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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清政府于鸦片走私的对策（第2页）

1834年11月3日，两广总督卢坤在奏折中称：鸦片走私入口，“势成积重，骤难挽回”，欲图禁绝，难度极大。进而他借“周谘博采”他人意见的名义，提出自己的弛禁主张：“有谓应行照昔年旧章，准其贩运入闽，加征税银，以货易货，使夷人不能以无税之私货售卖纹银者。有谓应弛内地栽种莺粟之禁，使吸烟者买食土膏，夷人不能专利，纹银仍在内地转运，不致出洋者。其说均不无所见，然与禁令有违，窒碍难行。更有谓内地所得不偿所失，不若从此闭关，停止外夷贸易。不知夷人在粤贸易已阅二百余年，且亦不止英吉利一国，万无闭关之理。况奸犯到处皆有，勾串外夷为鬼为蜮，纵使闭关，亦未必即能净尽，更无此办法。”卢坤所提的办法，主要有两点：一是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纳税进口；二是允许国内种植鸦片，用以抵制进口鸦片，使外人不得专利。至于其所称有人提议的闭关停止对外贸易，他倒是明确表示反对的。他所提出的这两点办法，已然可以见到其后以许乃济等为代表的弛禁派于1836年正式提出的弛禁主张的核心内容了。

许乃济（1777-1839），字叔舟，号青士，浙江仁和（今杭州）人。1809年中进士，曾任御史，19世纪30年代初在广东任按察使。当时他在广东与其同年何太青等人即开始私议鸦片弛禁问题，对何氏提出的“纹银易烟出者不可数计。必先罢例禁，听民间得自种罂粟。内产既盛，食者转利值廉，销流自广。夷至者无所得利，招亦不来，来则竟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买罪名。不出二十年，将不禁自绝。实中国利病枢机”的主张深表认同，乃又与吴兰修等人商讨著成《弭害论》，提出“嗣后请饬外夷照旧纳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内地种者勿论”的主张。1836年6月10日，时任太常寺少卿的许乃济上了《奏为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和《奏请弛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片》，系统地提出了鸦片弛禁主张。其主要论点有：

首先，烟禁愈严，食者愈众，流弊愈大。许乃济在折中称：“嘉庆初年，食鸦片者罪止枷杖，今递加至徒、流、绞监候各重典，而食者愈众，几遍天下。乾隆以前，鸦片入关纳税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等货。今以功令森严，不敢公然易货，皆用银私售。嘉庆年间，每岁约来数百箱，近竟多至二万余箱。……每岁售银一千数百万元，每元以库平七钱计算，岁耗银总在一千万两以上。夷商向携洋银至中国购货，沿海各省民用，颇资其利。近则夷商有私售鸦片价值，无庸挟资，由是洋银有出而无入矣。”巨额的白银外流，造成银贵钱贱，以前纹银每两换制钱千文上下，近年则换一千二三百文，银价有增无减，“以中原易尽之藏，填海外无穷之壑，日增月益，贻害将不忍言”。对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鸦片屡禁不绝是由于“有司查禁不力”的说法，许乃济明确表示异议：“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借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道光元年以来，“查办非不认真，而此风终未能戢。盖凡民之畏法不如其骛利，鬼蜮伎俩，法令实有时而穷。更有内河匪徒冒充官差，以搜查鸦片为名，乘机抢劫。臣前在广东署臬司任内，报案纷纷。至栽赃讹诈之案，尤所在多有。良民受累者，不可胜计。此等流弊皆起自严禁以后。”

其次，闭关绝市，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许乃济称：“或欲绝夷人互市，为拔本塞源之说。在天朝原不惜捐此百余万两之税饷。然西洋诸国通市舶者千有余年，贩鸦片者，止英吉利耳，不能因绝英吉利，并诸国而概绝之。濒海数十万众恃通商为生计者又将何以置之？且夷舶在大洋外，随地可以择岛为廛，内洋商船得而至，又乌从而绝之？比岁夷舶周历闽、浙、江南、山东、天津、奉天各海口，其意即在销售鸦片。虽经各地方官当时驱逐，然闻私售之数，亦已不少。是虽绝粤海互市，而不能止私货之不来。”

第三，禁烟之举，实无意义。许乃济认为：“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游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亦有年逾耆艾而食此者，不尽促人寿命。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而岁竭中国之脂膏，则不可不大为之防，早为之计。”对于有人提出的鸦片弛禁与政体有碍的质疑，许乃济则认为：“觞酒衽席皆可以戕生，附子、乌头非无毒性，从古未有一一禁之者。且弛禁仅属愚贱无职事之流，若官员、士子、兵丁仍不在此数，似无伤于政体。”

