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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略谋而后定不谋则衰2（第2页）

曾国藩是一个善于从古代先哲那里吸取智慧的人，也是一个善于把所学知识与人生经验联系起来思考的人，从而从中抽取人生的信条与经验。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争，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退，要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刚柔并用。片面地依靠“刚”而忽略“柔”，或片面地依靠“柔”而忽略“刚”都将导致失败。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天下兴亡的大义面前不争何待？在人生难行的地段、在名利场中、在富贵之乡、在人际的是非面前，退让又有何不好？所以说为人处世，善用刚柔，才能长久挺立，自立自强。

以缓济急，稳中求胜

曾国藩办事不求速成，治兵也不愿速进。有时用兵须出奇，如唐太宗时期的名将李靖，率轻兵奔袭2000余里，直捣突厥颉利可汗驻地，将其一举击溃，从此北方大定。名将用奇兵速兵制胜者不胜枚举，但因稳取胜者也大有人在，诸葛亮就是显例。曾国藩办事缓，用兵缓，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1。“缓”字诀办事

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李秀成用围魏救赵之计，奇袭浙江，诱江南大营清兵来救，半路上击溃清军张玉良部，李秀成接着集中数路大军，合击江南大营，清军全军溃散，张国梁投水自尽，和春兵退常州。李秀成又紧追不舍攻占常州，和春兵败自尽。

四月，太平军攻克苏州，江苏巡抚徐有壬自尽。接着李秀成向浙江猛攻。江浙一带是清廷财富之源，丢失不得。清廷严令曾国藩率师东下，解江浙之围，接连发了几道谕令。此时曾国藩正全力围攻安庆。安庆是天京门户，一旦攻克，天京就无险可凭，为此，曾国藩不愿东下。此外，还有其他考虑。曾国藩用兵讲主客之道，不愿反主为客，被太平军牵着鼻子走，陷入被动：张国梁、和春之败，即由于此。同时，浙江巡抚王有龄与曾国藩是政敌，在饷源上争夺激烈，曾国藩也想借机除掉这个异己分子。

于是曾国藩借口拖延。清廷无奈，用厚奖诱其出兵，给他加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又发下第五道谕旨，令其驰援杭州。即使如此，曾国藩仍按兵不动，上了一个《苏常无锡失陷，遵旨通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折》，说明不能东下的理由。不久，杭州失守，王有龄被杀，朝廷也就不再催促了。

此次曾国藩以“缓”字诀处理，可谓一举数得：

第一，推延不救张国粱、和春，使清廷依赖的最后一支绿营劲旅全军溃散，两员主将身死，清廷不得不全力依赖湘军。此前朝廷迟迟不封曾国藩，就连胡林翼都升为巡抚，曾国藩仍无实职，此后不久，就授之为代理两江总督。

第二，借机除掉异己，王有龄败死后，曾国藩保奏的四省巡抚全部是湘军一系，如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李续宜，湘军牢牢控制了江南军政大权。

第三，稳住了自己阵脚，缓缓图进，避免陷于被动。倘若曾国藩急急东下，正中李秀成之计。李秀成攻打苏浙，并不仅是为夺取财富之区，还在于调动湘军东下，使其远离两湖根据地，同时在湘军长途奔袭中以逸待劳，聚而歼之，则可解安庆之围，打垮湘军主力。而安庆的太平天国守军亦可机动出击，西上攻打湖北，占据湘军老巢。如果此计成功，清朝恐怕大势将去。曾国藩不为所动，以缓济急，以静制动，终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一波未乎，一波又起。1860年英法两国以修约为借口，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年八月，攻入天津，十月中旬，攻占通州，包围了北京。咸丰帝一面仓皇出逃，一面谕令曾国藩火速派人“勤王”北援。谕令中说：“着曾国藩、袁甲三各选川、楚精勇二三千名，即令鲍超、张得胜管带……均着兼程前进，克日进京，交胜保调遣，勿得借词延宕，坐视君困之难。”这一谕旨到曾国藩手中时，北京已经被围一个多星期了。曾国藩为是否北援的问题再三考虑后，决定自己亲率一部前往，但张芾却劝道：“专为统兵大臣则可拜表入卫，兼为两江总督，则有守土之责，又值皖南败坏之际，未可弃此而他行。”曾国藩认为有理。但他实不愿派鲍超北上，受无能无德、人称“败保”的胜保指挥。后经李鸿章提醒，他再次决定以“缓”字诀应对这一难关。

