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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第2页)

“经侦的兄弟看过他公司的纳税记录和财务报表,起码账面上没毛病。不过说句不好听的,咱们国家的生意人,就算发家靠的是脑子和力气,屁股上真能一清二白的也不多。尤其是许文革这个行当,水太深也太浑了,做大之前得跟人斗狠、斗心眼儿,否则随便哪个村支书和流氓团伙都能砸了他的摊子;做大之后又免不了和各式各样的头头脑脑‘勾兑’,铺路全得用钱……就拿跟六机厂合作来说吧,短短几个月就把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都搞定了,你以为那些大红章是白盖的?谁的眼睛也不瞎,都能猜出是怎么回事儿。”

杜湘东的口气便兴奋了起来:“经济犯罪也是犯罪。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取证?”

刑警支队长却叹了一声,腔调衰颓了下去:“杜湘东,你也是一把岁数的人了,怎么头脑还是这么简单。且不说许文革都在幕后主使,真查出什么端倪也未见得会落到他头上,就算坐实了他那个公司行贿、漏税、搞权钱交易,涉及的也不仅仅是经济犯罪的问题了。跟他接触的还有领导呢,跟领导接触的还有更大的领导呢,那些当官儿的我们‘办’得了吗?况且盘活老旧企业,减轻财政负担,这是现如今的国家政策,许文革是顺势而为,我们要动他就是跟政策对着干,你以为上面会答应?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也不怕你不高兴,再从旁观者的角度议论两句吧……你觉得警察是干吗的?有恶必惩那是理想状态,用这个标准要求谁,谁都没法儿活。许文革再怎么让人看不惯,毕竟还没伤天害理吧?说到底也是环境使然,如果只揪着他一个人不放,那不公平。”

杜湘东的声音低了下去:“你真这么想?”

“想不通也只能这么想。”刑警支队长凝视他半晌,又道,“大伙儿帮你帮到这个份儿上,算是仁至义尽了。你不是说自己憋得慌吗?现在知道了吧,许文革也憋得慌。假如你觉得法律对他的惩罚还不够,那他病成这样,你也该解气了吧?”

杜湘东不语。同学突然揽住他的肩膀,和他脑门儿顶着脑门儿,用力晃了一晃。警察的性格都硬,刑警更硬,能有这么个举动,就说明真把杜湘东当成了兄弟。再想想以前和同学的较劲,想想经由同学介绍才认识的老徐,杜湘东也动了感情。然而即使鼻子已经酸了,喉头一哽一哽,他却还是想对同学说:兄弟,对不住,我辜负你了。

开弓没有回头箭,盯梢是从许文革出狱的当天开始的。

监狱也在南郊,但比看守所更靠近城里。那天上午,当铁门打开,杜湘东就站在马路对面的一棵树后。绕过树干,他目睹许文革蹒跚着缓缓移动,脖子像沉到水底的鹅一样尽力伸长,又被胸膛的剧烈起伏扯得一晃三颤。才坐了一年牢,许文革的腰背更加佝偻了,连那张棱角分明的脸都干瘪了下去,还氤氲着一团黑气,远看好像一根被晒蔫儿了的茄子。可见监狱的确是个折磨人的地方。奔驰车就停在街边,迎出来的还是一瘸一拐的刘秋谷,律师却不见了。两人略说几句,许文革从怀里掏出一只药瓶,往嗓子里喷了喷,上车。

杜湘东也动身。他的交通工具是一台带铁篷的三蹦子,篷上贴满了“开锁换锁”和“包小姐”之类的字样。这玩意儿是他托人买的城管罚没品,冒黑烟,颠屁股,随时还有再次遭到罚没的危险,不过已经比自行车能跑多了。又幸亏北京正在翻来覆去地“摊大饼”,原先的乡下地方也开始堵车,甚至比城里更加交通不畅,所以奔驰车一路且行且停,竟然没把他甩掉。在跟踪期间,杜湘东需要留心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不要离目标太近,以免被发现;二是别在溜边插缝的时候碰了人或者剐了车——他赔不起。

如此亦步亦趋,并不很久,便到达了目的地。那是一幢四层小楼,外立面贴满了瓷砖,如果不是围着院子,远看倒像个巨大的厕所。这种建筑在郊区随处可见,多半属于乡镇企业或农民个人,常年都在招租,但却常年空着,因此只能顶着个“写字楼”的招牌静候拆迁。奔驰车开进院门,还没停稳,楼里的人已经拥出来了,高高矮矮七八个,都是身穿灰褐色工装制服的精壮小伙子。院儿外是条市场街,像所有城乡接合部一样嘈杂、污浊,杜湘东就把车停在几个摊位之间,灭了火,聆听那些手下对许文革进行汇报。他们不叫许文革“老板”,而是和刘秋谷一样称他为“许哥”:许哥,一楼的房间给您收拾好了;许哥,设备正在路上,明后天就到;许哥,金融公司的人又来了,说等着和您当面谈。许文革却未作答复,或者他说话了,但却说得虚弱乏力,因此一墙之隔的杜湘东无法听到。又过了片刻,院儿门口响起一阵鞭炮声,大概是兄弟们要给许哥“冲冲喜”,但许文革反而被硝烟味儿呛得一边大喘,一边铿锵地咳嗽起来。听那歇斯底里的架势,恨不得肝儿都快从嘴里吐出来了。于是刘秋谷就骂人,接着铁门一关,院儿里诡异地安静下来。

