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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从旧帝国到新帝国（第1页）

第三章　从旧帝国到新帝国

第一英帝国解体后，英国国内笼罩着一种悲观气氛，乔治三世认为英国很难从这一失败中恢复元气，新任首相谢尔本说：“我们政府同意美洲独立的时刻，就是大英帝国夕阳西下的时刻，我们将不再是一个强大并受人尊重的民族。”当时的国外评论也认为英国正在衰落，1783年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fⅡ，1765-1790年在位）断言，“英国已降为二流强国”。那些在本国及殖民地仍继续推行重商主义的欧洲国家颇为得意，它们觉得随着英帝国解体，就可以在以前的美洲殖民地进行商业活动了，英国的出口将减少，英国即将破产。但悲观气氛并未在英国持续很长时间，国外观察家也很快发现自己的判断不正确，事实上，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很快就以印度为基石，建立起一个新帝国。

在美国独立前，欧洲殖民地一直是封闭体系，一些学者把殖民地称为“外省”，意即殖民地是宗主国国家权力的延伸，而宗主国之外的国家要进入这些排他性质的势力范围之内是非常困难的。英国一再颁布《航海条例》，即是一种明证。不过，封闭的殖民体系在18世纪晚期出现重大调整，而调整的原因是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英国可供出口的产品也大幅提升。1780-1783年，英国的棉纺织品出口只有区区数十万镑，到1820年左右已达到1600万镑。英国的羊毛制品、钢铁制品、亚麻制品、精炼食糖等都形成出口繁荣，而世界工厂既需要广大的销售市场，也需要不断增长的原料。尽管殖民地可以为工业革命提供一定的原料和市场，但在很大程度上英国的出口并不限于英帝国内部，不属于英帝国的欧洲、新独立的美国以及南美等地区也是英国出口的主要场所。原料也是这样，巴西和美国南部的棉花对工业革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英国需要这些地区。资产阶级的本性是唯利是图，当殖民地的原料价格高于外部市场时，资本家没有理由在殖民地范围内寻找原料；当制造品可以在外部市场以更高的价格销售时，资本家也不再钟情于殖民地。在工业革命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英国资本家很快发现：英国的市场主要在欧洲和美国，而这些地方都不是英国的殖民地。如果继续绑在重商主义的封闭体系中，英国工业发展的原料和市场都将受到很大的影响。变化的现实呼唤新的理论，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应运而生，英国的殖民思想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亚当·斯密批判以封闭的殖民体系为代表的重商主义政策。在重商主义思想指导下，欧洲各国都对本国殖民地实行贸易垄断，其他欧洲国家运往该国殖民地的货物，必须经过宗主国商人之手。斯密严厉抨击这种垄断：“……殖民地贸易的独占，像重商主义其他卑劣有害的方案一样，阻抑其他一切国家的产业。但主要是殖民地的产业，不但没有一点增加，反而减少那为着本国利益而设立的产业。”虽然斯密打着为殖民地谋利的招牌，但其落脚点仍然是英国的制造业：“这种专营贸易使殖民地产物在一切其他国家腾贵起来，这样就减少殖民地生产物的消费……妨碍了一切其他国家的享乐用品与产业……”斯密认为，对殖民地的垄断贸易不能促进宗主国贸易发展：“英国吞并了几乎所有殖民地国外贸易的全部，而其资本，却没和殖民地国外贸易量按同一比例增加，所以如不能不断地从其他贸易部门吸取一部分原先投在那里的资本，并吸取比原先投在那里的更大的资本，就将无法经营。因此，自从航海条例订立以来，殖民地贸易不断增加，而其他许多国外贸易部门，尤其是对欧洲其他各国的国外贸易，却不断凋落。”

斯密认为，殖民地的防卫问题是重商主义者未曾认真考虑的问题，一旦发生战事，“它们的兵力，不足以保卫它们自己，在母国加入战争时，它们不但不能助以兵力，而且往往使母国要大大分散其兵力，来保护所属殖民地。所以，在这一点上，一切欧属殖民地，与其说使母国强大，毋宁说使母国削弱，一切都如此，没有一个例外”。对英国而言，这一点在七年战争后变得尤其严重，战后英国每年用于北美殖民地防务的开支高达35万镑，虽然从殖民地的专营贸易中可以获得部分收益，但它远远小于英国的花费。殖民地巨额的防卫及行政管理费用成了英国沉重的负担，“……英国从统治殖民地，毫无所得，只有损失”。

既然垄断性的殖民地贸易并无益处，斯密自然而然地提出了自由贸易理论，他认为只有自由贸易政策才能同时促进母邦和殖民地的利益，为此，应解除一切贸易限制，让经济在完全自由的环境中运行。尽管如此，他也主张在英国殖民地逐渐推行自由贸易，“唯一的方案，似乎就是适度地、逐渐地放宽那给英国以殖民地贸易独占权的法律，一直到有很大程度的自由为止”。在他看来，迅速开放殖民地贸易就会使得一切国家都能参与其中，“那不仅会引起一些暂时性困难，而且将使现今以劳动与资本经营这种贸易的人，有大部分蒙受大的永久的损失。”