九月六日，曾国藩上了《奏请带兵北上以靖夷氛折》，痛陈臣子救君护国之义，但其真意则在拖延时间。他不明示拒绝，而是分析不能去的理由，并提出新的建议。奏折中说：如果仅派鲍超人援，二三千人未必能济事，而且自其驻地至京，5000多里，到达须3个月之后，敌兵围城近在咫尺，恐怕缓不济急。因此请求允许由曾、胡二人中选一人带大队北上。如果是曾去，则应与左宗棠同行，皖南暂不进兵，只好退守江西。如是胡去，则应与李续宜同行，则皖北暂不进兵，退守湖北境内。其言恳切，但书牍往来至少一月，等曾国藩收到，北京早已被攻占，重新与英法列强和谈，以签订屈辱条约了事。事已至此，曾国藩当然不需北进，咸丰帝又一纸谕令，指示曾、胡都不必北上。这正中曾国藩下怀：如果北援，情况可能会发生较大变化。此时，太平军刚占领苏杭，兵强粮足，又全力经营安徽，如果湘军北上，此地势必空虚，太平军可乘虚而入，夺占战略要地，扩大战果。如果这样，形势发展就难说了。当时情况下，北援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曾国藩的“缓”字诀就用上了。

同时，“缓”字诀在曾国藩居官处世过程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拒绝西防，就是“缓”字诀应用的典范。

“天京事变”后，由于洪秀全任人唯亲和充满猜忌，石达开与之决裂，率20万大军脱离了根据地，由安徽出发，进人广西、贵州，然后全军攻入四川。曾国藩自1858年复出后，一直主要与石达开作战。石达开出走天京后，曾国藩派萧启江率5000军队尾随追击。咸丰九年（1859年）六月，咸丰谕令曾国藩率本部军马入川，防阻石达开，控制长江上游。曾国藩不愿入川，一则所部均为湘人，离土思归，战斗力必减；二则石达开仅为残部，即使顺利消灭，也非绝大功勋。但此时他好不容易得到重出机会，对皇帝的谕令更不能公开违抗。为此，他立即与其弟曾国荃商量。兄弟俩计议十余日，最后决定拒绝统兵西防。

六月十八日，曾国藩上奏说，眼下景德镇胜负未分，如果急急统兵西去，“是未保将危之四川，先弃甫定之江西”，又说石达开兵马号称20万，而他们所部湘军只有几万人，剿固不足，防也不够，孤军深入，恐于大局无补，此外曾国藩还罗列了一大堆理由。但没过几天，景德镇被湘军攻克，情况发生了变化。湖广总督官文此时上书朝廷，请求令曾国藩入川，统领四川大政，意即应任命曾国藩为四川总督。当时朝野这一呼声很高。曾国藩此时还仅仅是侍郎，未有实衔，出任大省总督，他觉得不错。于是调张运兰沿江西上，驻于湖口。但不过数日，湖北巡抚胡林翼给曾国藩写了封密信，说清廷似乎无意任命他为总督，还要让他分出一部分兵来防守江西。曾国藩一听，心凉了半截，决定不再西去。他给胡林翼回信说：“朝廷不作十成语，仍有从缓酌量云云，应如何复奏，敬求卓裁，为我计划。”

曾国藩在信中向胡求计。他一面令张运兰驻湖口不动，一面自己西行。八月二十三日，曾国藩到达武昌，面见胡林翼和官文商量大计，解铃还需系铃人，经过密议，官文又上书朝廷，请求留曾国藩一同保卫湖北、攻打安徽。经过这一番活动，朝廷果然同意，曾国藩也心安理得地留下了。后来朝廷派骆秉章入川，任四川总督，在大渡河围歼了石达开部。倘若曾国藩入川，功劳也不过如此。

2。将“缓”字诀传授他人

曾国藩以“缓”字诀办事，事例颇多，他还将此心诀传授给他人。1860年正月，胡林翼要给朝廷上奏折，寄前将稿本送与曾国藩，曾国藩回信说：“折片各稿读过，此次于鲍（超）之坚忍处，平平叙去，不过烘托，亦好。盖近日各统领专看折奏中出语之轻重，以权其效力之多寡。往往正在酣战之际，忽见一折叙事甚不如意，遂废然不肯向前者有之。此折若不保人，或再缓数日始发，亦好。如此雨雪，似正月尚不能开大仗者。粤捻之交，不能久固，缓战亦我之利也。”

由于担心奏折寄发后影响将领情绪，因此曾国藩主张缓一缓再寄。等时机更好时再发，情况有变，还可随机改动，而一旦发出，就覆水难收了。曾、胡、李、左诸人，一般给朝廷上奏时都互通声气，不致相互矛盾，引起猜疑。这也是湘淮集团自保的一条秘计。

