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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央层面的治理（第1页）

第五章　中央层面的治理

行政泛指各种管理，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在我们所考察的治理中，因为行政对国家事务具有直接的效力，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处在核心的地位。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初建的各个小王国中，部落社会的部落大会和亲兵队被保留下来，而全体战士都出席的部落大会则逐渐不再召开，议事会转化为贤人会议（wite）；贤人会议最初由国王、贵族和祭司出席，信奉基督教后，教士取代祭司。贤人会议和亲兵（即塞恩，thegn）在诸国的行政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和英格兰的初步统一，英格兰的行政治理逐渐形成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内府（household）是国王进行直接统治的重要部门。

进入国家阶段后，诸小国的国王在进行国家治理时，自然会利用他们身边的亲兵，形成以国王为中心的内府。德伊勒（Deira）国王奥斯温（Oswine，642-651年在位）曾同他的亲兵们一起打猎，比德即称其亲兵为“朝官”。诺森伯里亚国王奥斯瓦尔德（Oswald，634-642年在位）统治时，其内府官员已有职责分工，有一次在复活节，国王和艾丹（Aidan）主教坐在一起准备吃饭，“忽然他的一位分管救济穷人的官员走了进来，告诉国王说，来自各地的许多穷人坐在公共道路上，希望国王施舍”。奥斯瓦尔德立即下令把他面前的食物送给穷人，把盛食物的银盘也敲成碎片分给这些穷人。由此可见，内府中最早的官员应是护卫国王的亲兵，他们进入内府后已有具体的职责分工。

阿尔弗雷德大帝（877-899年在位）统治时期，随着抗击维京人入侵的初步胜利，加上威塞克斯（Wessex）统治区域的扩大，其政府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阿尔弗雷德国王的内府由管事、内廷陪侍人员、司马官、司膳官（饮食供应官）、御衣官（衣柜保管者）等组成，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通过各种方式来补充他的内府，特别是那些有文化的教会人士。他在威塞克斯之外召唤了伍斯特主教沃费斯（Werferth），坎特伯雷大主教普莱格蒙德（Pledmund），司铎兼特遣神父埃塞尔斯坦（Ethelstan）和沃伍尔夫（Werwulf）；他派信使到高卢去，请兰斯（Reims）大主教帮助他寻找有学问的人，并从高卢召来司铎僧侣约翰（John）。约翰和沃伍尔夫的名字，就出现在阿尔弗雷德赐郡长埃塞赫尔姆（Ethelhelm）在北纽纳顿（on）的10海德（hide）土地的特许状（charter）见证人名单中。特许状见证人的名单上有国王、主教、郡长和王子等要人，都是内府主要成员；约翰和沃伍尔夫出现在见证人名单中，说明这些教会人士参与了内府的工作。此外，当阿瑟（Asser）第一次在萨塞克斯（Sussex）一个叫迪恩（Dean）的王室庄园见到阿尔弗雷德国王时，国王急望他成为内府一员；正是通过阿瑟的《阿尔弗雷德王传》，我们才对阿尔弗雷德国王有了更多的了解。来自不同地区的、有文化的教士对内府的补充，有助于开阔政治视野，提高行政效率。

阿尔弗雷德国王注重王国政府管理。中世纪早期，王国政府的职责几乎包罗万象：组织狩猎，指导金匠、工匠、养鹰人、驯鹰人和养狗人，设计珠宝式样，号令追随者，从事慈善事业，向国人及外邦访问者发放救济金等，这些活动都与国王本人密切相关，“所有这些事情他亲自运用他最大的能力去做”。但是由于抗击维京人的迫切需要，加上威塞克斯控制地区的扩大，单靠国王和内府就远不能满足行政的需要，因此，他对中央政府进行改革，“现在，王室内府按三班轮流的方式被系统地管理：国王的随从被合理地分成三组”。第一组亲兵在王室宫廷生活一个月，日夜履行它的职责；当这个月结束时，第二组亲兵已经到达，第一组则回家两个月，照料自己的私人事务。第二组亲兵在宫廷生活一个月后，第三组亲兵又到达了，一旦第三组亲兵的服役结束，第一组又返回。正是通过这种三班轮换的方式，阿尔弗雷德国王得到一个初具规模、全年运作的政府，提高了政府的行政能力。

