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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第3页）

“要不要我把我的一生讲给您听听？”他用若断若续的声音问我，“或者就讲讲我一生中几件有特色的事岂不更好？”

“请讲讲吧。”

“要不，我还是对您讲讲我是怎样结婚的事吧。结婚嘛本来是件大事，是一个人的试金石，婚姻就像一面镜子，可反映出……可是这种比喻太陈腐了……对不起，我得闻一下鼻烟了。”

他从枕头下摸出鼻烟盒，打开来，一边说起话来，一边摇晃着打开了的鼻烟盒。

“先生，您就设身处地去想想我的情况……您判断判断，我能从黑格尔的百科全书中得到什么样的，喏，什么样的，您说说，什么样的好处呢？您说说，这种百科全书与俄罗斯生活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让我怎样能把它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上来呢？而且不光是这种百科全书，还有整个德国哲学，甚至说，整个德国科学，怎样能运用过来呢？”

他在**蹦了起来，气得直咬牙，并低声嘟囔说：“唉，本来嘛，本来嘛……那么，你干吗要跑到外国去学呢？干吗不坐在家里就地研究你周围的生活呢？这样，你倒可能认清生活的要求，认清未来，也可能认清自己的所谓使命了……可是得了吧，”他又换了一种语调继续说，似乎在替自己辩护，而且有些胆怯，“还没有一位智者写进书里的东西，让我们这种人上哪儿去研究呀！我倒是很乐意向它——向俄罗斯生活——学习的，可是它，我的宝贝，却不吭声。那样子是说，你就这样来理解我吧；可我哪有这样的能力呀：你们就给我一个结论，给我提供一个断语吧……一个断语？——他们说，这就是提供的断语：你听听我们莫斯科人的说话吧——像不像夜莺？而糟就糟在他们说得像库尔斯克夜莺一般动听，可是说得不像人话……于是我一想再想——似乎觉得科学到处是一样的，真理也是一样的，所以我决定前往异国，到异教徒那边去……有什么办法！——年轻气盛嘛。要知道我不愿过早地发起福来，虽然有人说肥胖意味着健康。不过天生不长肉的人，怎么也胖不起来！”

“可是，”他稍加思索，接着说，“我似乎说过要给您讲讲我是怎样结的婚。您就听听吧。第一，我告诉您，我的妻子已经不在人世了；第二，……这第二嘛，我觉得需要把我青年时代的情况对您说说，不然您会什么也搞不明白……您还不想睡吧？”

“不想，不想睡。”

“那好极了。您就听听吧……隔壁房间里的坎塔格留欣先生呼噜打得真够呛！我是由不很富裕的双亲所生的——我说双亲，是因为，据说，除了母亲之外，我也曾有个父亲。我记不得他了；据说，他是个不大有出息的人，大鼻子，一脸的雀斑，红头发，用一个鼻孔吸鼻烟；在我母亲卧室里挂着他的肖像，穿一身红色制服，黑黑的衣领贴到耳朵上，仪表很不雅观。我常常被拉到他的肖像旁去挨鞭子，在这种情形下母亲总是指着他的肖像说：‘要是你爹还活着，还要把你揍得更厉害呢。’您想想看，这对我是多大的鞭策呀。我既无兄弟，也无姐妹；或者说确切点，我有过一个身体很差的弟弟，生有软骨病，不久就痛苦地夭折了……这样的英国病为什么会传入库尔斯克省希格县呢？但问题不在这里。作为一个乡村女地主的母亲满怀急切的热情培养我，从我初临人世的头一天她就开始对我进行教育了，直至我满十六岁……您是在听我讲吗？……”

“当然，请往下讲吧。”

“那好吧。当我年满十六岁时，我母亲便毫不犹豫地辞退了我的法裔家庭教师——从涅仁的希腊人住区来的一个德国人，名叫菲利波维奇；母亲把我带到莫斯科，给我在大学里注了册，就把灵魂交给万能的上帝了，而把我留给我的亲叔叔照管。我这位叔叔名叫科尔通－巴布拉，是一个司法检察官，不单是名闻希格雷县。我的亲叔叔，司法检察官科尔通－巴布拉照例把我的财产掠夺一空……但问题也不在这里。我进大学时——应该为我母亲说句公道话——已经具备良好的素养；但是那个时候在我身上已显得缺乏特性。我的童年跟其他青年人的童年无不同之处：我也像是在羽毛褥子下傻乎乎地、蔫不唧唧地长大的，从很小就开始死背诗书，同时也渐渐变得萎靡不振，说是喜欢幻想……幻想些什么呢？——咳，幻想美……我在大学里也没有另辟蹊径：我很快就加入了小组。那个时候跟现在很不一样……可是您也许不清楚小组是怎么回事。记得席勒在某首诗里说道：

