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六日,瓷砖款,三仟贰佰元整。”她在本子上写下一行字,写完之后还检查了一遍数字有没有写错。
“三月十九日,蹲便器十个,单价一百二十元,合计壹仟贰佰元整。”她用笔尖点着那个“壹仟贰佰”,在嘴里默念了一遍,确认无误后才继续往下写。
“三月二十二日,五合板十张……”
她记账的时候神情极其专注——嘴唇微抿,眉间有一道浅浅的竖纹,笔尖在纸上划出细微的沙沙声,像是秋虫在草丛中低鸣。
她把数字写得很大——不是因为她眼神不好,是因为她觉得钱的事情不能含糊,字写大一点,看得清楚一点,就不容易出错。
她的另一只手压在账本的边沿上,手指微微用力,把纸张压平,防止它翘起来。
林远舟有时候从工地上回来——一身灰土,头发上、眉毛上、睫毛上都沾着细细的白色粉末——站在门口,看到苏小禾盘腿坐在床上,怀里摊着那个饼干盒和一摞票据说,拿着笔和本子专心计算的样子,会不自觉地停下来多看两秒。
那些数字在他的视线里变得模糊起来,而她低着头写字的神情却无比清晰——她的后颈弯出一道柔和的弧线,几缕碎发垂在耳边,睫毛在灯光下投下一小片细密的阴影。
苏小禾感觉到他的目光。
她不会抬头,继续写字,但她的嘴角会微微翘起来一点。
然后她会用一种假装漫不经心的语气说:“你再看我要收钱了。”
“多少钱?”
“你付不起。”她合上本子,摘下眼镜,抬起头来朝他笑。
那笑容里带着一种“被我抓到了吧”的小小得意——但更多的是一种安静的、温暖的满足,像是冬天里壁炉中慢慢燃烧的炭火,不炽烈,但持久。
装修的那一个月,他们白天在安普电子上班,下班后直奔高桥新苑,中间连回家换衣服的时间都省了。
林远舟穿着上班的工服,到了工地就直接套上一件旧外套,跟装修队一起干活——刷墙、铺地砖、接水管、装灯座、调合页、拧螺丝,什么都干。
他的手在几天之内就磨出了新的茧子——那些茧子分布在手掌和指根的连接处,是握着刮板和砖刀磨出来的。
第一天干完活回家,他端起碗吃饭的时候,手指因为用力过度而在微微发抖,他自己没有注意到,但苏小禾注意到了。
她没有说什么,只是往他碗里多夹了几块红烧肉。
苏小禾帮不上什么体力活——她的力气太小了,一袋水泥她两只手都拖不动,一把刮刀她握不稳十分钟手就开始发抖——她就蹲在旁边给他递工具。
他伸手——“铲刀”——她就把铲刀递到他手里;“水平尺”——她就把水平尺从工具箱里翻出来递过去;“抹子”——她把抹子送到他摊开的掌心里。
她递东西的动作很准,不需要他重复第二遍。
她的个子小,蹲在一堆装修材料中间几乎整个人都被淹没了——她的头顶刚够到堆叠的五合板的中部,从远处看根本看不到她的人,只能看到一小撮头顶的头发在板材上方晃来晃去。
老刘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吓了一跳,手里的烟差点掉下来:“我当哪个小娃儿跑到工地上来了,吓我一跳。”
十套房子同步施工,工期排得满满当当。
老刘的人分成两组——上午刷墙,下午铺瓷砖,晚上装卫浴——在十套房子之间来回转场,像一支训练有素的施工游击队。
林远舟盯工期盯得很紧——他每天下班后逐套检查进度,从一楼爬到六楼,再从六楼走到另一栋的一楼,从这套房的卫生间看到那套房的厨房——他要确保每一道工序都没有被敷衍,每一处细节都没有被跳过。
苏小禾就跟在他身后——打着手电筒给他照明。
手电筒的光束在昏暗的毛坯房里扫来扫去,照亮了墙角还没有干透的水泥,照亮了窗台上积了一天的灰尘,照亮了他弯下腰来检查墙角垂直度时专注的侧脸。
有一天下班后,两个人坐在六楼的楼梯口吃盒饭——装修还没完工,房间里没有桌椅,他们就并排坐在通往天台的最后一级台阶上,一人捧着一个白色的泡沫饭盒。
窗外是四月初的浦东夜色——天还没有完全黑透,西边的天际线上还残留着一线暗橙色的余晖,像是一条被慢慢拧熄的灯丝。
河对岸的厂房亮着零星的灯光,远远近近的机器声在暮色里沉沉地响着,像是一首永远不会停下来的低音和弦。
建筑工地的塔吊在不远处矗立着,顶端的红色警示灯一闪一闪的,像是夜空中一颗固定不动的星星。
苏小禾把盒饭里的红烧肉夹到了林远舟碗里——一块,然后又夹了一块。
她用筷子夹着肉,小心翼翼地从她的饭盒转移到他的饭盒里,像是在运送一件易碎品。
“你吃。”她说。
“你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