针对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不存在首都的批评，洛因（Loyn）指出在11世纪，温切斯特（Wier）和伦敦（London）是理想的中心，那里有宫殿、国库和官员的宅第，这些对国家管理来说是重要的。但洛因也强调，“政府主要的、积极的主流仍是国王，是他的内府和完全家庭意义上的宫廷”。洛因认为，可能有一个时期，国王、他的内府和随从，需要从一个庄园移动到另一个庄园，消耗呈交给他们的贡品，但是这种情况到11世纪已完全消失了。戴尔（Dyer）也认为，“维京时代以前的经济不多产也不先进，大地产用于蒐集食物，供国王、贵族和主教的流动内府消耗，或者送到修道院”。在英格兰的部分地区，如威尔特郡（Wiltshire），有许多给国王提供短期食品的王室庄园，它们的贡赋不以实物、而是以货币形式计算。诺曼征服前，“忏悔者”爱德华（Edwardthefessor，1042-1066年在位）拥有奇彭纳姆（ham）庄园，这是一个有100个犁队的大地产，但它不交税，也不按海德估算，它要供应国王及其随从一天一夜的饮食，它呈交的贡赋“总计110镑”。

贤人会议将一群活跃的地方统治者聚集在一起，“为了常规的管理，国王依赖于他的内府”。凯恩斯（SimonKeynes）在《“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的文书：978-1016年》一书中，对“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EthelredtheUnready，978-1016年在位）统治时期的特许状进行了研究，书后附有8个表格，对王子、大主教和主教、修道院院长、郡长及亲兵在特许状中的签名进行了统计；洛因分析后认为：“在特许状的见证人名单中，王国要人之间长期存在证据确凿的等级排序。”

埃塞尔雷德有8个儿子，从993年到1015年，长子埃塞尔斯坦在特许状中总是第一个署名，直到1013年去世。第二个署名的是次子埃格伯特（Ecgbert），直到1005年，他的地位被第三子“刚勇者”埃德蒙（EdmundIronside，1016年在位）所取代，埃德蒙最后继承了父亲埃塞尔雷德的王位。“其余的儿子，几乎没有例外，无论何时他们出现在见证人名单上，都按资历的恰当顺序署名。”

郡长的签名也有一定顺序，从979年到983年，是麦西亚（Mercia）郡长埃尔夫希尔（Elfhere）在见证人名单中高居首位；从983年到990年，是东盎格利亚（EastAnglia）郡长埃塞尔温（Ethelwine）；从993年到998年，是西部郡的郡长埃塞尔沃尔德（Ethelwold）；从999年到1009年，是汉普郡（Hampshire）郡长埃尔弗里克（Elfric）；从1012年到1016年，是麦西亚郡长埃德里克（Eadric）。

大主教的署名中，坎特伯雷大主教绝大多数情况下排在第一位，约克（York）大主教排在第二位，只有到1012年，丹麦人索凯尔（Thurkil）的军队杀害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埃尔夫赫亚（Elfheah）后，约克大主教伍尔夫斯坦（Wulfstan）才在大主教的署名中排列第一位。主教和修道院长按照类似的资历顺序。尽管由于人数众多，变化更复杂些。亲兵也有一个先后顺序，从993年到1005年，埃塞尔默（Ethelm?r）和奥杜夫（Ordulf）总是在亲兵的署名中名列第一和第二。相对固定的署名顺序表明，这些排位靠前的人在内府中承担更持久和更重要的工作。可见，国王的内府不是一盘散沙，而是在核心人物的领导下积极有效地工作的。

955年，埃德雷德（Eadred，946-955年在位）国王去世，他留下的遗嘱有助于了解国王内府的组成。国王给坎特伯雷大主教200曼库斯（mancus）的黄金，每一个教区主教120曼库斯的黄金，每一个郡长120曼库斯的黄金，“每一个被任命的总管、每一个被任命的衣柜保管者、每一个被任命的司膳总管各80曼库斯的黄金”。给每一个照管国王遗体的弥撒司铎50曼库斯的黄金和值5镑的便士，给每一个其他的司铎5镑。给每一个被任命的管事30曼库斯的黄金；给自国王即位以来每一个按司铎等级使用的人，30曼库斯的黄金；给王室内府中每一个国王使用的任何官员，30曼库斯的黄金，除非此人与王室住处很少联系。埃德雷德国王的遗嘱表明，大主教、主教、郡长是内府中的大人物，他们是国王的主要谋臣，国王对他们特别照顾。在特许状中出现的一般意义上的亲兵，被这份遗嘱细化了，他们被委托以不同的官职，其中最主要的是与宫廷管理有关的亲兵，即统领宫廷事务的总管，掌管王室内府服装的衣柜保管者，和负责王室内府饮食供应的司膳总管。这些内府官员职责明确，是内府事务的具体管理者，内府工作能力的大小和工作效率的高低与他们有直接关系。除了负责具体事务的世俗官员，内府中还有负责专项事务的教会人士，国王在遗嘱中也考虑到了他们。当然，内府中还有级别更低的教俗人士，他们进入内府，有的是通过任命的方式，有的虽然不是任命，但仍按一定的级别和方式被国王使用，这些人应当是王室内府中每项具体事务的执行者。从埃德雷德国王对级别较低的内府成员的任命和使用来看，内府似乎是不断扩大的，这就导致内府人员和非内府人员之间的界线模糊。界线模糊并不是没有界线，埃德雷德国王在遗嘱中将那些与王室住处很少联系的人排除在外，这也表明王室内府是一群经常聚集在一起的人，尽管它有宽泛的外延，但仍然有一定的界线，这个界线就是一旦加入内府，就要经常与王室住处有联系，与王室内府中的其他人经常聚集。这种由比较熟悉的人组成的内府，有助于消除内府官员间的彼此隔膜，提高内府的工作效率。

