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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结盟反法（第1页）

第三章　结盟反法

1760年10月，乔治三世继位为英王。他是第一位生长在英格兰的汉诺威国王，也是安妮女王之后首位能说一口纯正英语的君主。在位期间，乔治三世从未到过汉诺威，不仅如此，英格兰的政治教育甚至使他存有强烈的反汉诺威情绪，在其尚未登上王位之前，即已表现出这一倾向，“那个讨厌的选侯区总是处于这个可怜国家至关重要的位置上”。乔治的忠诚对象已变成英国，在向议会作的第一次演讲中他宣称：我“出生并在这个国家接受教育，我以英国人的身份而自豪”。新国王的这种情感归属将对英国外交产生重大影响，汉诺威因素将不再对英国外交产生决定性影响。同时，新国王又是一个喜欢自行其是的国王，这个特点也将在未来的外交中体现出来。年轻时常和乔治一起玩耍的有后来的诺斯勋爵，乔治母亲的好友中有布特伯爵，这两人也将在未来对英国外交产生重要影响。

乔治三世继位时七年战争仍在进行。乔治三世认为这场“德国的战争”代价高昂，又徒劳无益，决意尽快结束战争。英国民众认为“汉诺威原则”已经过去，他们现在有了一位英国国王而不是德国的选帝侯。时任首相老皮特以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难以避免为由，提出对西班牙宣战的要求，但遭到议会否决。皮特去职后，乔治三世让布特伯爵出任首相，由他贯彻乔治三世终结战争的意图。

布特同法国和谈的政策一开始并不成功，法国乘英国内阁变动之机，与西班牙、那不勒斯及奥地利结成同盟，希图重新恢复对北美大陆的统治。布特政府被迫向西班牙宣战，结果英国舰队不仅夺取了古巴的哈瓦那港，而且攻占了菲律宾的马尼拉。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恢复了和谈，双方签订《巴黎和约》。虽然布特政府试图对法、西加以抚慰，但由于英国在战争中占有绝对优势，整个条约仍然有利于英国。

但战争结果也并非全都对英国有利。战后，英法间的竞争更趋激烈。1758年开始担任路易十五首席大臣的舒瓦瑟尔公爵（DucdeChoiseul）开始主导法国外交，他是坚定的反英主义者。为了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与英国的争夺上，他尽力安抚欧洲其他国家，法国的欧洲利益开始服从于英法的海外争夺，也就是说，在欧洲尽力孤立英国。1761年，舒瓦瑟尔公爵从外交部调任海军与陆军部，致力于重建法国军队。继任外交大臣的是其堂兄，但舒瓦瑟尔继续掌握实际权力。1766年，他再次调任外交部，其堂兄则转任海军部大臣。

布特试图缓和英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减少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但在法国积极备战的情况下，此一目标难以实现。在与法国谈判的过程中，布特遭到辉格党的广泛批评，反对派甚至散布流言，说他是王太后的情夫。布特缓和英法关系的努力未能实现，他本人也在与法国缔结和约不久后辞职。随后，辉格党在乔治·格伦维尔的带领下重新掌握政权。

辉格党视法国为英国的天然对手，因此主张英国应最大限度地孤立法国，在欧洲争取尽可能多的盟友。当法国积极备战时，格伦维尔政府把争取盟友作为英国外交的首要任务。但这个目标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因为连英国的最后一位盟友普鲁士也离开了英国——在巴黎和谈中，英国撇开普鲁士单独与法国媾和，和约也未顾及普鲁士的利益，这让腓特烈二世（FriedrichⅡ，1740-1786年在位）非常生气，他对布特伯爵十分痛恨，还长期指责乔治三世。腓特烈将普鲁士的外交目标确定为避免战争，特别是避免卷入英法冲突，于是英国与普鲁士联盟的企图不再有可能了。

补助金问题可能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七年战争中，英国向普鲁士提供补助金，该做法一直延续到1761年。之前的四年中，英国每年向普鲁士提供67万镑钱款，而战后英国的国债高达1。4亿镑；1762年的财政支出也达到2400万镑。巨大的财政负担影响了政府的政策，英国一方面加紧了对殖民地的掠夺，另一方面则不再在和平时期向其他欧洲国家提供补助金。俾斯麦后来说：英国的外交政策是在欧洲寻找肯用自己的身躯维护英国利益的傻瓜——他说的就是英国雇佣某些国家，并唆使它们与英国的主要敌人为敌。当欧洲广泛存在雇佣军时，英国人从来不愁找不到盟友；但是当英国放弃补助金政策时，它又如何争取盟友？可以说，放弃补助金是英国在寻找盟友方面连连碰壁的重要原因。

