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平定嫪毒之乱,将母后迁往雍城居住。茅焦劝谏秦始皇说:“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背秦也。”秦始皇接受他的劝谏,“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
《说苑·正谏》对这件事有绘声绘色的详细描述。秦始皇车裂嫪毒,捕杀两弟,并把母亲迁出咸阳,将她囚禁于雍。群臣百官认为这种处置方式既有悖孝道,又有损秦国形象,群臣百官先后进谏,秦始皇大怒。
他下令说:“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谏臣前赴后继,被处死者达二十七人之多。齐客茅焦不顾秦始皇的警告,执意进谏。他批评秦始皇说:“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黄阳宫,有不孝之行。从蒺藜于谏士,有桀纣之治。今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恐秦亡,为陛下危之。”秦始皇醒悟,于是纠正错误,并“立焦为仲父,爵之为上卿”。
太后赵姬大喜,设宴席招待茅焦。席上,她赞扬说:“抗枉令直,使败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复得相会者,尽茅君之力也”。
四、顿弱,生卒年和籍贯不详。他也是一位茅焦式的谏臣,而与秦始皇议论的话题则着重于外交方略。顿弱富于谋略,长于论辩,有纵横家的风采。他还颇有笑傲王侯的名士风度。秦始皇仰慕顿弱之名,很想见他。可是顿弱提出了一个苛刻的先决条件,声称:“臣之义不参拜,王能使臣无拜,即可矣。不,即不见也。”秦始皇答应了他的条件。
顿弱见到秦始皇开口便问:“天下有其实而无其名者,有无其实而有其名者,有无其名又无其实者,王知之乎?”秦始皇答曰:“弗知。”于是顿弱指出:商人有积粟之实而无耕作之名,属于“有其实而无其名者”;农夫有耕作之名而无积粟之实,属于“无其实而有其名者”;而当今秦王“已立为万乘,无孝之名;以千里养,无孝之实”,可见“无其名又无其实者,王乃是也”。
秦始皇勃然大怒。顿弱毫不畏惧,坦然表示秦始皇不能威服六国,却滥施**威于自己的亲生母亲,这是不可取的。
秦始皇对兼并东方六国的话题更感兴趣,他急切地询问秦国兼并各国的方略。顿弱献策道:“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资臣万金而游,听之韩、魏,入其社稷之臣于秦,即韩、魏从,韩、魏从,而天下可图也。”秦始皇担心这样做会靡费钱财,而徒劳无功。
顿弱做了这样的解释:天下正处在多事之秋,各国频繁地以合纵连横的手段互相较量,“横(连横)成,则秦帝;从(合纵)成,则楚王”。如果秦国成就帝业,那么天下一切财富皆归秦所有,而如果其他国家称雄,那么秦国即使拥有万金,也无法据为己有。因此,这笔外交开支还是很有必要的。
秦始皇认为顿弱的说法很有道理,他划拨万金之资,令顿弱用于游说六国权臣,破坏各国部署,离间其君臣关系。顿弱“东游韩、魏,入其将相,北游于燕、赵,而杀李牧”。秦国之所以使“齐王入朝,四国必从”,得益于秦始皇采纳了顿弱的谋略。
五、姚贾,生卒年不详,魏国人,出身微贱,其父是看管城门的监门卒。姚贾曾在大梁为盗贼,后至赵国游说,谋求功名,不为所用,被逐出境。他来到秦国,博得秦始皇的赏识,被委以外交重任。姚贾提出的谋略与李斯、尉缭、顿弱等人大体相似,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有一次,赵国、楚国等四国合谋组织联军攻秦。秦始皇召集群臣宾客数十人商讨对策。姚贾提出具体对策,并表示“贾愿出使四国,
必绝其谋而安其兵”。秦始皇“乃资车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以其剑”。姚贾辞行出使,通过收买各国权臣,离间四国关系等手段,“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以报秦”。秦始皇大悦,拜姚贾为上卿,封千户。
韩非闻知此事,不以为然。他认为,姚贾出身“世监门子”,是“梁之大盗、赵之逐臣”,重用这样的人,不利于激励群臣。为了破坏姚贾的谋略,而达到弱秦的目的,韩非向秦始皇进言,指责姚贾耗费三年时光,滥用国家财物珍宝,图谋个人私利,而“四国之交未必合也”。这种行为纯属“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
秦始皇立即召见姚贾,责问他:“吾闻子以寡人之财交于诸侯,有诸?"姚贾指出,自己确实使用国家资财结交诸侯,这并不意味着图谋私利,不忠于秦国。如果不结好诸侯,就无法达到预期的外交目的。如果不忠于秦国,四国之王也不会听从自己的游说。
姚贾奉劝秦始皇不要听信谗言,贬斥忠臣。他进一步指出,用人不必求全责备,不必苛求出身和名望。周文王的姜太公、齐桓公的管仲、秦穆公的百里奚、晋文公的臼犯在个人经历上都有不光彩的地方,“此四士者,皆有诟丑,大诽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与立功”。