内府成员的资格并不是毫无限制的，中世纪早期的世俗贵族，还没有完全摆脱武士和军事首领的身份，极可能好勇斗狠，如果他们犯有杀人罪，是禁止进入内府的。《埃德蒙第二法典》第4条即规定：“我宣布我禁止任何犯有杀人罪的人进入我的内府，直到他承诺做出教会要求的赔偿，已做出——或开始做出——对亲属的赔偿，顺从其主教区主教规定的每一个法律赔偿。”然而禁止杀人犯进入内府的埃德蒙国王（939-946年在位）最终却被人刺杀，这在盎格鲁-撒克逊晚期的国王中是绝无仅有的。

内府成员增多，为具体职责的分工提供了基础，洛因认为，在盎格鲁-撒克逊晚期，政府事务的三个主要方面即文档管理、财政管理和司法管理之间的区分渐渐明显，与欧洲大陆进行对比，盎格鲁-撒克逊政府的统治艺术相对领先。

秘书处（文秘监）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留存下来的大量土地特许状、遗嘱、令状（writ）、王室信件和其他外交文书中，可以看出秘书工作与政府事务的联结。在索耶（Sawyer）出版的《盎格鲁-撒克逊特许状：注解目录和书目》中，收录的王室特许状有1163件，尽管其中有些可能是伪造的，“但是，以它们单纯的数量，为书面记录的运用提供了可畏的证明。在同时期的欧洲它们是独一无二的”。

在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修道院，埃德雷德国王将“许多地契和先代国王的古代珍宝，还有他自己获得的许多珍贵的东西”，委托给修道院院长邓斯坦，它们被保存在修道院的安全之处。在埃德雷德国王即将去世时，他希望在临死前分发他的财产，因此，像其他王室珍宝保管人一样，邓斯坦将自己保管的王室珍宝收集装包，用马驮到王室宫廷，但是在到达之前，国王已经去世了。

为了避免在土地所有权、土地之上的权利和习惯方面发生纠纷，特许状被写成2到3份，受益人持有一份，其余的保存在国王、公正的主教或其他值得信赖的人手里。1018年，克努特国王以特许状向康沃尔主教授予土地，为了便于查询，在特许状背面写着简明的内容提要：“这是一份在兰德雷克（Lainnel）土地的地契，有4海德，由克努特国王用特许状授予伯霍沃尔德（Burhwold）主教永久继承。”值得注意的是，简明提要以古英语写成，特许状是用拉丁语写的，但是为了查询的便利，简明提要使用了与生活更加接近的古英语。

令状体现着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政府领域的最高成就。状通常有固定的开头，向令状所涉及地区的重要人物，通常是主教、当地的伯爵和地方官员致以问候，告知在他们管辖的范围内将要发生什么事，并希望得到他们的确认。“忏悔者”爱德华在1053年至1058年间颁布的一份令状即是如此：

爱德华王向埃尔夫沃德（Elfwold）主教、哈罗德（Harold）伯爵和阿尔弗雷德郡守，以及我所有多塞特郡的亲兵致以友好的问候。我告知你们，我的侍卫尤卡（Urk）将拥有他的海岸，所有与他自己土地相对的，从海上到海里和所有冲到他海岸的东西……（Anglo-SaxonWrits，1。）

令状的内容通常是授予令状持有人以各种司法特权和经济特权。“忏悔者”爱德华在1052年至1066年间授予圣玛丽（Mary）修道院院长奥迪克（Ordric）的令状，使他拥有在堡内的司法权、通行费并收取利益，抓捕其中的盗贼，不允许用武力闯入他的土地，不可违反国王的和平及妨碍司法。在1065年8月1日至1066年1月5日间颁布的令状中，“忏悔者”爱德华甚至还授予圣埃德蒙贝里（St。Edmund'sBury）修道院院长鲍德温（Baldwine）铸币权，允许他拥有一个铸币人，这个铸币人拥有像国王在任何城堡中的铸币人一样的自由。