可以说，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是英国作为工业革命旗手而形成的一国独霸的思想表现。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而重商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开始动摇，英国新兴工业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扩大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但其他欧洲国家对殖民地实行的贸易垄断，限制了英国的工业与贸易。亚当·斯密提倡自由贸易，其目的是打破各殖民国家对本国殖民地的贸易垄断，让英国不仅在自己的殖民地寻找贸易机会，也可以要求其他国家及其殖民地向英国开放产品市场。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亚当·斯密关于帝国理论的真谛了。他并不主张放弃英帝国，只是否定重商主义的殖民理论，以一种新的理论取而代之，认为在自由贸易的氛围下母国与殖民地合作，就可以继续维持英帝国。

如果说亚当·斯密的理论主要从经济角度讨论问题，那么埃德蒙·伯克的帝国思想则否定殖民地的经济意义，而强调英国对殖民地的义务。他提出的托管理论不仅为英帝国的存在提供合理性，而且把英帝国建立在道德高尚的基础上。

在伯克之前，帝国理论的根基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认为：财富的体现是贵金属，金银才是真正的财富；一个国家若想富裕，就必须积累更多的金银，贵金属越多，国家就越富强。积累财富有两种方法：一是经商，二是掠夺。经商的目的是赚取货币（也就是金银），但只有少买多卖才能赚取货币，而不让金银流往外国；掠夺则是更便捷的方法，可以把别国的财富抢劫到手。无论经商还是掠夺，其对象都必须是外国，因为国内商业活动不可能增加本国的金银总量。这种想法很容易引发海外冒险活动，于是，大规模的海外经商及扩张活动就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但隐藏在早期殖民扩张背后的极端残酷性也非常明显，殖民地民众的鲜血与枯骨正是殖民扩张的直接后果，早期殖民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所作所为是明显的例证，它们的殖民扩张，无不渗透着被侵占土地上土著居民的泪和血。英国早期扩张也刻下此种烙印，第一英帝国基本上是由私人冒险公司建立的，英国政府对冒险公司在海外的活动很少过问，而这些公司为了获取利益，常常进行**裸的掠夺，抢掠财富，给殖民地带来深重的灾难。工业革命发生后，把对外贸易建立在更高尚的道德基础上已经变得非常迫切，此外，英国理论家很难处理残暴的殖民统治与国内自由诉求之间的矛盾，在解决这一理论困境时，英国理论家试图把英国的殖民扩张与葡萄牙、西班牙等**裸的殖民掠夺区别开来，这就是伯克的帝国思想的历史背景。

伯克批判唯经济利益是图的“旧”殖民活动，他认为以利润为唯一目标的殖民地政策忽视了母邦的义务，英国的形象因此种物质主义追求而受到损害，所以就影响了英国的长远利益。在1786-1795年如此之长的时间内，他把大量精力放在弹劾英国前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WarrenHastings）的活动上。客观地说，黑斯廷斯任总督时期，与以前的东印度公司相比，已经有了不少进步，但正如伯克所言，他攻击黑斯廷斯并非出于个人情感，而是为帝国的臣民谋福祉：“我们呼吁平等的精神，正义的精神，保护的精神，仁慈的精神，这应该成为英国治下每一位臣民的特色。”但最核心的是伯克想重建英国形象，把英帝国建立在高尚的道德基础上：“这个决定不仅关系到现在占大英帝国最大部分的印度的利益，而且将决定英国本身的信誉，我们要通过这一审判决定个人犯罪是否会被转变成公共的罪行和民族的耻辱，或者这个国家是否将把给其政府投上短暂阴影的这类罪犯改造成反映这个王国的荣誉、正义和人道的永恒光辉的东西。”

以黑斯廷斯为代表的印度政府之所以遭到伯克诟病，是因为它仅知索取而不事建设：“英国没有建教堂、医院、宫殿、学校；英国没有修建桥梁、公路、灌渠、水库……假如我们今天被赶出印度，那么我们留在印度的东西将说明，在我们统治的这一不光彩的时期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亚于一只猩猩或老虎。”伯克认为，重商主义鼠目寸光的利益观念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看来是得不偿失的。他提出托管理论，认为殖民地是对母国的责任委托，他强调宗主国要承担起社会责任，认为那些拥有帝国的国家应对其统治的臣民负责，给殖民地一个好政府，统治应该公正、永不出现暴政，这是大不列颠对其殖民地的道德承诺。在殖民地实行法治是伯克的殖民地思想的逻辑结果，为杜绝贪污腐败、保证人道和正义原则，伯克为东印度公司设计了一套行政制度，使无法无天的东印度公司要接受伦敦的约束。他起草了好几个“印度法”，目的是把东印度公司改造为并非政府但应受章程约束的公务管理机构。