因此,明主用人的基本原则是“不取其污,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者,虽有外诽者不听,虽有高世之名而无咫尺之功者不赏”。秦始皇认为姚贾的说法颇有道理,于是仍然委以出使各国的重任。
六、韩非,韩非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学术界普遍把他视为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他不是秦始皇的股肱之臣,甚至不能算是秦始皇的臣工。韩非入秦的本心旨在削弱秦国,保全韩国。但是,他为秦始皇奉献了一部著作,又提供了一条谋略。
这部著作为秦始皇统治臣民提供了系统的政治方略和手段,这条谋略又使秦始皇确定了正确的统一战争战略安排。从韩非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可以大体探求秦始皇的治术和秦朝统治思想的基本特点。因此,韩非对秦始皇的贡献不在李斯、尉缭之下。在一定意义上,这位精通“南面君天下之术”的大学者也可以算作秦始皇的王霸之佐。
韩非,韩国人,他是韩国王室宗亲,身为“韩之诸公子”。韩非与李斯属同门弟子。他“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其见识与文采令同学李斯自叹不如。
韩非博学多才,他师从大儒荀子,熟读儒家经典,又认真研读过《老子》《商君书》《申子》等,史称“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因此,他的学术素养深受先秦道、法、儒三大学派的影响。
在人生之旅上,韩非与李斯这对同门弟子的政治抉择大相径庭,而结局也迥然不同。李斯择主而仕,果断地放弃了昏聩的楚王,离开祖国,投奔蒸蒸日上的强秦。韩非则不然,他怀恋宗国,情系韩王,身归于日渐衰落的祖国。
李斯际遇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大展其才,创立功勋,犹如群星附丽苍穹,而韩非则遭遇昏庸无能的韩王安,结果报效无门,郁郁不得志。
韩非目睹韩国逐渐衰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他认为,韩国衰弱的根源在于政治上的一系列失误,主要是“不务修明其法制”,不能“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
韩王“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用之人大多是徒有虚名的俗儒、游士和奸邪谄谀之臣。这样一来,不仅辅臣庸庸碌碌,“所用非所养”,而且民众也多有祸乱之人,乃至“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韩非深感儒术足以误国,礼治不能强兵,于是考察历史的经验教训,探究政治的利害得失,“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韩非的著作编为《韩非子》。
韩非思想敏锐、见识深刻、文辞雄辩,所述世风切中时弊,所言治术切实可行,所论哲理切中肯繁,因此受到世人的关注而广为传抄。有人将这本书带到秦国。秦始皇阅读了韩非之书,对《孤愤》《五蠹》等篇章的主张颇为赞赏。
他钦佩作者的才智,赞叹道:“蹉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告诉秦始皇:“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始皇立即下令进攻韩国。韩王连忙与韩非商议对策,并派遣他出使秦国。
韩非一见秦始皇就对秦国的政治提出了批评,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秦国之所以国势强盛而未能一举成就霸王之名,是由于大臣的谋略不当,对策有误。
韩非对李斯、姚贾提出的先灭韩国的战略不以为然,主张秦国首先应削弱乃至灭亡赵国。他指出,这样做在政治上、外交上和军事上对秦国更有利。强悍的赵国一旦被解决,统一天下犹如水到渠成。秦始皇“悦之,未信用”。
李斯、姚贾等人十分嫉恨韩非,一来韩非提出的统一战争战略方针与他们的主张针锋相对;二是韩非鄙视姚贾,认为他不足以论社稷之计;三是如果韩非受到秦始皇重用,也会危及他们的政治地位。
于是李斯、姚贾等人千方百计地诋毁韩非,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对秦始皇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始皇深以为然,将韩非投入监狱。李斯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让他自杀。韩非想面见秦王,表白心迹,却无法办到。当秦始皇感到后悔,急忙令人赦免韩非时,他已经死去了。韩王闻讯,只得请求臣服于秦国。
从秦国统一战争的战略部署和过程看,秦始皇采纳了韩非的一些意见,而韩非对秦国政治的最大贡献是《韩非子》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