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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辉格党的优势（第1页）

第二章　辉格党的优势

1714-1760年汉诺威王朝初创时期，英国政治有这样几条主线：（1）通过镇压詹姆士党人的叛乱活动而巩固了汉诺威王朝的合法地位；（2）辉格党人长期把持政权，托利党人则退居乡间；（3）内阁制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大臣对首相负责、内阁对议会下院负责的责任政府制度。

汉诺威王室入主英国之初地位并不稳固，流亡法国的詹姆士三世及其后代一直觊觎英国王位，在法国人的支持下，英法两国的詹姆士党人不断制造复辟阴谋，并策动军事叛乱，对新生的汉诺威王朝造成极大威胁。1714年10月20日，就在乔治一世举行加冕典礼的那一天，英格兰不少地方爆发了反对新王朝的示威活动。伯明翰（Birmingham）、布里斯托尔（Bristol）、诺里奇（Norwich）、雷丁（Reading）等城市均出现规模不等的群众性示威。1715年是大选年，国内的詹姆士党人借机搅局，使不少地方的选举充满了暴力和紧张的气氛，莱斯特（Leicster）的郡守甚至认为自己生命受到威胁，因而将投票延期进行。5月29日是查理二世复辟的日子，在伦敦的香榭里大街（e）甚至有詹姆士党人燃起篝火表示纪念。6月和7月，反对新王朝的活动更是达到**。

为了稳定国内秩序，7月初，议会通过了《骚乱法》（RiotAct）。法案规定，12人及以上的群众集会，接到当局命令后须在一小时内解散，拒不执行者将被判处死刑。《骚乱法》的直接目标是打击詹姆士党人，但其后牛津等地反对新王朝的集会仍不时出现，于是议会宣布终止《人身保护法》（HabeasCorpusAct），授权政府可以在不经过任何程序的情况下拘捕任何反对王室和政府的人。一些与复辟活动有牵连或图谋发动叛乱的贵族被捕入狱，财产也被没收。但高压政策仍不足以平息国内局势，一场更大的叛乱还是在苏格兰爆发了。

在英格兰，同情詹姆士三世的人只是少数，而苏格兰的情况则大不相同——詹姆士党人主要集中于苏格兰，有相当一部分苏格兰贵族敌视新王朝，希望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这种强烈的“詹姆士党人情结”（Ja）不仅与斯图亚特王朝源自苏格兰有关，而且与合并后苏格兰人的不满有关。由政治精英所推动的合并并未给苏格兰民众带来多大利益，英格兰政治家对苏格兰人的利益更加漠不关心。1712年，托利党政府颁布《宽容法》（TolerationAct），对苏格兰长老会所排斥的其他教会实施保护，这被苏格兰人看作干预其宗教自由；同时，托利党政府宣布在苏格兰开征麦芽税，这被看成英格兰的经济剥削。不满情绪与对斯图亚特王朝的留恋交织在一起，就酿成了反对新王朝的叛乱。

1715年9月6日，苏格兰贵族马尔伯爵（EarlofMar）在布雷玛（Braemar）树起詹姆士党人的大旗，发动反对汉诺威王朝的叛乱。马尔伯爵曾在乔治一世内阁中担任负责苏格兰事务的第三国务大臣之职，但一些托利党人诽谤他与复辟王朝有勾结，因此被乔治一世解职。仕途终结的马尔于是发起了叛乱，并打出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的旗号，希望老僭位者詹姆士三世能给苏格兰带来“古已有之的自由和独立的宪政”。

马尔叛乱在苏格兰高地部落中支持者众多，18位贵族带着共5000名叛军加入马尔阵营中。虽然英国政府派阿盖尔公爵（Dukeyll）率军平叛，但收效甚微。马尔叛军先后攻占了苏格兰的珀斯（Perth）、阿伯丁（Aberdeen）、邓迪（Dundee）等城市，其人数也增加到约1万人。叛军兵分两路，一路向东南进军，以呼应英格兰北部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发动叛乱的詹姆士党人，但在普雷斯顿（Preston）遭到政府军的阻击，200多名贵族军官和1250名士兵被俘。另一路在马尔伯爵率领下向爱丁堡（Edingburg）挺进，但在谢里夫穆尔（Sheriffmuir）遭到阿盖尔公爵的阻击，双方陷入僵持局面，但僵持对詹姆士党人来说就意味着失败，阿盖尔公爵“成功地阻止了马尔伯爵深入苏格兰低地，这对于乔治（一世）来说就是胜利”。