第四，仍用旧例，实行鸦片弛禁政策。许乃济认为：“今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计惟仍用旧例，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夷人纳税之费轻于行贿，在彼亦必乐从。洋银应照纹银一体禁其出洋，有犯被获者，鸦片销毁，银两充赏。至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职从公，或储材备用，不得任令沾染恶习，致蹈废时失业之愆。惟用法过严，转致互相容隐。如有官员、士子、兵丁私食者，应请立予斥革，免其罪名，宽之正所以严之也。该管上司及保结统辖官有知而故纵者，仍分别查议。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在许乃济所主张的弛禁政策中，另一办法即是，准许内地栽种罂粟。他在所上《奏请弛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片》中提出：“闽、广、浙东、云南，向有栽种罂粟制造鸦片者，迭经科道各官奏请严禁，内地遂无人敢种者，夷人益得居奇，而利薮全归外洋矣。……今若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则烟性平淡，既无大害，且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应请敕查各省旧种罂粟处，如果于早晚两稻均无妨碍，亦准听民之便。庶外洋无奇可居，而夷舶之私售鸦片者，久之可以渐绝。”按照他的设想，鸦片贸易合法化后，实行以货易货，“每年可省中原千余万金之偷漏”，而弛内地民人种植罂粟之禁，“无碍于地力，而大有益于农夫”。他甚而警告说：“倘复瞻顾迟回，徒徇虚体，窃恐鸦片终难禁绝，必待日久民穷财匮而始转计，则已悔不可追。”

一、以货易货，应计全数抵算，不准影射。

二、水师巡船及各关口员役，宜责令专在隘口稽查，不准出洋借词滋扰。

三、洋银应照旧章，仍准带回三成，并先确查来银数目，以杜欺隐。

四、鸦片应与别项洋货一例交易，不必设局专办。

五、额税宜遵旧制，不必加增，并严禁需索陋规。

六、价值不必预定。

七、内地各省海船运销鸦片，应由粤海关印给执照。

八、民间栽种罂粟，似可稍宽厉禁。

九、官员、士子、兵丁，宜严行饬禁，不准吸食。

综观许乃济所提弛禁办法，亦无外乎鸦片贸易合法化与允许内地民众自由种植罂粟、制造鸦片，与两年之前两广总督卢坤奏中所提办法，如出一辙。邓廷桢等人所拟九条章程，也只是许乃济弛禁主张的进一步具体化。许乃济的折、片，广征博引，言之凿凿，主要着眼于以弛禁之策防止巨额白银外流，解决清政府财政危机。但其所提之策，似是而非，本末倒置。他对西方殖民者不顾人类道义贩卖毒品的丑恶行径与清政府各级官吏通同舞弊、受贿徇隐的腐败丑态视若无睹，却反过来指责有清一代严禁鸦片毒品贸易政策的正义性，并认为吸食者为无足轻重，任由其死活，更是无视民族利益、国民健康，其于国于民，皆意在妥协苟且，自相矛盾，决非善策。而且，许乃济所主张的鸦片弛禁，即是鸦片贸易合法化，实质上正是解禁、开禁，此正与国内鸦片贩子的愿望与利益完全相符合，站在了出卖民族利益的立场之上，因此得到了他们的一片喝彩之声。

许乃济弛禁鸦片的主张提出后，以其明显违背清廷旧制，且并不如许乃济本人所认为的那样与“政体”无关，因而无人公开站出来附和，“举朝无继言者”。反而有人站出来，对许乃济的主张进行了严厉的驳斥。

