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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2页）

所以，无论炒死的人，炒活的人，绝不应提倡。因为文坛，实在够闹的了。但有些先生或小姐，并不善罢甘休，该要的，全要，绝不礼让；该拿的，全拿，惟恐拿少。甚至不该要，不该拿的，也不会嫌多的。其实，作家只要一样东西，也就足矣足矣，那就是努力将作品写得差强人意。

但有些文坛混混，因为无作可品；或有作而不可品、不经品，不品则已，一品便马脚暴露，纰漏无数，洋相迭出，笑话满纸。所以要名，要利，要官，要爵，要技术职称，要特殊津贴，要各式各样的荣誉，要出头露脸的机会，要在主席台上就座。这其中还包括那些老而不死、老而作耗、老而疯疯颠颠的老先生和老女人。一天到晚，唠唠叨叨，惹人烦厌，动辄失态，贻人笑柄，遗患未来，造祸后世。这只能说明初级阶段是个很长很长的过程，虽然时代在变，价值观也在变，但商品交换法却是相当永恒的。

因此，那副挽联中的“十年前死是完人”，倒不失为对年纪一把者十分有用的警语，我想，用在举世闻名的波拿巴·拿破仑一世的经历上，大概是最合适的了。这位科西嘉的上尉，身体力行他的格言：一个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于1799年“雾月政变”中，建立执政府，为第一执政，接着，1804年把罗马教皇七世搞来，给他加冕称帝，这还不够过瘾，1805年兼任意大利国王。1807年对英国实行“大陆封锁”政策，同年，入侵葡萄牙，1808年入侵西班牙，这时，虽然他的皇后约瑟芬没少给他戴绿帽子，但情场失意的他，赌场相当得意，骄妄跋扈，不可一世，其势力几乎扩张到整个欧洲。但是，到了1812年，他死前九年，穷兵黩武的拿破仑，大举进攻俄国，这个战无不胜的家伙，开始走华容道了。

看来，早死十年的这副挽联，有其道理。年轻作家也许暂时用不着留意，上了一点岁数的作家，真是值得冷静思索一下呢！

老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写的就是1821年发动的这场战争。对这位法国的小个子，和那位独眼的库图索夫的较量，有着生动的笔墨。1813年，死前八年，拿破仑在莱比锡会战中败北，1814年反法联军攻陷巴黎，他被迫宣布退位，流放厄尔巴岛。1815年，死前六年，不甘失败的拿破仑卷土重来，率军于法国南部儒昂登陆，进入巴黎，再登帝座，史称“百日政变”。但“廉颇老矣”，虽蠢蠢欲动，困兽犹斗，又能有几许作为？同年，以兵败滑铁卢战役结束他的戎马征战生涯，从此，小个子彻底完蛋，流放圣赫伦那岛，直到1821年于这个荒岛上病逝拉倒。

历史总是无情地嘲弄那些最后以败笔告终的大人物。

若拿破仑恰恰在死前十年，不在横征暴敛、东讨西伐、加剧矛盾、陷入危机的情况下，发动对俄罗斯战争的话，他未必成为一个完人，但以处于成功巅峰的光辉形象，载入史册，是毫无疑问的，绝不是后来抛弃在荒岛上，“斗败的鹌鹑，打败的鸡”那种落魄的德行。

这说明，中国老百姓常挂在嘴边的“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八九不离十”的不求满盈的哲学体系，实在是具有科学道理的生存方式。任何事物玩到了极致程度，进入所谓的临界状态，必然要发生质的变化，并且那势头是不可逆转的。所以，拿破仑只有一百八十度地走向自己的反面，毫无转缓馀地，非滑铁卢不可。如同伍子胥谢申包胥所说的：“吾日暮途穷，故倒行而逆施之。”他未必想如此，但又不得不如此，这就是人世间悲剧不断的原因。

话说回来，中国历史上那些赫赫扬扬的帝王将相，类似拿破仑下场的也不少。一部《二十四史》，由于最后十年里的荒谬绝伦，而毁了前半生英名者，一数就是一大把。据说是毛主席生前最爱看的一部笔记小说《容斋随笔》，其中有一篇《人君寿考》，列举宋代以前的五位高龄帝王，他们分别为六十九岁的汉武帝刘彻，七十岁的吴大帝孙权，八十五岁的梁武帝萧衍，六十九岁的唐高祖李渊和七十七岁的唐玄宗李隆基，基本上都是在一生中的最后十年，把自己毁掉的。

死前十年，似乎是一个人变好变坏的大限。政治家也好，文学家也好，大人物也好，普通人也好，隐约有这样一个规律在。真是令吾等上了年纪的人，要引以为戒呢！总是要变的，这是宇宙的发展规律，尽量使自己变得不令后人生厌，就谢天谢地了。

平心而论，这五位高龄帝王，早年都称得上有为的英君，都曾经有其历史上辉煌的一面。即以刘彻来说吧，他即位后，采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控制思想言论，加强封建统治；采用主父偃的“推恩”策，削弱侯国和地方势力，巩固中央集权；采用孔仅和东郭咸阳的冶铁、煮盐、酿酒官府专卖法规，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而且开凿漕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对侵扰不已的北方匈奴，改变汉初所使用的和亲政策，用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名将，大规模出击，赶走匈奴，收复失土，开通西域。汉武帝时的中国版图，疆域之大，在历史上是少有的。

其他几位长寿皇帝，握权早期，也很有一番作为的。譬如孙权在魏、蜀、吴三国争雄中，是个头角峥嵘的领袖人物。任命周瑜为赤壁之战的元帅，打败了曹操，委派陆逊为夷陵之战的司令，打败刘备，都是和孙权的英明决断，果敢行事分不开的。他能据有江东一隅五十二年，“国险而民附”，南辟疆土，北御强敌，碧眼儿的英武，连曹操都佩服得恨不能生这样一个儿子。