Gefhrlichist'sdenLeuZuWedschrecklichistdesTigersZahn，DochdasschrecklichstederS——DasistderMensemWahn！我对您敢肯定说，席勒他要说的不是这个，他想说的是Dasistein‘小组’……iMoskau！“您认为小组有什么可怕之处呢？”我问道。

我的邻人抓过睡帽一戴，把它往鼻子上拉了拉。

“我认为有什么可怕之处吗？”他喊了起来。“我认为是这样：小组就是对各种独立发展的毁灭；小组就是对社交、女性、生活的无耻的替代；小组……哦，慢着，我来告诉您吧，小组是什么玩意儿！小组就是把懒惰和颓废合在一起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却被赋予合理事业的意义和形式；小组用议论取代交谈，使人习惯于毫无意义的空谈，使人脱离独立的有益的工作，使人染上文学的疥疮；最终使人丧失朝气和纯真坚强的灵魂。小组就是借团结友爱之名，行庸俗无聊之事，以真诚和关心为由而搞倾轧和野心的结合；在小组里每个成员都有权在任何时刻把自己肮脏的手指直捅进同伴的心窝，没有一个人的灵魂保持有一处纯洁和没有创伤的地方；在小组里所崇拜的是夸夸其谈的空谈家、爱面子的机灵鬼、未老先衰的小老头儿，所吹捧的是平庸无才而徒具‘隐秘’思想的诗人；在小组里，十六七岁的年轻小伙儿就会风雅而玄奥地大谈女人和爱情，可是到了女人面前却说不出话，或者跟她们谈话如同跟书本谈话一样，再说谈的又是什么呀！在小组里吃香的是诡辩和花言巧语；小组里互相监视不亚于警官……哦，小组！你不是小组，你是个怪圈，在你那里毁掉了多少正派的人呀！”