这年闰三月，郭嵩焘在京为官不顺，奏请辞职归乡养病。其实他并不愿如此，但胡林翼写信劝他速归，这才决定具疏辞归。对此，曾国藩很不满意，他认为这太过于心急了，恐怕会有消极影响。他在给郭嵩焘之弟郭昆焘的信中说：“鄙意却嫌其太速，既已入直，即宜回翔一半年，再行引退，庶山左之风波大定，而一身之进退有余。今如此毅然，恐又非了局。”

因为郭嵩焘性格过于急切，仕途上一直不顺。湘军集团中，初期郭嵩焘出力甚多，却未得太任。后来郭嵩焘任驻外公使，又因急切倡导西方新政，而举朝骂之为卖国贼，有人竟主张杀之以谢天下，郭嵩焘最后因此郁郁而终，可以说，是未得“缓”字之妙处。

朱熹说：“天下之事，有急缓之势，朝廷之政，有急缓之宜。当缓而急，则繁细苛察，无以存大体，而朝廷之气，为之不舒；当急而缓，则怠惰废弛，无以赴事几，而天下之事，日人于坏。”缓急之间，不可不慎。当急处自应急，而当缓处不缓，其害处也不可估量。

蓄势待发，增强实力

一个人成败的关键在于实力，这也是生存竞争的根本。一个国家兴亡的关键时刻，在于强大的军事力量。军队素来是维护政权的有力工具，没有了军队，国家将失去依靠，任人宰割。曾国藩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湘军之后又组建了淮军。

1。湘军力量不够

早在咸丰九年（1859年），曾国藩就看出了作战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湘军兵力不足，难以抵抗太平军。其次，太平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攻击，湘军不得不奔赴各地作战，战线被拉长，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曾国藩有了筹建淮军的念头。次年，他便呈上奏折，提出编制淮勇的建议。由于种种原因，该建议被搁置。

咸丰十一年（1861年），湘军组建了淮扬水师九营，为了能够配合水师作战，曾国藩采纳了胡林翼的建议，开始招募淮勇。

其实在这之前，湘军中已有三个由淮勇组成的营了，它们分别是震字营、春字营和济字营。震字营是马从震领导的，马从震的父亲马三俊原是桐城的团练首领，在太平军起义初就被杀害。春字营是李鸿章的旧部张遇春领导的。济字营则由太平军降将李济元领导。

2。开始组建淮军

1861年年底，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指示下，开始组建淮军，以便援助在上海作战的湘军。李对庐州的风土人情比较熟悉，他知道此地的旧有团练所招募的淮勇甚为强悍，于是直接将庐州各地的旧有团练进行改编，很容易就组建了淮军。另外，李鸿章还邀请了张树声来帮助自己组建淮军，张树声在招募淮勇的过程中出了不少力。很快，李鸿章便招募了数营淮勇。

在招募淮勇的过程中，李鸿章坐镇安庆，统一部署管理。以淮勇为主的淮军到达安庆后，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淮军的营伍规定，器械使用规定，士兵待遇与粮饷分配都仿照湘军的相关规程，训练的方法也和湘军一致。

1862年春，李鸿章率淮军驻于安庆城北门外。曾国藩前来祝贺并帮其分析利弊，还从湘军中抽调了八个营的兵力，扩充到淮军中。到此时，淮军的组建初具规模，它包含13个营，共计6500名淮勇。曾国藩稍后对新组建的淮军进行了检阅，感到满意。

3。裁湘留淮求自保

虽然淮军由李鸿章一手操办、组建，但对它的控制权还在曾国藩手中。统而不带，用而不亲领，由曾国藩的属下、弟弟、亲信间接地为他排忧解难。亲兵营的两个营是曾国藩手下直属的标亲兵；开字营是从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统率的湘军中调过来的；滕嗣林、滕嗣武统带的林字二营是由曾国藩的属下薛焕在湖南招募的湘人组成；陈飞熊统带的熊字营和马先槐统带的垣字营都是曾国藩在湖南新招的湘勇。因此，淮军虽不是曾国藩亲自组建，但仍被曾国藩所用。

淮军不仅在人数上发展迅速，在武器装备上发展得同样很迅速。因为当时各地的洋务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同治三年（1864年）前后，淮军已弃用冷兵器，换上了能够远距离作战而且具有很强杀伤力的火器。

在时局动**的社会，曾国藩虽位高权重，树大招风，却能够站稳脚跟，这与他手中握有令清政府不可忽视的军权是分不开的。在封建社会里，有了军权，就意味着有了实力。但军权又不能过重，因为，军权定会让最高统治者不安，于是，曾国藩采取自保措施，裁湘留淮。曾国藩将手中的军权掌握得恰到好处，既不会因重权而被清廷视为眼中钉，也不会因权轻而被人随意宰割。

实力不足的时候要懂得借机培养，做事低调不引人注目；即使实力具备了，也首先要保证能自保。这是成万事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