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骑着自行车,后座上绑了一个竹篮子,篮子里装着月饼、苹果和一块五花肉。周海洋坐在前面的大梁上,两只小手抓着车把,嘴里"呜呜"地叫着,像在开一辆大卡车。
"爸!"林五月推着车进了院子,抬头看见林守正站在二楼窗口,手里拿着抹布,头发上沾着灰。
"来了?"林守正的脸立刻亮了,像炉膛里添了一把柴,"海洋!叫爷爷!"
"爷——爷——"周海洋奶声奶气地喊了一声,两只小胖手朝窗口挥了挥。
林守正的鼻子一酸。
他转过身去,假装擦窗台,用肩膀蹭了蹭眼角。等转过身来的时候,脸上已经恢复了那副不动声色的样子——这是他几十年练出来的本事,在炉前站了二十九年,什么情绪都学会了往肚子里咽。钢水烫了手不能叫,出了废品不能哭,炉子塌了不能倒。人前挺着,人后忍着。
林五月上楼来,把篮子放在厨房里,开始忙活。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头发用橡皮筋扎着,额头上沁着细汗。她的脸比夏天的时候瘦了些,颧骨更突了,但眼睛还是亮的——那种亮不是少女的亮,是当妈之后才有的亮,像灶膛里的火,稳,沉,不容易灭。
"爸,您别忙了,我来弄。"
"我闲着也是闲着。"林守正拄着拐跟在她后面,像一只护窝的老狗,走一步跟一步,"五月,月饼是什么馅的?"
"五仁的。供销社新到的,一块二一包。"
"一块二?贵了。"
"过节嘛。"林五月回头笑了一下,"您就别心疼钱了。一年就这一回。"
"我不是心疼钱——"林守正话说到一半,咽回去了。他想说的是"我是心疼你",但这话他说不出口。他这辈子就没对儿女说过"心疼"两个字——不是不心疼,是不会说。就像他在炉前站了二十九年,从来没对炉子说过"我累了"一样。
林五月没有追问。她了解她爹——话说到一半咽回去,不是不想说,是说不出来。她从小就知道,她爹的爱不在嘴上,在手上。那双磨出了厚茧的手,给她扎过辫子,给她蒸过馒头,给她修补过无数回踢破的布鞋。
"爸,启明几点到?"她换个了话题。
"他打电话说了,坐上午的车,中午之前能到。"
"启铭呢?"
"下午请了半天假,三点半过来。国良也来。"
"都来?"林五月的手顿了一下——她端着的那只碗在半空中停了一瞬,然后稳稳地放下了。
"都来。"
"那——真好。"
真好。这两个字从林五月嘴里说出来,轻得像一片落叶,但林守正听出了重量——那是三年没凑齐一家人之后,终于凑齐了的重量。
他走到客厅,从口袋里摸出五块钱——那钱他在口袋里攥了三天,攥得皱巴巴的,带着他手心的汗味。他把钱压在酒坛子底下,想了一下,又换了个位置,压在红布角下面——怕孩子们看见,说他又乱花钱。
这五块钱是他给周海洋的月饼钱。他不能让外孙空着手过中秋。
四
周海洋在屋里到处跑。
两岁半的男孩正是最闹腾的时候——走路还不太稳,但跑得飞快,像一只刚学会用腿的小狗崽子,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他对林守正的这间屋子充满了好奇——墙上的奖状、柜子上的闹钟、窗台上的仙人掌,每一样东西他都要摸一摸,碰一碰,问一句"这是什么"。
林守正跟在他后面,拄着拐,一瘸一拐的,像一只老猫盯着小猫。他怕周海洋摔着——这屋子虽干净,但边角多,桌腿椅子腿都是硬木头,碰一下就是一个青包。
"爷爷,这个——"周海洋指着墙上那张最大的奖状,"这是什么?"
"奖状。爷爷年轻时得的。"
"什么是奖状?"
"奖状就是——"林守正想了想,怎么跟一个两岁半的孩子解释"奖状"这个词?他挠了挠头,最后说,"就是你做了一件好事,别人给你一张纸,上面写着你真棒。"
"我也有!我也有你真棒!"周海洋拍着自己的胸口,"妈妈说我真棒!"
"对,海洋真棒。"林守正蹲下来——左腿弯下去的时候疼了一下,但他忍住了——把周海洋抱起来,"爷爷也说你真棒。"
周海洋搂着他的脖子,小脸贴在他腮帮子上。那小脸蛋软乎乎的,热乎乎的,像刚出锅的白面馒头。林守正的胡子茬扎在他嫩肉上,他"咯咯"地笑,笑得口水都流下来了。
林守正抱着他,闻到了一股味道——奶味、汗味、尿布味混在一起,那是独属于小孩子的味道。他已经很多年没有闻到过这种味道了。那种味道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记忆里一扇封了很久的门——
他想起了启明小时候。
启明是1962年生的,三年困难时期的尾巴上。那一年吃不饱饭,他媳妇奶水不足,启明饿得整天哭。他把厂里发的补助粮全换了小米,熬成粥,一勺一勺地喂。启明粥也喝不进去,吐了又喂,喂了又吐。他急得一夜白了两鬓——那年他才二十七岁。
后来启明大一点了,能跑了,他抱着启明在厂门口的空地上转。那时候一号炉还在,烟囱冒着白烟,启明指着烟囱说:"爸爸,好大的筷子!"他把烟囱叫"筷子"——那是因为他只见过筷子,没见过烟囱,所以用自己仅有的词汇去描述一个陌生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