再譬如萧衍，那是一个博学多才的皇帝，与文人唱和，精通乐律，雅善书法，非一般附庸风雅者写两句臭诗、题两笔孬字可比。他当了皇帝，一开始也曾勤勉政事，巡郡恤狱，劝课农桑，禁抑豪强。至于李渊，要不是他削平了隋末各地的武装割据势力，也无法统一全中国，创立伟大的唐王朝。而李隆基在人们心目中，虽然几乎成了个恋爱至上主义的风流天子，其实他在位前期，头脑清醒，英武明断，选贤任能，励精图治。开元之治，也是著之于史册，一直被称道的。

但洪迈对这五位长寿皇帝，是很不以为然的，他说：“即此五君而论之，梁武召侯景之祸，幽辱告终，旋以亡国；玄宗身致大祸，播迁失意，饮恨而没。享祚久长，翻以为害，固已不足言。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孙皆不得其死，悲伤愁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事付之八岁儿。吴大帝废太子和，杀爱子鲁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两子十孙同日并命，不得已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如果查一查年表，简直令人骇异，这些皇帝自己制造的动乱，都是在他们死前十年间先后发生的事情。

刘彻在可怕的变态心理支配下，一手制造的巫蛊事件，是他死前的五年，也就是纪元前的91年、前92年发生的。孙权废太子，杀鲁王，凡群臣劝谏者，无不当廷杖杀的歇斯底里大发作，是在他死前的两年，公元250年，导致东吴宫廷里一场血腥的清洗。萧衍饿死于549年，而饿死他的，正是死前两年，不顾群臣反对，非要接受的东魏降将侯景。此人晚年，昏愦愚钝，受侯景降，以为得计，谁知引狼入室，作孽自毙，建康化为灰烬，而他自己，八十六岁的老汉，成为侯景的阶下囚，饥寒悔恨，也只有一死了之，随之，国也就亡了。而玄武门之变，正是李渊晚年昏愚的结果，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的夺权斗争，两子十孙顷刻间毙命，实际是他死前十年626年，发生在他眼前的一次宫廷政变。而唐玄宗从752年拜杨国忠为相，755年酿成安史之乱，756年不得不仓皇奔蜀，不得不于马嵬坡杀妃的一连串的事件，都是在他死前十年间发生的。

不知是作吴趼人“十年前死是完人”挽联者，善于总结历史经验，还是人老以后难逃这最后十年的恶变？古往今来的高龄统治者，在往生命终点走去的时候，好像难以逃脱这十年大限，必定要犯日暮途穷、倒行逆施的老年病。有的皇帝，未必高龄，也存在这种死前十年恶变的可能，如活了六十三岁的隋文帝杨坚，生性俭素，不事繁华，但在595年，他死前九年，背弃自己一贯作风，竟纵容杨素修了一座豪华盖世的仁寿宫，花费巨万，劳民伤财，供驱使的役夫民工，在酷暑下施工，死者相继，连烧尸都来不及。

所以，洪迈不禁嗟叹：“然则五君者虽有崇高之位，享耆耋之年，竟何益哉？”言下之意，这几位皇帝活这么长久，对老百姓究竟有什么用处呢？“老而不死谓之贼”，这个贼，就是贼害后人，贻祸下代，制造灾难，天下不宁，还真不如死毬算了，老百姓少受点罪。

孙权清醒时，认识到无论如何不能重蹈袁本初，刘景升废长立幼，兄弟厮杀的覆辙，但他到了晚年，对太子们或囚或废，比袁、刘还要严酷，造成了他死后继承人之间的大屠杀，在魏、蜀、吴三国中，吴国宫廷里的血腥记录，最骇人听闻的了。李隆基当年为了提倡节俭，甚至烧毁宫内奢侈品，令后妃以下不服珠玉锦绣，罢去两京织锦坊。可他到了晚年，纵容杨氏姐妹的奢靡**侈，与他早期的廉政行径，判若两人。萧衍老了以后的沉迷佛法，舍身寺院，荒唐到谁都看得出侯景的狼子野心，他却信之不疑，至死不悟。这位咎由自取的老人，最后饿死在他的宝座上，也是活该了。如果，这些统治者早死十年，当一个明君，英君，大概是不成问题的。多活十年，便成反面人物。

年老的统治者走向自己的反面，当然是生理的，心理的衰老，更主要的是久握权力必致腐化的结果。由于事不躬亲，偏听偏信，自然拒绝直言，喜爱奉承，由于好大喜功，贪慕虚名，自然宠用非人，群小当政，这些都是历代老人政治的特点。再加之纸醉金迷，声色犬马，深闭后宫，嬖幸用政，最后必定是腐败堕落，胡作非为，穷奢极欲，祸国殃民。有的，哪怕驾崩了，死毬了，也还贻害未来，得多少代人为他一时的荒谬，付出沉重的代价。有的，历史上写了，有的，历史上没有写，或来不及写，但并不等于不存在，或没有发生过。

现在来看吴趼人所收下的三百大洋，比之那些造祸于民的帝王遗患，不过沧海一粟而已。但为他所作的这副挽联，却实实在在道出了一个真理：老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每个人都要老，老而不背晦，不悖谬，不失态，不张狂；老而不倚老卖老，不驽马恋栈，不疯疯颠颠，不唠唠叨叨；老而不与年轻人为敌，不要总想出风头，不做损人利己，或损人也并不利己的事情，不让他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需要时刻警惕自己呵。

不一定做得成完人，但按中国人不求满盈的哲学，做一个八九不离十的人，还是可以作为奋斗目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