“唉，请允许我说一句，您这是太夸张了。”我打断他的话说。

他默默地瞅了我一眼。

“也许是的，天知道，也许是的。可是要知道，我们这类人只剩下一种乐趣了，那就是夸张。我就是这样在莫斯科度过了四个春秋。先生，我的确很难向您形容这段时光过得多么快，真是太快了；一想起来便感到伤心、懊恼。早上一起来往往就像坐雪橇滑下山似的……睁眼一瞧，已经滑到山脚了；已经到黄昏了；一个昏昏欲睡的仆人来给你套上常礼服——你穿好了衣服，便慢慢地到朋友那里，抽着烟，一杯杯地喝着淡茶，海聊德国哲学、爱情、永恒的精神之光等，真是海阔天空。不过我在那里也遇到过一些颇有特性和独立个性的人：有些人不管怎样糟蹋自己、扭曲自己，仍然不改其本性；唯独我这个倒霉蛋像捏一块软蜡似的把自己捏来捏去，我那可悲的本性却不做半点儿的反抗！这时候我已年满二十一了。我接管了留给我的遗产，或更正确地说，接管了该由我继承的家产中我的保护人认为有必要留给我的那一部分，随之就把全部领地交托给一个已经赎了身的家仆瓦西里·库德里亚舍夫去经管，以后我便出国了，去到柏林。我在国外，正如我有幸对您说过的，待了三年。又怎么样呢？在那里，在国外，我依然是一个无独特可言的人。首先，不必说，我对欧洲本身、对欧洲的生活毫不理解，我不过是在德国本土听德国教授的讲课，读德国的书而已……也就是有这个差异。我像修道士似的过着孤独的生活；我与几个退伍中尉倒很投缘，他们也像我一样渴望知识，并为此而苦恼，不过他们的脑子却迟钝极了，又缺乏口才；我还结交了从平扎省以及其他产粮省份来的几户人家，他们也都是些笨脑瓜；有时我上咖啡馆坐坐，有时看看杂志，晚上去剧院看看戏。我和当地的人很少来往，跟他们交谈似乎有些紧张，他们也没有人来看望我，除了两三个挺缠人的犹太裔的坏家伙，他们常跑来向我借钱，他们觉得derRusse容易骗。终于有一个奇异的机会把我带到了我的一位教授家里。事情是这样的：我上他那里报名听一门课，他忽然兴之所至邀请我去参加他家的晚会。这位教授有两个闺女，都二十七八岁了，天知道怎么都长得那样矮壮，鼻子可好看了，都有一头鬈发，浅蓝色的眼睛，红润的双手，白白的指甲，一个叫林亨，另一个叫明亨。我开始常到这位教授家里去。应该说，这位教授并不算笨，可似乎受过点儿精神创伤：讲起课来有条有理，但在家里说话发音不清，而且老把眼镜架在额门儿上；不过他是一个顶有学问的人……后来怎么样呢？我忽然觉得我爱上了林亨，整整六个月里我都有这样的感觉。我跟她说话的确很少，主要是凝神瞧着她；可是我常常给她朗读各种动人的作品，偷偷地握她的手，晚间与她在一起幻想、凝望着月亮，或者只是抬头仰望。她煮咖啡可拿手啦……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可有一点让我发窘：就在这种所谓难以形容的幸福时刻，我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心口发疼，胃里掠过一阵阵又闷又冷的颤抖。我终于受不了这样的幸福而逃跑了。从这以后我又在国外待了整整两年：我到过意大利，在罗马观赏过《基督变容》，又在佛罗伦萨欣赏过维纳斯雕像；我突然感到欣喜若狂，像中了邪似的；每天晚上我就写诗，记起日记；总之，我做得跟大家一样。可您瞧，就这么容易地成了独特的人了。比如，我对绘画和雕塑一窍不通……我对这一点是直言不讳的……不，怎么可以呢！得找个导游，去看看壁画……”

他又垂下头，又摘下睡帽。

“终于我回国了，”他以疲惫的声音继续说，“我来到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我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国外时我多半是沉默寡言的，可是在这里我突然变得口齿伶俐，能说会道了，同时，不知为什么我觉得飘飘然，自以为了不起。有一些谦卑的人几乎把我看成天才，女士们兴趣盎然地听我高谈阔论；可是我不善于高高地保持自己的声望。有一天早晨，传出了一种中伤我的流言蜚语（是哪个家伙瞎编的，我无从知道，也许是某个男性的老处女干的，这样的老处女在莫斯科可多了），流言一出，就像草莓似的分蘖抽须。我被缠进去了，我想跳出来，扯断这些缠在身上的线——可谈何容易呀……我只好一走了之。您看，我在这种事情上就显得糊涂；我本应该泰然地等待这种攻击过去，就像得了荨麻疹一样，忍一阵就会过去的，那些谦卑的人就会张开怀抱重新欢迎我的，那些女士又会笑吟吟地倾听我的高论……可糟糕的是，我不是个独特古怪的人。要知道，我的良心忽然苏醒了：我不好意思再胡说八道，没完没了地胡说八道，昨天在阿尔巴特街，今天在特鲁巴街，明天在西夫采夫－弗拉日街，说来道去老是这一套……要是有人就要听这一套呢？那您就瞧瞧这一场面上的那些真正的斗士吧：他们对这个满不在乎；相反，他们需要的就是这个；有的人就靠那不烂之舌混了二十年，而且总是说的老一套……这就表明他们有自信心和自尊心！我也有过自尊心，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失掉……我又要说，坏就坏在我不是一个独特古怪的人，我老停在不好也不坏的中间状态。造化应该要么给予我更强的自尊心，要么半点儿不给。但在开头那些日子里，我的确一筹莫展；再说旅居国外时把财产已耗个精光，要我跟一个年轻而身子骨已软得像果子冻的商人女子成亲我又不愿意，于是我便远远地躲到自己的村子里去了。”他又瞟了我一眼，补充说：“至于对乡村生活的初期感受、大自然的美、孤独生活中清幽的魅力等，我可以略而不谈了吧……”

