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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第2页）

从下面他写的一首诗，也可看出他，即使想不做他自己，也难。

早知臭腐即神奇，海北天南总是归。

九万里风安税驾，云鹏今悔不卑飞。（《次韵郭功甫观予画云雀有感》）

列宁说过，后院里的鸡，飞得再高，飞不出院墙，只能在垃圾堆上啄食；山鹰有时也会飞得很低，但属于蓝天的它，永远要高高飞翔在碧空里。苏东坡虽然“悔不卑飞”，但他的这种“性格悲剧”，注定了不可能“卑飞”，这也是种下他一生不幸的根由。

林语堂作《苏东坡传》，把苏轼划入反对新政的保守派阵营，不完全正确。只是以司马光、欧阳修为首的保守派，人多正直，皆为君子，苏轼从思想感情上，从人文精神上，更容易彼此呼应，心际相通，因而贴近交融，自在情理之中。而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悉为奸佞，绝非善良，使得苏东坡从良知上，必然要疏远这类食肉类动物。

他从未全面否定新政，他在《上神宗书》里，只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觉得王安石的做法，峻急伤民，持不赞成的态度。同样，保守派上台后，全面否定新政，彻底停止改革，他也并未感情用事地附和声援，而且，颇悖众议地认为新政中的某些措施，未必不可继续执行。说苏轼是一个温和的改革派，或者，一个进取的保守派，或许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正因为这样，可怜的东坡先生成了两边都不讨好的尴尬人。就像《伊索寓言》里的那只蝙蝠，鸟类看它是兽，兽类看它是鸟，都对它抱有敌意，这种被拒绝的日子，就变得很难过了。

何况王安石，很嫉妒，如果，苏东坡的文学成就，不是那么令王安石不安，假如苏东坡是个鸦鸦乌的，有他不多，无他不少的作家、诗人，王安石也许就不会把他当回事了。那些二三流的文人中的小人，或等而下之的小人中的文人，也就不会一路追杀下去，置之死地而后快了。苏东坡的诗，苏东坡的文，苏东坡的字，苏东坡的画，在当时所造成的“轰动效应”，“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宣传中外，孰不叹惊”，绝非今天文坛上那些老少瘪三们的作秀造势所能比拟。

帝王都成了他的追星族，放下美丽的后妃，陶醉在他的诗文中，读到激动处，夜起徘徊。当时的高丽人、日本人，派人常驻都城开封，不惜重金，高价收购有关苏东坡的一切出版物。公元九世纪的后半叶，那是一个文学上的苏东坡时代。“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士大夫不能诵苏诗，便自觉气索”，而且“禁愈严而传愈多”，“传于人者甚众”。一直到今天，九百年来，像一块兀立不动的文学基石，支撑着中国文学史。可不是时下那些一哄而起、转眼即逝的文学泡沫，除了留下一股令人掩鼻的腌臜味外，便什么也剩不下了。

王巩《闻见近录》载：“天下之公论，虽仇怨不能夺也。李承之奉世知南京，尝谓予曰：‘昨在侍从班时，李定资深鞫苏子瞻狱，虽同列不敢辄启问。一日，资政于崇政殿门，忽谓众人曰：‘苏轼真奇才也。’众莫敢对，已而曰：‘虽二三十年所作文字词句，引证经传，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诚天下之奇才也。’叹息不止。”李定为王安石党羽，力主极刑除掉苏轼，以泄私愤，连这样极无耻的小人，也不得不折服其奇才，可见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所讲，苏东坡被时人敬服，以至于他“所经过之地，溪翁野叟，亦以为光华”决非虚言了。

文学的较量，只有绝对高出一头的人，才能表现出优裕雍容的“费厄泼赖”的绅士雅量。王安石虽文采出众，诗文佳绝，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但同为“大家”，亦有长短高矮之别，他在苏轼面前，还是要矮一头的。所以，他指使御史台中他提拔起来的走卒，将苏轼打入大牢，折腾得死去活来，不能不说这其中夹有文人妒意。

十个文人，九个相轻，这种文学上的计较，常常导致文人相整的格局。而苏东坡的文学成就又几乎是不可逾越的，他的对手没有一个肯甘拜下风，然而，又无一不在文学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这些赌输了的文人中的小人，和小人中的文人，便只有借助于非文学的手段，把苏东坡扳倒。尤其，苏东坡说：“某生平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他这样一说，更刺激了以王安石为首的文人兼小人群落，气得发昏章第十一，也使他们更疯狂地收拾他。