乔治三世曾希望与奥地利重新合作，多数英国政治家也认为奥地利才是英国最理想的盟友。但奥地利现在是法国的盟友了，它在七年战争中与法国并肩作战，英国想恢复昔日的盟友关系似乎并不乐观。而且，作为汉诺威选帝侯，乔治三世也反对奥地利皇帝扩大在德意志权力的努力，为此还与其他德意志邦国共同抵制奥地利，这当然使奥地利非常不满。奥地利首席大臣考尼茨（WeonFurstVonKauberg）就曾质问英国外交官：当乔治三世持反奥立场时，英奥联盟怎么有可能？更何况，英国在未来的战争中对奥地利没有太大价值。奥地利一位官员曾说：英国的国内事务使它在大陆战争中很难发挥作用。

辉格党领袖罗金汉侯爵担任首相后，又出现了英普同盟的想法。罗金汉希望缓和与腓特烈的关系，提议建立英、普、俄三方同盟。1766年老皮特出任首相，他提出要想在反法斗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英国必须在欧洲北部寻找盟友：“北方强国林立，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他争取的对象依然是普鲁士，认为英普战时同盟关系可以恢复。尽管乔治三世勉强接受了皮特的意见，但英国的尝试还是无果而终。老皮特认为仅凭自己的名字就可以解决问题，但英国派驻普鲁士的外交官却没有如此乐观，他早就预料到此项使命难以成功。果然，腓特烈作出否定性回答，他对卷入英法冲突没有兴趣；由于老皮特的好战名声，他上台就有可能使英法冲突再次发生。腓特烈并且对英国在和约中的背叛耿耿于怀，英国外交官在向伦敦报告时说，腓特烈不断暗示：“他在上次和谈中遭受我方的（不公平）待遇，他谈论我们的政策不稳定，我国政府突然变更，这使与我国进行交易时得不到任何安全感。”皮特不死心，但第二次尝试仍无结果；英国政府终于认识到：英普同盟难以成立。

老皮特的北方同盟设想中还包括俄国。实际上，七年战争之后，争取与俄国建立同盟关系一直是英国政府考虑的方案，但英国在和平时期不提供补助金，却使英俄联盟很难成功。在七年战争中，双方虽然是对立面，但彼此并未正面交手；英国几次拒绝普鲁士的要求，不肯把舰队派到波罗的海，其主要考虑就是避免冒犯俄国。在战争中，英俄的外交关系也维持下来，贸易关系更是达到新的高峰——英俄的贸易是互补的，双方都从贸易中获益良多。问题在于，先前的英俄关系中，英国处于优势，英国只要提供补助金即可；现在，随着战后俄国政治地位上升，其要求却也提高了：俄国答应在英国遭到攻击时自己提供援助，但俄国也要求在发生与其他国家的战争时，英国也提供援助。在波兰王位继承问题上，俄国女皇要求英国支持其对波兰王位的立场，而英国大臣却认为没有必要，因为任何国家都想与英国做交易，于是就在1763年9月拒绝了俄国提出的条件。波兰的奥古斯都三世（AugustⅢ，1734-1763年在位）去世后，俄国担心法国和土耳其的威胁，就降低了与英国结盟的条件：俄国外交大臣潘宁（NikitaPanin）不再坚持土耳其条款，只要求英国在波兰问题上支持俄国，但要求英国提供50万卢布的补助金。在英普联盟基本上行不通的背景下，满足俄国的要求似乎很明智，然而，英国有关补助金的规定却使英俄联盟最终还是泡了汤。

1770年1月，诺斯勋爵领导的“国王之友”执掌英国政权，诺斯是乔治三世的幼时玩友，是在乔治三世的直接支持下出任首相的，由此就使国王对外交政策的干预更加有可能。但诺斯控制不了议会下院，许多人担心他的政府会很快垮台。为稳固自己的地位，诺斯把主要精力放在内政特别是改善英国的金融状况上，因此就很少涉足外交事务，宣称自己在这个领域是门外汉。法国人很快就看出来：诺斯政府的存在有赖于维持和平，因此英国政府并不想与法国开战。因而，诺斯不过问外交问题的前提是英法之间不出现战争危险，一旦出现战争的兆头，诺斯将不得不介入外交领域，并且国王一定会支持他。