“好的，好的。”我回答说。

“况且，”他继续说，“这些全是瞎说，至少我的感触是这样。我在乡下感到很无聊，像一只被关起来的小狗，虽然，说实话，春天里我在回家路上头一次经过那片熟悉的白桦树林的时候，我的脑袋都晕了，心里由于产生模模糊糊的甜蜜蜜的希望而怦怦地跳。但是您知道，这种模模糊糊的希望是永远实现不了的，相反，你所不希望出现的事却都来了，比如，兽疫啦，欠租啦，拍卖啦，等等。我依靠总管雅科夫的协助一天天地凑合着混日子；雅科夫是接替原先的管家的，到后来他也大捞起油水，如果说他捞得不比前任的多，那至少也是一样，再说他那双涂柏油的长筒靴的气味还毒害我的健康呢。有一次我想起了邻村的一户相识的人家——一个退伍上校的夫人和她两个闺女，于是便吩咐备车，前去拜访。这一天应该是值得我永远纪念的日子，因为六个月过后，我就同上校夫人的第二个女儿结婚了……

“不过，”他很激动地往下说，“我不愿让您对这位已故世的女人有不好的看法。不愿这样！她是一个顶高尚顶善良的人，一个懂得爱的、能做出任何牺牲的人；不过您我之间应当说实话，假如我不是不幸地失去了她，我今天大概就不能在这里跟您聊天了，因为我家库棚里的木梁至今还在，我好几次想在那里悬梁自尽呢！”

“有些梨子，”他稍微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起来，“要在地窖里放上一段时间，所谓真正的味道才出得来；我的亡妻看来也是属于这一类的造物吧。只有到现在我才为她说句完全公道的话。只有到现在，比如说，我回想起结婚之前与她一起度过的那些黄昏，不仅不会引起我丝毫的痛苦，相反，会使我感动得几乎掉泪。她们的家境不算富裕；她们的房子也旧得很，是木结构的，但很舒适，建筑在一座山上，在荒芜了的花园和杂草丛生的院子之间。山下有一条河，透过茂密的树叶，可隐约看见河水。一个大凉台从房子通向花园，凉台前有一椭圆形花坛，开满了蔷薇，艳丽夺目。花坛的两端各有两棵金合欢，已故的主人在它们还稚嫩的时候就将其盘成螺旋状。稍远处，在无人照管的野生马林果树丛里有一个亭子，亭子里边已精心装饰过了，可外部已经破旧不堪，瞧起来都感到可怕。凉台上有一扇玻璃门通往客厅；客厅里好奇的人可以看到的是：各个屋角都砌有磁砖炉子，右面有一架寒酸的钢琴，上边堆放着手抄的乐谱；一张长沙发，罩着带白色花纹的褪了色的浅蓝色花缎；一张圆桌；两个摆着叶卡捷琳娜时代的瓷器玩具和琉璃球玩具的陈列架；墙上挂有一幅著名的肖像画，画着一个浅黄发少女，胸前抱着一只鸽子，举目仰望；桌上摆有一个插着鲜蔷薇花的花瓶……您看，我描述得多么细致。我的爱情的整个悲喜剧就是在这个客厅里、在这个凉台上演出的。这位上校夫人是个厉害的婆娘，说话时喉头老发出凶狠的嘶哑声，显得蛮横，爱挑眼；两个女儿中有一个叫薇拉，跟普通的县城小姐没什么不一样，另一个叫索菲娅，我爱上的就是索菲娅。

