的抗争中，传统女性作为人之母的责任与生之难的坚忍，以及勤劳的品格和善良的本性，在她们身上凸显出来，成为母亲学习的榜样。

母亲的心愿

母亲24岁那年，做了绝育手术，不再要孩子了。

不是父母不喜欢孩子，实在是养不活更多的孩子。

这年夏天，母亲有了第四个孩子。按两年一个孩子推算，母亲36岁时，就会和外婆一样，也有十个孩子了，这将是怎样的一种责任和负担。奶奶和外婆的情形就是母亲的未来，这让母亲不敢想象。

眼前的情形同样不妙。我的早产给母亲带来“害奶”的灾难，此后母亲的奶水一直很少，弟弟妹妹们因此缺少足够的母乳喂养，体质都不好。而我天生羸弱，极容易生病，隔三岔五地进医院，以医院为家，付不起药费。母亲和父亲商量，再继续要孩子——已经没有抚养的能力——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倒不如把四个孩子养大成人。当时国家正在大力提倡计划生育，作为“革命家庭”，父母有责任响应国家号召，起带头示范作用。父母把想法告诉奶奶和外婆，两位长辈都有切身体会，没有怎么阻拦。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挽救了我的母亲，也挽救了我们一家。

母亲的决定是明智的。但要养活四个孩子，还是非常艰难。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极其贫困，朱家老屋坐卧在蛇山的山坳里，田少人多，当时是人民公社制，没有家庭副业。每年生产队分配的粮食——稻米、山芋、玉米、高粱，只够半年的口粮，忙时一日三餐，闲时一日两餐，也是稀饭当家，有客人时才有干饭。还有半年需要靠挖野菜、啃树皮填饱肚子。我家亲戚多，有时还可以向条件好些的亲戚家借粮，等新粮上市时再还，但这样年复一年，债台高筑，不好再借，亲戚也不敢走动了。村里有的人家，农忙时在家干活，农闲时干脆全家外出要饭。人们没有尊严地挣扎在贫困线上，谁都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有尽头。

平时用钱，譬如我生病的药费，需要向生产队借支，年底按一个工分多少钱兑现家庭总收入时，再扣除。我家孩子多，只有父亲母亲两名劳动力，我又长年生病，每年兑现扣去平时所借，我家始终是欠债户。一旦是欠债户，下一年度借支时就要受到限制，因为担心年底不能还上欠款，生产队会拒绝借支，作为生产队干部的父母，被人瞧不起，很没有面子。

1973年的一天，我因为肠胃炎又住院了。母亲偷偷找到妇产科的郑医生，说了家里的苦难，请她帮忙，想卖血来缴药费。从那时起，母亲偷偷卖血补贴家里，直到有一天，大弟弟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发现晕倒在路边的母亲——母亲刚从医院卖血回来，才揭开了真相。父亲非常生气，不让母亲再去卖血。后来，我们四个孩子都在读书，交不起学费，母亲又偷偷去找郑医生，父亲知道了，和母亲大吵一场。之后，家里决定，让体质好些的大弟弟小学毕业就辍学回家干活，后来妹妹也放弃初中升学的机会回家劳动，一家人供养体弱多病的我和小弟弟读书，直到小弟弟大学毕业的1993年，母亲才没有卖血。

整整20年时间，是母亲用自己卖血的钱供我们兄弟上学。母亲有一个简单的心愿，已经有两个孩子辍学了，不能让我和小弟弟再没有书读，只要我们考得上学校，就一定要供养我们把书读完。1980年，我成为朱家老屋第一位大学生，1989年，我的小弟弟成为朱家老屋第二位大学生。一家有两位大学生，在我们村里空前绝后。

母亲笑了。没有母亲卖血让我们兄弟读书，就没有我们上大学的可能，我们的人生就会是另一番情形。

我们为有这样一个母亲感到骄傲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