在邓廷桢等人复议的奏折递到北京之前，9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兵科给事中许球分别上奏，反对鸦片弛禁主张。朱嶟在其《申严例禁以彰国法而除民害折》中明确指出：有害必除，绝不能因噎而废食。对于许乃济的观点，朱嶟逐一加以驳斥。他指出：准令鸦片纳税入关以货易货，并不能阻止白银外流，因为交易中难免出现货物不平衡，势必以银补偿。而且，既然可以禁银出洋，何以不能禁烟入口？设若鸦片禁绝，银漏之患便会戛然而止，两患并除，岂不更好；弛内地种植罂粟，则更荒唐，滇省一直在私种罂粟，鸦片出产亦不下数千箱，可是银漏并未因之而减。今吸食者众，且皆以洋烟为美。同时因罂粟利大，种植弛禁后势必侵占上等良田，影响生产。对于许乃济提出的不准官员士子吸食、只准民间吸食的办法，朱嶟认为更是掩耳盗铃，因为民占人口十分之九，官员只占十分之一，吸食鸦片之恶习，本即由官府僚属中传开，现在不吸烟的大多数是百姓。这种政策只会使“食者纵之得食，而未食者导之使食”。他还严正指出：鸦片流毒，妨财害小，残民害大。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民贫尚可变，民弱则无可救药。而兵勇若沾染吸食恶习，危害更重，烟瘾来时，手足瘫软，涕泪交流，如此兵丁，进不能战，退不能守，国家疆防顿失依赖。许球则在其《请禁鸦片疏》中义正词严地指出：“弛鸦片之禁，既不禁其售卖，又岂能禁人之吸食？若只禁官与兵，而官与兵皆从士民中出，又何以预为之地？况明知为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税课，堂堂天朝，无此政体！”

11月12日，江南道监察御史袁玉麟又上《奏陈鸦片弛禁将有妨国计民生折》，从是非、利害两个方面，批评弛禁主张。他首先提出弛禁之议，“戾于是非者有三”：弛禁者乃欲变易旧章，是违祖制而背谕旨；朝廷政令，最宜画一，今只禁官弁士兵，不禁小民，半禁半弛，“是坏政体而伤治化也”；国家经费有常，“钱粮、关税、盐课数大端，综理得宜，帑藏自裕，若必借鸦片抽税，是见小利而伤大体”。接着，他又列举弛禁之议，“暗于利害者有六”：（1）白银外流危害极大，要认真查办。不认真则鸦片弛禁，纹银出洋之禁亦自弛，并非鸦片弛禁后查办白银外流就变得容易了，而严禁鸦片就会使查办白银外流变得艰难了。鸦片开禁，正是自撤藩篱而饲虎狼。（2）弛内地民人种植罂粟，不可能不荒废农田，膏腴之区，尽化为鸦片之壤，“是夺农功而耗本计”。（3）若公然明弛禁令，则已食者习为故常，其未食者争相仿，靡靡昏昏，何所底极，“是绝民命而关国脉”。（4）禁兵而不禁民，将现充之兵，既多违禁私吸之患，继充之兵，又系开禁久吸之民。借毒物以疲内地，正是外人惯施的伎俩，现在若弛禁鸦片，正中了外夷奸计，是“虚捍卫而启窥伺”。（5）洋行奸商，勾串夷匪，作奸犯科，无所不至其极。现在反而任其自由兴贩鸦片，则他们今后更是无所顾忌，是“济奸民而通洋匪”。（6）天下之患莫大于一发不可收拾，鸦片一旦开禁，则其祸会更加惨烈。然后悔弛禁之非，再起视天下时，已成一积重难返之势。不禁则横流靡极，再禁则滋蔓难图，“狃目前而贻后患”，是最令人担心的。

朱嶟、许球、袁玉麟三人的奏章，从祖制、政体、法制、农本、财政、国防等方面入手，对许乃济等所主张的鸦片贸易合法化、放任民人自由吸食和准许内地种植罂粟的弛禁主张，进行了全面的驳斥。特别是袁玉麟的上奏，更形系统，他先从祖制谕旨、政令画一、国家财政三方面明辨弛禁之非，再从财政、农本、民生、国防、夷祸、后患等六个方面的利害关系，论证弛禁主张的不可取。可以说，他们的批评，对遏制弛禁主张的流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对许乃济的奏折不置可否的态度不同，道光帝在看罢朱嶟、许球二人的奏疏后，未等邓廷桢等两广督抚复议许乃济弛禁主张的奏折到京，即于八月初九日再对邓廷桢等发出谕旨，要求他们将朱、许二人奏折内所述之情形，“如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丁”等严密查拿，“悉心妥议，力塞弊源”，表现出了坚持严禁政策的决心。朝中大臣的群起反击和道光帝坚持严禁态度的明朗，给弛禁鸦片的主张迎头一击，一股刚刚兴起的弛禁论调很快即敛形遁迹。一开始明确表示赞同许乃济弛禁主张的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奉到道光帝谕旨后，态度也开始明显变化。12月27日，邓廷桢上奏称：“朱嶟所陈议论，极为正大。其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数语，尤具深心……许球之论，则有病有药，颇见留心，然治内之法，似可施行；治外之法，尚须斟酌。”他并表示：“果能循旧辙而立收功效，又孰肯冒不韪而亟议更张。”

