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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豁达心态高瞻远瞩（第1页）

¤心态——豁达心态高瞻远瞩

曾国藩最爱读《资治通鉴》，他十分钦佩唐代宰相，认为他们有胸襟，所以国家气运旺盛。他认为宰相必须见识远略，有大胸襟、大气度，具体到处理事务，要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

大度与刚毅相结合

有俗话说：“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是人的胸怀和气度。人的职位越高，气度应该越大，二者是正比关系。曾国藩在处世中把大度与戒怒、宽容与倔强糅合得如此贴切，而又把强毅与刚愎区分得如此明晰，真可谓处世之楷模。

曾国藩最爱读《资治通鉴》，他十分钦佩唐代宰相，认为都有胸襟，所以国家气运旺盛。他总结了开国宰相与中兴宰相的不同，认为前者必须见识远略，有大胸襟、大气度。中兴宰相则侧重于具体事务，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

1。刚毅倔强

曾国藩的刚毅与倔强，在他兵困祁门时有充分的表现。1860年，曾国藩驻扎在祁门。当时安徽南北十室九空，从金陵到徽州八百余里，遍地都是太平军，没有哪一天没有战斗。徽州刚失陷时，休、祁一带大为震惊。

有的人劝曾国藩将军营移到别的地方，他却斩钉截铁地说：“我初次进兵，遇到危险就退却，以后的事情怎么说呢？我离开这里一步，就没有死的地方了。”敌军到后，四面围攻。他亲笔写下遗嘱，营帐上悬挂佩刀，从容布置迎敌，没有改变平常的态度。接过，他们死守了20来天后，征召鲍超一起大战一场，将敌军驱赶到岭外。

他的幕僚曾总结说：以10余年来共同诛杀未果的狂妄“敌军”，曾国藩领军4年，就依次予以**平，都是因为祁门刚开始时的倔强和不胆怯，才能够使敌军胆寒而振作士气。

当他的弟弟也面临着他那样最需要倔强的时候，他及时地给弟弟送去了勇气，他说：

“难禁风浪”四字条幅已完好归还，我很高兴。古来豪杰皆以这四个字为大禁戒。我们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无刚四字当作大的羞耻。

因此，男儿立身行事，必须有倔强的大丈夫气概，仅几万人被困于城下，士气最容易消沉，弟能鼓舞起数万人的刚气而长久不使它消沉下去，这正是你比别人高明之处，更应当在这些地方下些功夫。

曾国藩还以“倔强”勉励他的好友冯树堂等，在他得知冯树堂因参加考试被大雨困于场屋之事后，写诗道：

却笑群儿薄心胆，瑟缩啾唧良足哀。丈夫守身要倔强，虽有艰厄无愁猜。我今高卧舒两膝，深檐大栋何恢恢！白日鼾声答雷雨，残滴初歇清梦回。甘眠美食岂非庆，又闻逸乐生祸胎。数君健强齿尚未，正可磨炼筋与骨。

曾国藩说：“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但强毅与刚愎不同。”古人说：“自胜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好，皆自胜之意。”如不习惯早起，而强制天未亮即起；不习惯庄重尊敬，而强制参与祭祀仪式；不习惯劳苦，而强制与士兵同甘共苦，勤劳不倦，这就是强。不习惯有恒，而强制自己坚定地持之以恒，这就是毅。不这样做却以气势胜人，是刚愎。二者表面相似，其实有天壤之别，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2。包容大度

曾国藩还特别注意到：古往今来的大失败者包括那些英雄们，也都败在不能“降龙伏虎”上，即不能自我控制，没有气度。

曾国藩在处世中把大度与戒怒、宽容与倔强糅合得如此贴切，而又把强毅与刚愎区分得如此明晰，真可谓处世之楷模。

曾国藩还把度量的大小列为区分君子小人的又一重要标尺。他说：“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屐；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他以此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

不顾是非的掣肘，是常见并最易引起相互报复而结仇的现象。曾氏在面对这类情况时，正是秉着宏其度、反求诸己的精神去处理的。

1862年，他同江西巡抚沈葆桢因厘金分配问题发生争执，沈要扣下应解湘军的厘金自用。除了双方上报朝廷裁定外，曾氏这样解剖自己：“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己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当时，曾国藩正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身份统辖包括江西在内的四省军务，巡抚也归其“节制”之列。此事虽最后由朝廷裁决，但其严于责己的精神无疑是可贵的。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才能更易于与人精诚合作，共成天下大事。

中国古代历来推崇那些胸怀宽广、大度容物的品格，尤其对那些位高权重者，在这方面更是期许很高，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即言此情。

曾国藩在讲求“广其识”、“宏其度”的同时，又不忽略倔强与骨气的成功人格素质的作用，则是一种深层次的修养。同时，曾国藩在处世中把大度与戒怒、宽容与倔强糅合得如此贴切，而又把强毅与刚愎区分得如此明晰，确是值得世人借鉴。

一个“淡”字值千金

曾国藩经受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当然不能免俗于名心太切，欲见太重，然而作为一个勤于自省的人，他认识到这两者的危害并决心克服它们。

1。欲重与自省的矛盾

曾国藩在理念和行动上有时也自相矛盾。比如他赞赏“缺欠美”，认为月亮半圆时是最好的境界。对于成功，他也认为人只能成就一二件事，不可能诸事都如己愿。但事实上，曾国藩又是一个追求完善的人。当他剿捻失败后，说自己应该在攻取天京后激流勇退，不应在完美的仕宦生涯中再有“画蛇添足之笔”。又因为他取得了成功，他不愿再看到失败。

同治十年（1871）三月的一篇日记写道：

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欲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愧（惭愧）馁（气馁）。欲见重，故于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之有无强弱贤否，不胜其萦绕，用是忧惭，局促如茧自缚。

这是曾国藩临死前一年写下的文字，实际上是他对自己一生经验的总结。名心切，这对一个中国文人差不多是一件无法摆脱的事情，从小他们就受到这样的教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2。一个“淡”字去二病

名心切不是好事，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也是一种耻辱。那么，怎样消除这两种弊病呢？曾国藩在同一篇日记中继续写道：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只）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遂，子孙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也许）此心稍得自在。

曾国藩不仅找到了自己的病根，而且也找到了治疗的方法。一个“淡”字可谓一字千金，淡然无累，淡然无为，深得庄子真意。庄子说“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在《刻意》中他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做全其德而神不亏。”这样心情神宁，莫然无魂，才能“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