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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第2页）

无论是那位戴绿帽子的丈夫，为出恶气，不远千里，派特工去结果了这位情敌，也无论是这位心毒手辣的情人，为了小姘头，转过身去，把药下在酒里，害死老相好。他们把龚定庵弄死的同时，也就等于合上了清代文学史这部书。

他死了，清代的诗词歌赋，还有什么精彩可言？

风流倜傥，扮情圣角色，与西林太清春缠绵于情爱之中，是一回事；诗词文章，开一代风气，“廉悍伟丽，不立宗派，思想尤渊渊入微”，则是另一回事。龚自珍一死，晚清文坛，便一蹶不振，后续者自然也有，但才智平平，难以为继。一直到清末的南社诸君，也无法达到他的高境界和大视野。以他词中的灵韵，诗中的精魂，文章中的器度，论者誉他为清文学史的压轴人物，“定庵之才，数百年所仅有也”（清人沈曾植语），这些评价，并非过甚之词。

但他红得发紫，红得光芒四射，红得令党和国家厚今薄古的文化政策不得不为之稍作权变，却是1949年的新中国的事情了，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龚定盦”突享盛誉，冠绝今古，全亏毛主席对他的抬爱。凡现年五十岁开外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由于毛主席一时兴之所至的提倡，才熟读下面这首龚自珍七绝的——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材。

那时我二十来岁，忽然在学习会中传达文件时，听到这首旧体诗，不由得吓一跳。因为那时“咸与维新”，旧东西很不吃香。我还记得会场情景，因为汉字尚未简化，“龚定盦”的“盦”字，难写难认，宣读者愣住了，嘟哝道：一个什么鬼字？那时，我工作的那个机关，工人阶级较多，但也吸收了不少知识分子，甚至还有作家，如杨朔、碧野、关露等，都在那儿呆过。自然会有文化程度较高的同事，告诉那位识字不多的宣读者，如何念这个鬼字。

机关在东单三条，出口即东单大街，有一家中国书店，那天午休，我专门跑进去翻找龚定庵此诗的出处，费了好大功夫，终于在旧书堆中，查出这首七绝。天哪，作者自注：“过镇江，见赛玉皇及风神、雷神者，祷祠无数，道士乞撰青词。”这是怎么回事？我怔住了。青词，不是烧给玉皇老子的吗？迷信色彩很重的东西啊！明代的严嵩，写青词的高手，凭这一手绝活，才把嘉靖皇帝哄得团团转的。不过，领袖喜欢这首诗，自然是取其革命精神；至于诗的背景，大家都很聪明，一概略而不提。

收在《己亥杂诗》集中的第一百二十五首的七绝，一时间，其知名度，超过孟浩然那首妇孺皆知的《春晓》，于是，毛喝彩的这首七绝，家弦户诵，毛心仪的这位诗人，家喻户晓。五十年代，参加革命的小知识分子，恨不能与旧诗，旧词，旧戏，旧歌，旧思想，旧语言，旧文化，旧习俗，一刀两断地革命到底，没想到伟大领袖心目中还有一个龚自珍在，我猜测，这对文化部门决定政策的人，多少有些影响，遂网开一面，不斩尽杀绝。这恐怕是旧体诗词，历经政治运动还能苟延残喘地存活下来的原因，细想想，定庵先生这首七绝，功莫大焉！

毛写诗，讲气势，一句“俱往矣”，数千年一笔带过，何等魄力。而龚的诗，汪洋恣肆，不可一世，健笔孥云，别开生面。两人在诗的构思着力点上，估计有很多相投共鸣之处。毛对这位短命诗人，于其思路之开阔大气，意象的丰赡奇瑰，行文之大胆吊诡，用词之趋异厌常，大概很引为知己的。这才将其名句写进那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书的按语中。

那时我是个小青年，有时生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呆想，假如龚自珍晚生一百年，或晚死一百年，有资格与伟大领袖唱和的，恐怕只有他独占鳌头，柳亚子，郭沫若，是上不了台面的。柳的词，郭的诗，根本无法与龚定庵相匹敌。但是，到了我自己有了点年纪，吃了点苦头，命悬一丝地受了点熬煎以后，看到柳亚子，尤其是郭老（人皆如是称）他们每况愈下的诗作，便觉得龚诗人既不用晚生，也不用晚死，还是做他那个时代的龚定庵好。当然，清代人口平均年龄比现在低，但年过半百，就呜呼哀哉，老天爷对待天才也忒苛刻了些。不然，他还会写出多少脍炙人口的好诗来啊！

说来说去，文人最怕什么，一怕生不逢时，二怕短命归西，后者比前者犹甚。龚自珍为什么不走运，就是这两怕，都赶上了。既没有碰上赏识宠遇他的皇帝，也没有碰上恩渥宽限他的阎王，一口气上不来，不明不白地暴卒了。所以，反右和“文革”期间作家的自杀率，比之东洋，比之西洋，要低得多的原因，不是他们的生命特别结实，而是相信生不逢时犹可待，一命呜呼全玩完，再好的死，也不如再赖的活。

这就是中国文人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看起来，大家都并不傻，即使傻，也是装傻，只有像老舍先生、傅雷先生少数几个人，才迂腐得实在想不开，走上了绝路。龚自珍和我们后来人一样，也是活得很聪明的中国文人，有贵妇可以勾搭，他绝不缩手；有考官总不赏脸，他绝不上吊；有女人送他栀子花，他绝不推却。上帝总是把后背对着他，从未向他展现过笑脸。这个倒霉蛋，尽管非常有才华，有学问，有抱负，有志向，却一直受到冷落，整整五十年。他在《鹊踏枝·过人家废园作》词中，就形象地描绘他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生存状态：