四　严禁派的主张

许乃济等人的弛禁主张遭到驳斥而销声匿迹，道光帝严禁鸦片的态度也逐渐坚定。1837年（道光十七年），道光帝多次颁发谕旨，通令两广、闽浙等沿海各省督抚，切实查拿纹银偷漏，严堵鸦片走私输入。7月14日，道光帝谕令邓廷桢勒令英国鸦片趸船，“尽行归国，无许托故逗留”，并要求邓廷桢“确查窑口巢穴所在，悉数按治，毋稍姑息，以塞弊源，而挽颓风”。8月15日，道光帝再谕邓廷桢称：“湖南衡、永、郴、桂等处，与粤东壤地紧接，鸦片烟最易偷越入境……鸦片烟流毒最甚，全在地方文武，随时严密查拿，庶不至蔓延各省。”他要求邓廷桢等“严饬出粤入楚所在地方文武弁员，一体实力截拿，有犯即惩，毋稍疏纵”。3日之后，道光帝再次谕令邓廷桢等严密缉查广东省境内鸦片走私与纹银偷漏出洋。8月28日，道光帝复谕邓廷桢传谕澳门地方各国大班，查禁来商越界贩卖鸦片。同日，道光帝以查禁闽省鸦片烟船事，谕令福建水师提督陈化成：“烟船游奕（弋）往来，必应认真巡缉，有犯必惩。水师提督陈化成统辖全洋，其驻扎地方亦与该匪出没之处相近，随时侦缉，整顿甚易。著责成陈化成亲率镇将，随时巡查，一经拿获，立即严办。其粤省连界处所，倘奸匪借端越界贩私，务即从严杜绝，毋许勾结滋事。“10月22日，道光帝又谕邓廷桢查明英趸船是否已遵谕全部回国，“至各项走私船只，尤须设法严拿，期于根株尽绝”。同时他告诫邓廷桢等，不得将就了事，“亦不得因偶有获案，遂谓驱逐已尽，仍贻弊窦”。同一日，道光帝又通令闽、粤等沿海诸省督抚，一体防堵查拿鸦片烟船。1838年1月2、3两日，道光帝两发谕旨，著盛京将军宝兴等人严饬所属在山海关等海口关津查拿鸦片走私人犯，“其附近海口地面，如查有窝顿兴贩各犯，务即按名拿究，以塞其源。至各处民人出入关隘，著一并严密搜查，倘敢夹带烟土，偷渡关津，即行拿获到案，究明买自何人，彻底根究，毋稍疏纵。”同时他警告盛京将军、奉天府尹等人：“倘稽察不力，日后致有私贩鸦片烟土入境，别经发觉，朕惟宝兴等三人是问！”

从上面所引的这些上谕来看，道光帝的严禁态度日益坚决，其所关注的禁烟区域，也由南而北，自广东及奉天，从海上到内陆。在皇帝的三令五申、严厉督促之下，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也不敢稍有懈怠。是年，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饬提标参将余清，在海丰县查获郭康、郭亚平等烟贩26人，获烟土170斤，并经严讯，各犯招供私贩鸦片事实。两广总督邓廷桢将拿获烟贩情形及审讯、拟刑原则，具折上奏，道光帝阅后甚为高兴。

早在1831年6月24日，兵科给事中刘光三即曾奏请酌加食鸦片罪名，惩治内地嗜食鸦片人等。刘光三的主张，开严禁派之先声。1838年5月15日，吏科给事中陶士霖上奏，称查禁鸦片，非以重刑，不能挽此积习。他主张：“相应请旨敕下刑部，将囤贩、吸食鸦片各条例，从重议加罪名。并于加罪之后，行知各省，以奉到部文之日为始，严切晓谕，约限半年，其限内犯者，照旧示惩，限外犯者，即以新定重律办理。如此则惩一儆百，民各凛然，食者日稀，销售之地，势必不旺，纹银出洋之患，借此渐除，既可以救民，兼可以裕国。再巡洋守卡各官役，如有隐纵等情，亦请于现行之例，加等议罪。”道光帝阅后，朱批“刑部妥议具奏”。紧接着，6月2日，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了著名的《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全面提出了严禁派关于禁绝鸦片的主张。