姐妹俩另有一个房间，那是她们的共同卧室，室内有两张单人木床，有淡黄色的纪念册，有木樨草，有用铅笔画得很差的男女朋友的肖像画（其中一位先生显得神采奕奕，很引人注目，其签名更显刚劲有力，他年轻时曾被寄以厚望，可到头来跟我们大家一样——一事无成），有歌德和席勒的胸像、德文书、干枯了的花冠以及其他一些纪念品。而这个房间我很少进去，也不喜欢进去，因为在那里我不知为什么感到闷气。而且，真是奇怪！当我背对索菲娅坐的时候，或者，当我在凉台上，特别是在黄昏时分，想着或者幻想着她的时候，就觉得她可爱极了。这时候我望着晚霞，望着树木，望着那些已经发暗，但在玫瑰色天空下仍显得截然分明的一片片小绿叶；在客厅里，在钢琴旁，坐着索菲娅，她在不停地弹着她所喜爱的贝多芬作品中一个充满热情沉思的乐句；那一副凶相的老太婆坐在沙发上泰然地打着呼噜；在洒满夕阳红光的餐室里，薇拉正忙着煮茶；茶炊奇妙地咝咝响着，好像有什么高兴事儿；掰脆饼时发出的欢快的断裂声，勺子碰着茶杯叮当作响；金丝雀拼死劲地啼叫了一整天，忽然静了下来，只是偶尔又啾啾地叫几声，仿佛要问什么；清澈而轻柔的云层里有时掉下稀稀的雨点……我坐着，听着，瞧着，我的心渐渐开朗了，似乎又觉得我是爱她的。就是在这样的黄昏气氛的影响下，我有一次向老太婆请求娶她的女儿，大约过了两个月，我就结婚了。我似乎觉得我是爱她的……而且现在总该知道了，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爱不爱索菲娅。她是一个善良、聪明、寡言少语的人，她有一颗暖人的心；然而天知道因为什么，是不是因为长期住在乡下，或者有别的什么原因，在她的心底（假如有心底的话）隐伏着创伤，或者不如说，有伤口在淌血，这种伤口是无药可治的，无论她或者我都不知道这种伤叫什么。当然，我是在婚后才猜想到这种创伤的存在。不管我怎样尽心尽力去医治它，全无济于事！小时候我养过一只黄雀，它有一次被猫抓住了；它被救了出来，给它治好了伤，可是我那可怜的黄雀再也没有以前的生气了；它闷闷不乐，提不起精神，也不唱歌了……后来，有一天夜里，一只大老鼠钻进那开着的笼子，咬掉了它的头，它终于彻底死去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猫也抓住过我的妻子，所以她也总是闷闷不乐，提不起精神，像我那只不幸的黄雀一般。有的时候她本人显然也想振作起来，在新鲜空气里，在阳光下，在自由天地里雀跃一番；她试了试，又蜷成一团了。要知道她是爱我的，她曾好几次对我说，她已知足了，别无他求——真见鬼！她那双眼睛依然是那么暗淡无光。我想，她在过去是不是出过什么事？我经过调查，什么也没有发现。唉，现在您来说说：如果是一个古怪独特的人，可能会耸耸肩膀，叹两口气，便照旧去过自己的日子；可是我不是一个古怪独特的人，所以就想要悬梁自尽。我妻子的骨髓里已经浸透老处女的种种习惯，比如喜欢贝多芬乐曲、夜间漫步、木犀草、和朋友们书信往来、纪念册等，因此她对于任何其他生活方式，尤其对于家庭主妇的生活怎么也习惯不了；可是对于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子来说，整天沉在无名的烦恼里，天天晚上唱着‘你不要在黎明时唤醒她’，岂不可笑。

那是在春天。我们那教区的教堂不大，又很旧，圣像壁发黑了，墙灰都脱光了，有几处地砖也缺损了；每个唱诗班席位上都有一个古老的大圣像。

棺材抬进来了，放在圣幛正门前的正当中，蒙上褪了色的罩单，周围摆着三个蜡烛台。葬礼开始了。一个脑后扎着小辫、低低地系着一条绿腰带的衰老的教堂执事，在读经台前悲痛地读着经文；神父也是个老头儿，面相慈善，视力不佳，穿着黄花纹紫色法衣，既做司祭又兼助祭。在敞开着的窗子外边，白桦垂枝上的新鲜嫩叶在摇曳着，簌簌发响；从院子里飘来阵阵草香；蜡烛的红红火焰在欢乐的春光里显得淡然失色；整个教堂里响彻着麻雀的啁啾声。一只飞进来的燕子不时地从圆屋顶下发出响亮的喊声。

不多几个农人那淡褐色的脑袋灵活地一起一伏，热心地为死者祈祷；香炉的孔眼里冒出一缕缕青烟。我望着妻子那僵死的脸……我的天哪！死亡，就连死亡也没有使她获得解脱，也没有治愈她的创伤：依然是那副痛苦、胆怯、沉默的表情——仿佛她躺在棺材里也还不自在……我的心痛苦得淌血。她是一个多好的人呀，可是对于她自己来说，还是死了好！”