1770年爆发了福克兰群岛（FalklandIslands）危机，有学者认为这是在七年战争与美国独立战争之间英法最激烈的一次冲突。冲突的起源是英国与西班牙的争执——英国在福克兰西部殖民，西班牙则控制福克兰东部。1767年，西班牙外交大臣发出命令，要求拔除英国在埃格蒙特港的圆木堡垒，驱除英国殖民者。在将这些命令送交南美时，他与法国政府进行沟通，得到路易十五的默许，但舒瓦瑟尔公爵不愿贸然行事。按照舒瓦瑟尔的计划，法国在1767年可以完成重整军备特别是重建海军的任务，然后就可以发动复仇战争。但实际上，直到1770年，舒瓦瑟尔仍认为法国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他因此要求西班牙把战争计划推迟两年。到了1769年，福克兰的局势更加恶化了。长期以来，在福克兰的英国殖民者与西班牙殖民者是不相来往的，1769年12月，两个基地的船只第一次遭遇并交换公文，英国在福克兰的海军指挥官亨特上校（Hunt）不仅拒绝西班牙的主权要求，而且宣称英国对这一地区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他进而威胁西班牙人，让他们在六个月的时间内撤离，否则就以武力将其驱逐出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西班牙总督也态度强硬。1770年2月，西班牙的两艘战舰登陆埃格蒙特港，要求英国殖民者撤离，亨特上校坚决拒绝并辩称英国对福克兰群岛拥有主权。西班牙总督于是派出第二支军队，拔除了英国的这个小型要塞。事件传到欧洲，马上引起英国与法西之间的严重对抗。

英国负责此事的是南部事务大臣韦茅斯子爵（Visouth），他认为法西海军根本无力发动战争，英国在海军的支持下，可以通过外交手段迫使西班牙接受英国的所有要求，即不仅否认西班牙政府与美洲总督的行为有关，而且重建英国在埃格蒙特港的定居点。按照韦茅斯的思路，英西甚至英法之间都可能爆发战争，而战争会打乱诺斯恢复金融的工作，甚至危及其领导的政府。诺斯于是被迫介入外交事务，他迅速接受了法国的要求，开始私下谈判。在随后的秘密谈判中，诺斯对舒瓦瑟尔公爵的方案做出修正，提出：西班牙为驱逐英国人进行道歉，并恢复英国在福克兰西部的地位；作为回报，英国将在以后放弃埃格蒙特港。为了防止英国议会的攻击，诺斯坚持以口头而不是书面的形式达成协议。

法国很快答应了诺斯的要求，而诺斯则得到乔治三世的坚定支持。乔治三世发现韦茅斯子爵的目的是诱使诺斯政府垮台，因而拒绝了其增兵的要求。在诺斯和乔治三世的联手运作下，内阁接受了诺斯的方案。韦茅斯子爵随后就辞职了，理由是内阁“在五件重要的事情上”反对他，而这五件事本来是他“直接负责的”。在英国的主战派去职后，法国那位以好战名声而不是实际行动著名的外交大臣舒瓦瑟尔公爵也被路易十五罢黜，路易十五对自己在西班牙的波旁王朝亲戚说法国需要和平，从而暗示在英西战争爆发时，西班牙得不到法国的支持。西班牙于是只好妥协，况且诺斯的建议也为西班牙人留了面子。西班牙国王于是拒绝了主战派的要求，接受由诺斯和舒瓦瑟尔商定的和平条款。

福克兰事件是诺斯干预外交事务的起点，也成为他巩固其内阁地位的良机。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诺斯与乔治三世联手，这也成为诺斯执政时期的特色。

表面上，福克兰事件加强了英国的外交地位，外界普遍认为两个波旁家族是在英国显示实力之后被迫妥协的，而舒瓦瑟尔也是在英国的强硬政策逼迫下被罢黜的。但英国的这一次胜利却导致它的傲慢与自负，这一点很快就在丹麦事件中表现出来。