马尔叛乱给詹姆士三世造成一个复辟良机，但1715年9月路易十四（LouisⅩⅣ，1661-1715年在位）去世，法国政府被亲汉诺威的摄政王奥尔良公爵（DukeofOrleans）所掌控，这使得由法国出兵帮助复辟的希望落空，因此在马尔叛乱的三个多月中，詹姆士三世及其势力只能隔岸观火，无法给叛军以实际支持。到12月詹姆士三世的机会来了，22日，他在法国私掠船的协助下，带着一批随从由敦刻尔克出发渡过北海在苏格兰彼得黑德（Peterhead）登陆，随后在珀斯与马尔叛军会合。

此时马尔叛军只剩下4000多人了。当叛军看到詹姆士三世只带着几名随从，而并没有传说中的大批军队和补给时，失望的情绪迅速蔓延，其士气迅速涣散；而阿盖尔的政府军却得到5000名荷兰军队的支援。1716年初，经过珀斯和蒙特罗斯（Montrose）战役后，詹姆士党人的叛乱被镇压下去，大势已去的詹姆士三世及马尔伯爵等叛乱贵族仓皇逃往法国，1715年叛乱由此告终。

詹姆士三世等逃往法国后被奥尔良公爵驱逐，他于是先投靠罗马教廷，后来又投靠英国的老对手西班牙。1718年，英国为阻止西班牙争夺地中海霸权而对西班牙开战，作为报复，西班牙决定资助詹姆士党人的复辟活动。1719年6月，詹姆士三世指派贵族奥蒙德公爵（DukeofOrmonde）率领一支5000人的军队渡海向苏格兰进发，由于天气恶劣，结果只有300人在苏格兰登陆。由于响应者寥寥，这支远征军很快在格兰谢尔（Glenshiel）遭英军围歼，詹姆士党人的复辟活动也暂告一段落。

18世纪40年代英法两国因奥地利王位继承问题而相互交战，流亡的斯图亚特政权似乎又有了新的希望。法王路易十五决定扶植詹姆士党人，让其在英国本土制造混乱。于是，年迈的詹姆士三世及其长子“小僭位者”（Youender）查理·爱德华（CharlesEdward）又成为法国的座上宾。1745年7月23日，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查理王子乘坐私掠船在苏格兰莫达特（Moidart）登陆，随行者仅7名贵族，没有法国军队。但查理王子仍带去了法国提供的军械，包括1500支步枪、20门加农炮以及1800把大砍刀。查理王子一踏上苏格兰的土地，立即赢得高地部落的支持，许多贵族率众投奔查理王子，很快就汇集成一支由苏格兰各部落组成的1000多人的军队，并得到许多苏格兰民众的支持。在查理王子的追随者中有许多天主教徒，也有一贯反对苏格兰合并的人，其他加入者则纯粹是为了军事冒险和投机。

查理王子的叛军在苏格兰势如破竹，先后占领了珀斯、福科尔克（Falkirk）以及首府爱丁堡等城市。到9月底，苏格兰大部分已处于查理王子的控制下，英格兰陷入恐慌之中。查理在苏格兰的成功促使法国改变态度，10月15日，法国宣布与流亡的斯图亚特王室结盟，拒绝承认乔治二世（GeeⅡ）为英国国王而拥护詹姆士三世，同时许诺在合适时机派军援助詹姆士党人的复辟事业。

法国的态度令叛军士气大振，11月，查理王子率领5000名叛军南下进入英格兰境内，先后攻占了卡莱尔（Carlisle）、兰开斯特（Lancaster）、普雷斯顿、曼彻斯特（Maer），并最终驻扎在距伦敦仅127英里之遥的德比（Derby）。不过，与苏格兰情况不同，叛军进入英格兰后，呼应者和加入者寥寥无几，因为“自1715年叛乱后的30年来，英格兰的詹姆士党人情结几乎消逝殆尽，英格兰人已习惯于乔治国王的统治了”。

陷入恐慌的伦敦城组织起一支3000人的军队构建防御工事，由坎伯兰公爵（Dukeofd）率领的1万名援军也火速赶往德比。对叛军来说，法国许诺的援军一直未到，一些原本支持查理王子的英格兰贵族也犹豫观望，水土不服的苏格兰高地士兵开始叛逃，而仅仅依靠几千人的军队要想攻占伦敦城则希望渺茫。在政府军的前后夹击威胁之下，查理决定放弃进攻伦敦，准备尽快撤回苏格兰。