令状除上述的告知功能外，更主要的还是它的管理功能。1051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埃德西耶（Eadsige）去世后，英格兰的教职进行了调整，伦敦主教罗伯特（Robert）升任坎特伯雷大主教，阿宾登（Abingdon）修道院院长斯帕罗霍克（Sparrowhawk）升任伦敦主教，“忏悔者”爱德华的亲戚罗瑟尔夫（Rothulf）就任阿宾登修道院院长。同年，罗伯特前往罗马接受披肩，回来后就任大主教一职。不久他去见“忏悔者”爱德华国王，途中斯帕罗霍克院长迎面而来，“他携有盖着国王印玺的国王信函，内容是他将由大主教任命为伦敦主教”。此处的令状即被作为教职任命的前奏。在世俗事务管理方面，令状更发挥它的独特作用，成为中央对地方事务进行管理的重要工具：

爱德华国王向埃塞尔默主教、埃尔夫加（Elfgar）伯爵和我在诺福克郡的所有亲兵致以友好的问候。我告知你们我希望的是，柯比（Kirby）的土地和所有合法属于它的东西，应属于圣埃德蒙的神圣修道院，伴以完整的司法权，如同以前任何一个人拥有的，和我母亲将之遗赠给修道院的。我恳求你们所有人，针对非法占有它的塞默（Semer），为我宣告一个判决……（Anglo-SaxonWrits，17。）

这份令状可能颁布于1052年3月至9月间，国王对涉及地方的纠纷，要求地方长官给以判决。而在另一份令状中，国王则是直接要求地方长官在读到令状的时候，就要立即执行：

爱德华国王向埃塞尔默主教、哈罗德伯爵、格思（Gyrth）伯爵，修道院院长利奥夫斯坦（Leofstan）和我在萨福克郡的所有亲兵问候。我告知你们我的意愿是，我合法地、完整地拥有在伊克沃思（Ickworth）的土地，如同被证明的，为了威斯敏斯特的神圣修道院，基督、圣彼得（Peter）和我合法地拥有它。我希望一旦现在这封信被读到，它就转归我的控制，这样事情可以被解决。（Anglo-SaxonWrits，80。）

有学者认为，具有命令性质的令状，“它们的目的是迫切的，向能够在地方上执行命令的人传达准确的书面指导，当它们的目的实现后，它们很可能被销毁”。似乎令状只有暂时的效力，一旦事情解决，令状就失去效力。可是从诺曼征服后的例子来看，情况并不是如此：

1066年以前，哈罗德伯爵从圣玛丽教堂取走这个庄园和斯陶尔（Stour），但是威廉（William）国王使它依法再占有它们，因为爱德华国王一个带印章的令状在教堂里发现了，命令它们应被还回教堂，还有国王依然持有的梅尔科姆（MelesdayBook，i，78v。）

这是《末日审判书》（DomesdayBook）中记载的多塞特郡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修道院拥有的第19项土地，诺曼征服前，哈罗德伯爵从圣玛丽修道院取走切舍伯恩（Cheselbourne）庄园等，“忏悔者”爱德华发布令状，要求他把地产归还修道院，而这一要求在诺曼征服以后依然有效，征服者威廉的裁决就是以令状为依据的。因此，对令状效力的问题，还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中央政府对财政的管理，可以大致分为国库、税收和铸币三个部分。

国库是王室财富储存的地方，并负责王室的支出，有时需要在多个安全的地方贮藏多余的财富。埃德雷德国王就将他的财富分几个地方保存，在这些贮藏中心中，温切斯特的地位突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了盎格鲁-撒克逊晚期发生的对克努特国王的遗孀埃玛所进行的两次掠夺，1035年，克努特国王去世，他与前妻所生之子哈罗德被推举为王，哈罗德国王派人到温切斯特他的继母埃玛王后那里，“将最好的珍宝从王后那里取走。这些珍宝曾属于克努特国王，而她无从隐匿”。实施另一次掠夺的人是埃玛王后的亲生子——“忏悔者”爱德华。1042年，“忏悔者”爱德华的同母异父弟弟哈撒克努特（Harthaut）国王去世，爱德华被推举为国王。刚即王位不久，“忏悔者”爱德华就在别人的建议下，“偕同利奥夫里克伯爵、戈德温伯爵、休厄德伯爵及他们的随从，从格洛斯特骑马前往温切斯特”，他们出其不意地对埃玛王后下手，取走了她拥有的全部金银和难以胜数的财物。“忏悔者”爱德华还强占他母亲拥有的土地。

实行掠夺的国王哈罗德和“忏悔者”爱德华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的王位继承并不顺利，哈罗德与其同父异母弟弟哈撒克努特之间存在王位之争，而“忏悔者”爱德华作为“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的儿子，先是受斯威恩（Swein）所迫长期流亡诺曼底，后来回到英格兰，寄寓于他同母异父弟弟哈撒克努特的宫廷，而他的母亲埃玛对他却十分冷酷，“在他当国王之前和当国王之后，她为他所做的都比他期望的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