1766年，乔治三世年仅15岁的妹妹玛蒂尔达（athilda）嫁给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七世（Ⅶ，1766-1808年在位），玛蒂尔达的婚姻生活不幸福，国王对她冷漠，也很不屑。由于国王软弱，丹麦的实权逐渐落到宫廷医生施特林泽（Joharuensee）手中，而他很快成为玛蒂尔达的情夫。英国皇室知晓此事后，曾规劝玛蒂尔达改邪归正，但不成功。施特林泽的统治最终被推翻，玛蒂尔达也沦为阶下囚。仅就利益而言，英国在丹麦没有重大利益，但英国皇室的名声却受到损害。英国外交官基斯上校（elKeith）要求丹麦新政府尊重玛蒂尔达，宣称如果碰她一根头发，就会造成英国对丹麦的战争。在随后的谈判中，英国甚至反对让玛蒂尔达与前国王离婚，为压服丹麦，英国出动了11艘战舰、2艘炮艇、1艘火船。在强大的压力下，玛蒂尔达既没有公开离婚，也没有被废黜王后称号，乔治三世甚至拒绝了丹麦的要求，不肯保证让玛蒂尔达不再回丹麦。更让丹麦难堪的是，丹麦政府还要向护送玛蒂尔达撤出的船只行礼，并退还嫁妆。英国的枪炮外交在处理与小国的关系中占尽风头。

虽然英国可以在与丹麦，甚至与西班牙、法国的关系中恣意妄为，但英国外交在此阶段的主要任务并没有实现：英国未能在欧洲找到盟友。实际上，正如瓜分波兰的过程所表明的那样，英国在中东欧的外交进程中被边缘化。长期以来，英法之间的冲突一直是欧洲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在英法冲突中，中东欧国家要么站在法国一边，要么站在英国一边。但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俄、普、奥逐渐成为欧洲外交的主力。这三个国家背着英法瓜分波兰，英法两国被摈弃于密谈之外。在最终的结果出来后，虽然埃德蒙·伯克大声疾呼“不能把波兰看作是处在月球上”，但没有起什么效果。英国除了接受，并无其他选择，因为英国舰队不可能开进华沙。

当腓特烈二世吞并对英国来说具有重要贸易利益的波罗的海但泽时，英国同样无能为力。北部事务大臣萨福克（HenryHowardSuffolk）就坦言，海军封锁不可能影响普鲁士。从长远的角度看，因普、奥、俄外交地位上升而导致的欧洲国际关系的变化，甚至超过了1757年的外交革命。不久以后，英国将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充分体会到：没有中、东欧的支持，将是什么结果。

18世纪60年代美洲殖民地局势恶化，英国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放在美洲，负责外交的南北大臣们都注意着美洲局势的发展，北部事务大臣萨福克是使用军事手段重新收复殖民地的主要倡导者，南部事务大臣威廉·亨利·罗克福德（WilliamHenryRochford）也经常需要向上院介绍英国政府的政策。当时许多大臣都认为，解决殖民地问题是提升英国外交地位的重要方面，乔治三世也说：“我们必须让殖民地回到正常的秩序中来，然后才可以与邻国交涉。”

美洲危机为欧洲国家提供了介入的机会，法国和西班牙认为这是他们报复英国的好机会，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纳（CharlesGravierVergennes）说，法国应抓住机会羞辱英国。他认为即使英国能够成功，结果也是严重地削弱英国，而法国则可借机恢复在欧洲的主导地位。他建议法国秘密援助美洲殖民地，最终则直接介入殖民地的冲突。路易十六支持韦尔热纳，于是向美洲秘密提供了100万里弗尔援助。在法国的敦促下，西班牙也提供了相同的援助额。英国一方面向法国提出强烈抗议，另一方面又派皇家海军抓捕法国军火船，英法关系急剧恶化。1778年，在美洲人赢取萨拉托加大捷后，法国为防止英国与殖民地讲和，正式与美国建立了关系，英法进入战争状态。西班牙起初不愿支持美洲人造反，它自己在美洲拥有庞大的殖民地，因此担心英国殖民地独立会对自己造成不利影响。但西班牙同样想要报复英国，它一方面答应法国的要求，向美洲提供秘密军火援助，另一方面则试图利用北美革命，促使英国让出直布罗陀。英国拒绝了西班牙的要求，结果西班牙也与英国处于战争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