但撤退就意味着失败。从12月5日起，查理王子领导的叛军节节败退，坎伯兰公爵率领的政府军则一路追击。1746年，近万名政府军与约5000名叛军在库洛登（）荒原进行决战，力量的悬殊和装备补给差异决定了战斗的结局，叛军被强大的政府军分割围歼，约2000名高地士兵战死，其余叛军或沦为俘虏，或四散逃命。查理王子逃离战场后，在当地部族的掩护下，潜伏约五个月之久，后来总算逃回了法国。

苏格兰是斯图亚特王朝的诞生地，也是历次詹姆士党人叛乱的根据地。1745年叛乱被平定后，英国政府决定采取严厉政策，旨在“清除在这个王国里散播的坏种子，使其再也无法发芽”。政府对于叛乱贵族实施严惩，120名为首者被处死，另有数百人被判监禁或流放。政府还颁布一系列严酷法令：《褫夺法》（ActofAttainder）规定没收被处死以及叛逃贵族的财产；《缴械法》（DisarmingAct）禁止苏格兰人携带武器，甚至不准穿着苏格兰传统的花格呢短裙。议会还剥夺了苏格兰沿袭已久的司法裁判权；对于在叛乱中表现活跃的天主教徒，政府颁布禁令，限制他们担任公职。这些措施破坏了苏格兰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在客观上加速了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融合。

“詹姆士党人叛乱是英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745年库洛登荒原战役的失败以及1788年斯图亚特末代继承人的辞世，标志着詹姆士党人复辟事业的彻底失败，至此，“光荣革命”后困扰英国政局的王位继承问题终于得到解决。随着汉诺威王室继承权的稳固，英国迎来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和平与安定，这种政治局面为英国政党政治的发展以及责任内阁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汉诺威王朝入主英国后，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辉格党独占政权的时代，史称“辉格党的优势”。在此期间，内阁、上院、下院几乎被辉格党所掌握，这种局面与18世纪英国特殊的政治格局有关。

首先，部分托利党贵族卷入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阴谋，因此失去了汉诺威君主的信任。在安妮女王病危期间，执政的托利党贵族中，博林布鲁克子爵（VistofBolingbroke）、奥蒙德公爵等曾秘密与流亡的詹姆士三世接触，敦促其放弃天主教信仰，图谋复辟活动。乔治一世继位后，有些托利党贵族逃往法国，在詹姆士三世的流亡政府中任职，这种不明智的做法对托利党的政治前途产生了消极影响。早在1714年，汉诺威王朝的特使就曾说：“如果老僭位者在法国军队支持下回国复辟，那么15个托利党人中应该有14个不会反对。”马尔叛乱中有少数托利党贵族卷入其中，这让辉格党人获得“一张致命王牌——托利党人与詹姆士党人几乎成为同义语”。由于直接或间接卷入詹姆士党人的叛乱，彻底断送了托利党的政治前途。1715年大选后，乔治一世任命了清一色的辉格党政府，托利党由于失去国王的信任而长期居于在野地位。

其次，汉诺威王朝入主英国后，辉格党利用国王的信任与支持，对中央政府中的托利党进行大清洗，促使“从中央到地方都出现权力从托利党向辉格党的转移”。博林布鲁克和奥蒙德的财产被没收，牛津公爵（DukeofOxford）和斯特拉福德公爵（DukeofStrafford）因与法国媾和而以叛国罪论处。枢密院成员由80人缩减至32人，被裁减的大多为托利党贵族。在政府各部门中，对新教王位继承权态度含糊或同情僭位者詹姆士三世的托利党人大多被解职；在地方政府中，各郡地方长官职位也纷纷易手：汉普郡（Hampshire）、兰开郡（Lancashire）和朴次茅斯（Portsmouth）的地方长官，由于与詹姆士党人有牵连而被解职，取而代之的是拥护新教王位继承权的辉格党贵族。由此，辉格党实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控制。

再次，辉格党优势的形成也与汉诺威君主的坚定支持有关。18世纪初君主立宪制仍处于发展之中，国王仍保有许多特权。一个政党能否执政，与其说有赖于民众支持，倒不如说更多地来自于王权的青睐。在当时，国王往往先任命政府成员，再由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去获取议会下院的支持，因此，“只要一个政党团结一致，与王室保持亲密关系，并且不犯致命错误，就可以一直当政”。辉格党对汉诺威王室的坚定捍卫使前两任汉诺威君主将辉格党看成天然盟友，这成为辉格党优势确立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