黄爵滋（1793-1853），号树斋，江西宜黄人。1823年（道光三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1826年散馆授编修。1833年充会试同考官，同年转福建道监察御史。1835年擢鸿胪寺卿。早在1833年，黄爵滋即曾上奏《纹银洋银应并禁出洋疏》，提出：“鸦片烟等犯禁之物，其藐法潜买者，皆以银则便，不以银则不便。在奸商黠吏，只图贪利营私，觊法律之稍轻，即诡谋之百出……应请饬下刑部，再行酌拟，比照从重科罪，使奸徒不敢轻蹈法网。"1835年，他又上《敬陈六事疏》，指出：“鸦片烟之银，漏出外洋者，不下二三千万，以无用有害之物，毒中国之人，而又竭中国之财，夷计之狡，莫甚于此。而屡禁不绝者，则皆汉奸为之也……欲截其流，但塞其源。应请皇上饬谕两广总督，责成水师提督，严查大屿山之屯船及转运之快蟹，交易之窑口，悉籍其党，立置重典。”

黄爵滋此次所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较其三年之前的禁绝鸦片主张更进一步，且其重点直接放在惩治鸦片吸食者身上，提出了重治吸食的主张。他在上奏中首先分析了烟毒泛滥、白银外流、财政崩溃的严重情况，进而指出历年所取严查海口、禁止通商，及查拿兴贩开馆、开种罂粟之禁等，皆无以堵塞漏卮。在黄爵滋看来，“鸦片之害，其终不能禁乎？臣谓非不能禁，实未知其所以禁也。夫耗银之多，由于吸[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这里，他直接触及问题的关键，即鸦片之泛滥，根源在于民间嗜烟恶习风行，欲禁绝鸦片之来，首在禁止吸食。因此，他主张对鸦片吸食者，科以严刑重典：“臣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虽至大之瘾，未有不能绝。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至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徒，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急，更苦于瘾之苟延。”他还建议：“请饬谕各省督抚，严切晓谕，广传戒烟药方，毋得逾限吸食。并一面严饬各府州县，清查保甲，预先晓谕居民，定于一年后，取具五家邻右互结。仍有犯者，准令举发，给与优奖。倘有容隐，一经查出，本犯照新例处死外，互结之人，照例治罪。至如通都大邑，五方杂处，往来客商，去留无定，邻右难于查察，责成铺店，如有容留食烟之人，照窝藏匪类治罪。现任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限吸食者，是以奉法之人甘为犯法之事，应照常人加等。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孙不准考试。地方官于定例一年后，如有实心任事，拿获多起者，照获盗例，请恩议叙，以示鼓励。其地方官署内官亲幕友家丁，仍有吸食被获者，除本犯治罪外，该本管官严加议处。各省满汉营兵，每伍取结，照地方保甲办理。其管辖失察之人，照地方官衙门办理。庶几军民一体，上下肃清，无论穷乡僻壤，务必布告详明，使天下晓然于皇上爱惜民财保全民命之至意。向之吸食鸦片者，自当畏刑感德，革面洗心。如是则漏卮可塞，银价不至再昂，然后讲求理财之方，诚天下万世臣民之福也。”

大学士、军机大臣、宗人府、刑部等奉旨会议严禁鸦片章程，至1839年6月12日，拟出《严禁鸦片烟条例》凡39条，由大学士敬敏等具奏颁行。该条例全面、详细地规定了贩卖、走私与吸食、种植鸦片的罪名与惩罚。无论官吏与平民，不分兴贩与吸食，一律按罪行轻重，本着立法从严的精神，明定罪名。如开设窑口首犯，审明后斩立决；海口员弁兵丁受贿故纵，无论得赃多少，概行绞立决；官役人等拿获兴贩、吸食鸦片之犯得财卖放，与本犯一体治罪；开设鸦片烟馆，首犯绞立决；栽种罂粟与兴贩鸦片烟，首犯均拟绞监候；吸食鸦片人犯，一年六个月限满后不知悔改，无论宗室觉罗、官员军民人等，一概拟绞监候；等等。这些规定既采纳了黄爵滋、林则徐等人的严法峻刑以禁鸦片的主张，也广泛吸收了各省将军、督抚的合理建议。在量刑轻重上，对于“鸦片罪名，廷议从轻，特荷圣裁改重”，这也与道光帝对鸦片深恶痛绝、决意根株净尽的一贯态度相一致。

至此，清政府内部，在对鸦片泛滥危害的认识上和对禁烟的态度上基本取得一致，在立法上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从而确立了严厉禁绝鸦片的基本国策。同时，在朝廷的态度明确而坚决、道光帝连番谕令下，各省督抚也都相机而动，从而自1838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禁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