讲述者的两颊通红，眼睛黯然无光。

“终于，”他又往下说，“我摆脱了因丧妻而陷入的深深悲痛的情绪，又想去干一番所谓事业了。我在省城里谋了份差事；可是在官府机关的大办公室里我老感到脑袋发疼，眼睛也不好使唤；正好又出现了其他理由……我就辞职不干了。本来想到莫斯科去，可是一来钱不够，二来……我已经对您说到过，我变得淡漠了。我这种淡漠情绪既来得突然，又不突然。我在精神上早已淡漠了，可是我的头还不肯低下。我认为我思想感情上的谦卑情绪是受乡村生活和不幸经历的影响……从另一方面说，我早就发现，我的几乎所有的乡亲，不论年轻的年老的，起初都被我的学问、出过国，以及我的教养方面的其他优越处吓住了，后来不仅对我完全看不惯了，而且开始对我有些粗鲁，有些怠慢，没兴趣听我发议论，跟我说话时也不再用敬重的词语了。我还忘了告诉您，在我婚后头一年里，我由于无聊而尝试过写作，还给杂志社寄去过一篇作品，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一个中篇小说；但过不多久，就收到一位编辑的很客气的信，而那信里说，无可否认我很聪明，但是缺乏才气，而搞文学需要的就是才气。

讲述者沉默了一会儿。

“在伏尔泰的一出悲剧里，”他沮丧地继续说，“有一位贵族为倒霉之极而高兴。虽然我的命运中没什么悲剧性的东西，不过老实说我体验过这类心境。我领略过心灰意冷时出现的狠心和狂喜；我曾经从容不迫地躺在**，整个早晨都在诅咒自己的生不逢时，心里感到非常痛快——我不可能一下子对什么都淡漠。其实，您想想看；我由于钱袋空空而被困在我所痛恨的乡下；无论财产、官职、文学都跟我无缘；我讨厌那些地主老爷，也讨厌去啃书本；那些晃着鬈发、热狂地叨咕‘人生’二字、身体臃肿而又多愁善感的太太小姐，自从我不再胡诌乱扯、不再夸赞她们以来，她们对我就毫不感兴趣了；我不善于也不可能完全冷冷清清地过日子……我就开始，您猜怎么着？我就开始常到邻居们那里去闲逛。我似乎很醉心于自轻自贱，故意招来各种无谓的侮辱。斟酒添菜时落下我，接待我时又冷淡又傲慢，到后来根本不理我了；大家谈话时甚至不让我插嘴，我就常常故意躲在角落里对随便一个愚蠢透顶的饶舌鬼唯唯称是，像这样的家伙当年在莫斯科能舔到我脚上的尘土或者我的大衣边都会欣喜若狂的……我甚至不让自己去想，我怎样沉醉于讽刺带来的苦涩的满足……算了吧，孤孤独独的，还谈什么讽刺！我就这样过了好几年，而且至今还是这样过……”

讲述者一出溜就钻进了被窝，胆怯地朝外瞧着，用一个手指警告我。

“嘘……嘘……”他小声地说，而且像是朝着坎塔格留欣话音来的方向赔礼道歉似的，谦恭地说，“知道了，知道了，对不起……”接着又低声对我说：“该让他睡觉，他需要好好地睡，他需要养精蓄锐，至少为了明天有好胃口去大饱口福。我们没有权利打扰他。再说，我要讲的似乎对您都讲了；您大概也想睡了。祝您晚安。”

讲故事者猛地转过身去，把头埋进枕头里“至少请您告诉我您贵姓……”我说。

他敏捷地抬起头来。

“不，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他打断我的话说，“请别问我的姓名，也别去问别人。让我成为您永远不知根底的人，受命运伤害的瓦西利·瓦西利叶维奇吧。何况我又是一个不足为奇的人，我不配有独特的名字……要是您一定要给我一个称呼，那您就管我叫……管我叫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吧。这样的哈姆莱特在每个县里都多的是，不过，您也许没有碰到过其他的哈姆莱特……请原谅。”

他又钻进羽绒被子里去了，第二天早晨有人来唤醒我的时候，他已经不在房间里了。天没亮他就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