绣院深沉谁是主，一朵孤花，墙角明如许。莫怨无人来折取，花开不合阳春暮。

花开得再美丽，开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除了孤芳自赏外，焉有他哉？而且又很快地“林花谢了春红”，龚自珍的一生，够不振作的；但是，他不气馁，而且他压根儿并不想死，他说过：“予之身世，虽乞籴，自信不遽死。”暴卒，硬是别人强加给他的。

当他回到杭州，以讲学谋生，忽然得知老朋友梁章钜任巡按，他还一心想进梁的幕府当上宾，出谋划策，以挽衰世为己任呢！他是一个极想做大事业、不甘于沉沦下去的人物，他有补天济世的雄心壮志，只是那个世界不给他崭露头角的机会罢了。

英才不为世重的悲剧，贯穿了龚自珍的一生，但他还是以特立独行的人格丰采，金声玉振的艺术魅力，“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的创新精神，为清代文学史造就了最后的辉煌。

他这一页翻过去了，给自己画了一个句号，文学的亮点，永远熠熠生光；他的故事应该到此结束，俗话说，死了死了，死了也就了了。但他却了不了，正如清人赵翼所言，名父之子多败德，如今谈到这位诗人，就不能不令人想起他的不肖子。只要谈火烧圆明园，就不能不谈引英法联军烧毁一代名园的龚半伦；龚自珍当然不能为这个丧心病狂的汉奸，负任何责任，但他的这个逆子，玷污了他一世声名，这一点，不仅是名父，即使非名父，也是应该引以为鉴的。

因为，只要提到这个败类，总是从龚自珍开始写起，真让他哭笑不得。“定盦子孝拱，晚号半伦，半伦者，无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而尚嬖一妾，故曰半伦云。半伦少好学，天资绝人，顾性冷僻而寡言语，好为狭邪游。中年益寥落，至以卖书为活。英人威妥玛方立招贤馆于上海，与之语，大悦之，旅沪西人均呼为龚先生而不名，月致百金以为脩脯。庚申之役，英以师船入京，焚圆明园，半伦实与同往。橙单骑先入，取金玉重器而归”（《清朝野史大观》卷一）。

龚自珍九泉下若有知，最令其不安的，莫过于他的儿子认贼作父，偏偏当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头子巴夏礼的谋主（据章炳麟《检论》）。可他，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对英国的野心，早就著文指出，它们是绝对靠不住的祸患：“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然而，他儿子却成了洋奴兼走狗。

据《圆明园残毁考》，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所以焚掠圆明园者，因有龚半伦为引导。半伦名橙，自珍子，为人好大言，**不羁，窘于京师，辗转至上海，为英领事记室。及英兵北犯，龚为响导曰：‘清之精华在圆明园。’及京师陷，故英法兵直趋圆明园。”这种引狼入室的行为，这个十恶不赦的汉奸，龚自珍那时已死，倘还活着，我想他会杀了这个孽子。

咸丰十年八月癸亥之谕中，有这样一段话，也足以佐证龚半伦为敌前驱的罪不可逭：“该夷去国万里，原为流通货物而来，全由刁恶汉奸，百端唆使，以致如此决裂。”逃到热河承德的奕，在诏谕里出现“汉奸唆使”之词，当有所指，绝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有头有脸之辈，自然是冲着龚自珍这样有大名声的人而言，若他地下有知，不知将何以堪？

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在一则《名父之子多败德》的读史心得中，还举了很多的例子：

“房（玄龄）、杜（如晦）为唐一代名臣，而玄龄子遗爱，如晦子荷，皆以谋反诛。狄仁杰子景晖，官魏州，以贪暴为民所恶，并毁仁杰生祠。宋璟直声震天下，而其子浑等，流**无行，为物议所薄。李泌为贤相，而其子繁乃党于裴延龄。阳城劾延龄，属繁书疏稿，繁即默识以告延龄，使得先奏。此皆名父之子，而败德坠其家声，不可解也。”

这则札记提到的上官仪，更是死憾不尽。据《新唐书》云：“初，武后得志，遂牵制帝，专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行厌胜，中人王伏胜发之。帝因大怒，将废为庶人，召仪与议，仪曰：‘皇后专恣，海内失望，宜废之以顺人心。’帝使草诏。左右奔告后，后自早诉，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仪教我。’后由是深恶仪。”

不久，武则天使人出首告密，借这个碴口，把上官家的男人都杀了，女人没入宫里作奴婢。我想，刀架在脖子上时的上官仪，会诅咒自己眼瞎，怎么没看清这个怕老婆的孬种，被他出卖？但更没想到的，是他那时犹在襁褓中的孙女上官婉儿，长大成人后，先附武后作恶，后助韦后为逆，忘了国恨家仇，成为彻头彻尾的败类。

掉了脑袋的上官仪，死不瞑目。同样，暴卒的龚自珍，更恨的未必是鸩死他的情仇，而是那个无可救药的人渣。无论如何，他那颗也曾热血沸腾的志士之心，即使在地府，也是无法平静下来的。

名父之子多败德，败到龚半伦这种程度者，是很鲜见的。

然而，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现代不肖，以先人的名声，作为生财有道的本钱；以前代的光荣，化作讨价还价的资源；以上辈的功勋，充当无恶不作的庇护；以家族的荣誉，干出为非作歹的勾当。这些败德之类，不也时常可见于报纸，可见于屏幕，而令老百姓摇头？想起《三字经》里那句“养不教，父之过”的话，说不定会迁怒到名父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