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死的那天,下着很大的雨。
我接到电话时正在学校宿舍里清点刚收到的一批二手平板。
屏幕上的微信提示音连续响了三次,我本来想先忙完手头的事再回,可瞥见备注是“妈”,还是接了起来。
电话那头的声音几乎哭不出来,只反复说着两句话:“平平……你爸他……你快回来……医院……快回来……”
我手里的平板掉在床上,心跳漏了一拍。
等我赶到市中心那家医院的时候,人已经凉了。
白色的床单盖到胸口,露出的脸苍白而平静,像是终于可以不用再应付那些催债的电话和律师函。
林业成,我的父亲,在公司破产清算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选择了最干脆的方式离开。
留下的是一叠盖着红章的债务文件、被银行直接收走的房子和车子,以及一个站在走廊尽头、眼神彻底空洞的母亲。
那天之后,我们几乎是被赶出原来的家的。
母亲林云舒站在已经空荡荡的客厅里,手里还攥着那串已经没用的钥匙。
窗帘被谁拉开了一半,灰蒙蒙的光落在她身上。
她没有大哭,只是眼睛红肿得厉害,声音轻得像叹息:
“平平,我们……先回外婆那儿住吧。”
外婆家是城东一套老旧的两居室,是当年外公留下的。
房子不大,墙皮有些脱落,卫生间的抽水马桶偶尔会发出奇怪的声响,可收拾得很干净。
阳台上摆满了母亲从以前家一点点搬过来的花草——绿萝、吊兰、两盆她最喜欢的绣球,还有几盆叫不出名字的多肉。
她一直喜欢这些。从前父亲还在的时候,她常说看它们长势能让人心静。
可那之后,心再静也没用了。
父亲留下的债务远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要多。
公司破产清算后,不仅房子和车子被收走,连他名下仅有的一点存款和保险也几乎被债务吞没。
母亲作为市重点中学的美术老师,原本工资在同龄人里算不错,可面对那些像滚雪球一样往上爬的利息和一天比一天频繁的催收电话,根本填不上。
更糟的是外婆。
搬过来不到两个月,外婆就确诊了晚期。
医生说的话很委婉,可意思清楚——能拖一天是一天。
母亲没有犹豫,把仅剩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又把这套老房子重新抵押给银行,换来几个月的治疗费和住院费用。
那段日子她几乎没有真正睡过一个整觉。
白天在学校上课,备课、改作业、带学生写生;晚上赶到医院陪护,帮外婆翻身、擦身、听那些反反复复的旧事;周末还要跑两个校外美术培训班,给一群小学生和初中生上兴趣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