其实从同学那里得知,刘秋谷还在城区东三环租下了一套正经八百的商用房,专供公司的财务部门以及一个高薪聘请的“职业经理人团队”使用,但杜湘东预感,许文革出狱以后不会去那里。现在看来,他的直觉无比准确。而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偏僻、简陋的地方落脚,原因恐怕只有一个:第六机械厂就在附近。顺着柏油马路面朝东,透过新世纪以来越发浓郁的雾霾,隐约就能望到厂区破败的主楼了。苏联式样的尖顶如同鬼船的桅杆,无根无据地悬浮在半空之中。杜湘东还记得,曾经有女工在那栋楼里合唱《山楂树》:

我却没法分辨,我终日不安,

他俩勇敢和可爱呀,全都一个样……

现在俩人一个死了,一个回来了。

从这天起,杜湘东的生活只剩下一项内容,就是窥探许文革。每天天不亮,他便会驾驶着突突乱响的三蹦子长途跋涉,来到那栋小楼的院儿外。国营工厂早已一蹶不振,它的周边地带却呈现出了野蛮生长的繁荣。搞货运的,批发钢材电线的,出租工程车辆的,由此又带动了饭馆、旅社和百十块钱就能“爽一把”的小发廊。这种环境很利于隐蔽,当他把车往路边一靠,看起来完全就是一个“摩的”司机。出于谨慎,他又买了一顶能遮住下巴、只露双眼的毛线帽,干脆连面目也藏了起来。但这种形象又带来了一些小麻烦,常有人过来问他“走不走”,甚至连问都不问,径直往铁篷里一钻就不下去了。杜湘东本想拒绝,又一转念,开了这么一辆车却不载客,成天往院儿门口一杵,瞎子不都能知道自己正在干吗吗?于是只好就范。好在路程都不远,不是去车站就是去镇上,顶多半个小时就能打个来回。回来以后,他继续发痴似的盯着那栋小楼。

如此持续了半年,但却成效甚微。这期间的几乎每一天,杜湘东都会把许文革的动态记录下来,写在一个空白本子上。那些内容是如此单调、简略而重复,诸如:

许文革没出门。刘秋谷买菜做饭。

许文革没出门。医生上门为他治疗哮喘。

许文革乘车,没上高速,前往当地派出所备案。

许文革乘车,上高速往北,应为探望崔丽珍。

许文革没出门。有访客两名,大概是商业伙伴。

……

假如一定要就此做出分析,那么结论是:除去履行法律规定的手续以及去养老院看望姚斌彬他妈,许文革保持着深居简出,连生意都完全在那栋小楼里进行遥控。相应于杜湘东变成了一个不像警察的警察,许文革也变成了一个不像生意人的生意人。

这份记录还有第二个人看过,是刑警支队长。那年春节,同学又来找过他一趟,名为拜年,实则是放心不下。俩人坐在车里,自然说起了“调查”的进展。杜湘东知道瞒不过去,便把本子掏出来,递了过去。刚开始,同学还一篇一篇地翻着看,到后来就唰唰一扫而过。他评价了一句“精神可嘉”,然后直言相告,就算许文革果真隐藏了什么犯罪行为,凭杜湘东也休想发现,更别提把他再次投进监狱了。原因很简单:杜湘东的调查手段太低级、太小儿科了。靠人力去盯梢,蹲点儿,这都是上个时代的套路,而现在甭管是侦查技术还是反侦查技术,都日新月异到什么地步了?就拿这满满一大本记录来说,还不如随便哪个电线杆子上的监控摄像头提供的信息更多。

“我也没觉得自己能逮着他。”杜湘东回答。

同学就问:“那你图什么呀?”

杜湘东反问:“许文革这种人,难道不应该有人看着他吗?”

同学沉默半晌,说:“我看你是魔怔了。”

杜湘东表示赞同:“我还真是魔怔了。”

而在监视以外,也有意外收获。每次坐车的人给了钱,他都看也不看,顺手往随身带的挎包里一塞。等过完年,就觉得那包鼓鼓囊囊的挺碍事儿,打开一看,乱七八糟撑满了零钱。于是他拎过刘芬芳摆摊儿收钱用的纸箱子,打开挎包,让那些散票儿纷纷落落地倾泻出来,把他的收成和她的收成混在一处。他们这对穷人夫妻居然也拥有满满的一箱子钱了。

这么做,当然是为了安抚刘芬芳。自从杜湘东早出晚归,她对他的声讨也到达了一个新的**——有本事的人才不着家呢,你也配?什么活儿都丢给老婆,成天出去躲清闲,这还叫男人吗?不会挣钱,花钱倒挺在行,自行车换成了三蹦子,这样就能到更远的地方“浪”去了吧?而见到杜湘东的举动,刘芬芳便一愣,进而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色。

她问:“谁给你出的主意?”

杜湘东说:“什么主意?”

刘芬芳踹了一脚纸箱子,惊得两张毛票儿翻腾而起:“拉活儿呀。”

杜湘东搪塞:“也没谁。好多人不都这么干嘛。”

刘芬芳说:“可你是警察呀。”

杜湘东笑了:“我都快忘了,你倒想起我是警察了。”

刘芬芳突然眼圈儿一红。她这人就是这样,平时老觉得自己被亏欠,但只要想起杜湘东也在承受委屈,哪怕他的委屈其实和她无关,她也会立刻翻转过来,觉得自己才是亏欠了杜湘东。这是刘芬芳性格上的软肋,使得她既后悔不迭又心甘情愿地跟他过了这许多年。想到这里,杜湘东便叹了口气,伸手摸了摸刘芬芳的脸——那张脸的正面已经和红苹果毫无相像之处,侧面也看不出半点儿吉永小百合的影子了。这个举动很突兀,所以刘芬芳下意识地一躲,但她随即又把脸凑了上来。老夫老妻含羞一笑,决定晚上再炖一锅猪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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