苏轼应该明白老百姓的一句口头禅，越是半瓶子醋，越晃**得厉害。文人相轻，本是一种习见的现象，中国文坛上，这类半瓶子醋又特别的多，这样，谁也瞧不起谁，谁也容不得谁的场面，也不知看过多少。不但文人自己看不胜看，连老百姓也都熟视无睹，遂也不以为奇了。若是文人居然不相轻，居然心服口服地钦敬某位同行，那才是怪事一桩呢？有几个文人能像欧阳修那样，一读到苏东坡的文字后，马上给梅圣俞写信说：“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

回顾时下文坛，令人高山仰止者，虽大有人在，但像欧阳修那样提携后进者，也并不多，而患有王婆子卖瓜的自我感觉良好症者，更为数不少。这类喜欢文人相轻的人，多自负，少自审；好自炫，乏自谦；有自大之狂，无自知之明；总自视甚高，自鸣得意，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却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这也是文人相聚时少不了的风景线了。

于是，轻人者，被人轻；被轻者，也轻人，大家彼此彼此，不分轩轾。说作家谦虚诚笃者少，浮狂傲气者多，不算夸张之语。即或有的作家阳作恭顺和逊，那骨子里的倨慢骄侮，即或是傻子，也能够感觉出来的。还有的，也许当着面，嘴上不得不说些好话，什么还不错啦，什么蛮可以啦，什么比上一部作品大有进展啦……其实，他心里的月旦雌黄，真的全盘托出的话，我敢担保，会使那位想听到佳评的对方，心脏病都要气犯了。

其实，仅仅是文人相轻，应该是看成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不必太当回事。一位作家，看不上某位同行和他的作品，事属正常。品位之差，胃口之别，好恶不同，格调有异，评价自然也就很难一统。你再好，哪怕你拿到外国或中国的什么文学奖，我可以不喜欢，即使你的作品已经捞到外国版税或中国稿费，我也有权发表不敢恭维的评论。

同样的道理，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作品，也不必要求每个人都叫好；不叫好，便视为大不敬，那就是霸道了。何况本来就不是那么好，因此，挑出点毛病，讲出些不是，或者摇头唾弃，置之若敝屣，被彻底地粪土一番，也不会天塌地陷。要是作家不能承受这种或热或冷的待遇，一闻好评，欣喜若狂，一听批评，如丧考妣，那该像玻璃杯经不起高低温的迅速转变一样，就要炸裂成碎片了。

话说回来，文人相轻，不完全是一件坏事。若不相轻，何来竞争？惟其不让人相轻，就只有发奋写得更好，让人家想轻你也轻不成；惟其要轻别人，自己写得很不上路，英雄气短，也张不开这张嘴去数落别人。因此，意气用事也好，情感作用也好，纯粹就是为了赌气也好，或者什么也不为，就由于看对方不顺眼也好，而相轻某一位同行的话，撇开其消极的一面，设法使自己写得更出色些，具有轻人的本钱，也是有其积极的，值得嘉许的一面。这大概就是毛主席说的两分法了。所以，不必把文人之间这种争长较短的行为，看得太严重了。曹丕在《典论》里说这四个字的时候，口气也是轻描淡写，看得并不严重的。但是，就苏东坡之死而言，怕就怕这种文人相轻的情结，发作到像王安石恨不能整死对方的病态心理，那负面效果，便是不好估量的了。

千万别小看了这些文学跳蚤，别以为他们就咬不死人，书生的悲剧，诗人的噩运，作家的痛苦，文人的灾祸，哪一件文字狱案中，没有他们可疑的黑手介入呢？现在，苏东坡不知在南迁途中，掉了多少层皮以后，万幸不死，终于踩着跳板，踏上大陆。

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呢？文人之受小人挫折，往往是灵肉两伤。他在北归路途中给朋友的通信中，一再说到“衰病枯槁，百念已忘”（《与谢民师书》），“已前者皆梦，已后者独非梦乎”（《答李端叔书》），他的精神面貌、身体状况，日甚一日地衰弱，死神的影子，丧钟的声音，对这位文学巨人来说，不可能没有种种预感。六十五岁的大师终于感到欣喜过后的迷茫了。

荒凉海南北，佛舍如鸡栖。

忽行榕林中，跨空飞拱檩。

当门洌碧井，洗我两脚泥。

高堂磨新砖，洞户分角圭。

倒床便甘寝，鼻息如虹霓。

童仆不肯去，我为半日稽。

晨登一叶舟，醉兀十里溪。

醒来知何处，归路老更迷。（《自雷适廉，宿于兴廉村净行院》）

这是他到大陆后最初写出来的诗，“归路老更迷”的“迷”字，多少道出了他兴奋之馀，悲怅随之的复杂心境。

芒鞋不踏利名场，一叶轻舟寄淼茫。

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雨夜，宿净行院》）

这首同期作品，更可佐证回到大陆以后那种迷乱、凄冷、衰迈和孤独之情。终于他写了一首类似“遗言”的五言诗，给他的儿子们：

皇天遣出家，临老乃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