伯克的帝国理论带有自由精神，但他的自由精神不是从工业革命中得来，而是从反对乔治三世个人专制的斗争中取得。乔治三世登位之后，改变了他的两位先王不问国事的惯例，开始直接干预政治：他在政府中安插自己的亲信，收买下院议员，扩张国王的权力。随着君权急剧扩大，英国政治发生混乱，君主在政体中的角色再度成为政治话题。辉格党人罗金汉是乔治三世的主要障碍之一，而伯克则是罗金汉勋爵的私人秘书。伯克的帝国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反对国王个人专制的特点，在1775年题为《论与美洲和解》的演讲中，他反对使用武力，认为随意的镇压措施只能造成恶果：“……最轻率的做法，我看莫过于是帝国的首脑坚持认为，任何违逆它的意愿和行为而申明的特权，都是对它整个权威的否定；于是立即宣布这是暴乱，于是击鼓其镗，踊跃用兵，把激怒他的政区逐出于家门。”伯克认为，整个帝国的纽带是自由，即便是英国殖民地，也比地球上任何其他民族拥有更强烈的自由精神。

伯克的殖民地托管理论是对重商主义利润至上观点的否定，他试图以正义、责任等来改造旧式的英帝国，为英帝国寻找道德制高点。伯克想让英国人明白，英国应该关注其声望和名誉，而不应该只关心利益和权力，因为利益和权力都只是暂时的。伯克主张良好的殖民统治，其最终目的是缓和英国与殖民地的矛盾，从而使英帝国的统治更加长久。无论亚当·斯密还是埃德蒙·伯克，其实都并不准备放弃英帝国，他们对英国殖民政策的批评，只是为了把英帝国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上，保持英帝国的更大活力。他们的殖民思想对英国政治家产生了深刻影响，包括谢尔本、小皮特在内的许多政治家都说自己是亚当·斯密的信徒，而在长达十年之久的黑斯廷斯弹劾案中，伯克也逐渐让英国人意识到，关心殖民地人民的生活是大有必要的，英国统治者也开始在印度等地修建铁路、兴办学校。

最能体现帝国新思想的是英国转变了它对奴隶贸易的态度。随着美洲的“发现”，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开始兴盛。西班牙从1501年开始就向殖民商人和奴隶贩子出售贩卖奴隶的特许证，鼓励他们在西非沿岸掳掠黑人，再贩卖到美洲。葡萄牙也在西非沿岸设立堡垒，进行贩奴活动。以后，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等纷纷卷入奴隶贸易，从摩洛哥西南部到安哥拉的沿海地区，尤其是塞内加尔和几内亚湾，几乎全由各国奴隶贩子和殖民公司控制，因此，包括今天加纳、多哥和贝宁等国在内的沿海地区以及尼日利亚西海岸被称为“奴隶海岸”。随着英国确立海洋霸权，它也确立了在奴隶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是英国奴隶贸易的主要基地，1743-1747年间，利物浦运载的奴隶已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美国独立后更控制了23以上的奴隶贸易，可见下表：

1783-1807年利物浦的航海与奴隶贩运

美洲种植园为奴隶贸易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与保障，正如彭森（L。M。Penson）所观察的：西印度群岛在英国政府的印象中具有超比例的重要性。小皮特在1798年曾说，在包括爱尔兰在内的英国所有殖民地中，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财政收入占45以上。于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就出现了：西印度群岛的繁荣对英国而言至关重要，而维持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则是西印度繁荣的根基，“如果没有奴隶，西印度地区将一无所用”。出于这种信念，英国政府为奴隶贸易大开方便之门，而那些宣称白人道德至上、在海外殖民就是传播文明的论调，其实并无说服力。

反对奴隶制度的声音在17世纪末就出现了，但真正具有全国性规模的废奴运动则发生在18世纪80年代，也就是发生在工业革命开始的时期。1783年之后，信奉亚当·斯密学说的小皮特开始长期执政，而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奴隶劳动并无多少经济利益可言，“征之一切时代和一切国民的经验，我相信，由自由人做成的作品，归根到底比由奴隶做成的作品低廉”。1787年，全国性的反奴隶制委员会在伦敦建立，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Wilberforce）和小皮特将其影响扩大到议会。经过多年努力，英国于1807年禁止了奴隶贸易，然后用它的海上力量在全世界打击奴隶贸易。

也就在这个时候，工业革命正迅猛展开，英国的产品销向全球，英国对原料更加依赖，于是，保护英国的海外贸易成为英国政府的头等大事，夺取并占领那些对保护贸易有重要意义的战略据点在英国政府内部达成了共识。可是，这又是亚当·斯密提倡自由贸易、反对拥有殖民地的时代，政府要员都宣称自己是亚当·斯密的学生。于是，一个在精神上强调自由而在实质上实行殖民统治的“奇妙”帝国就出现了，小皮特是它的奠基者。

1783年，年仅24岁的小皮特出任英国首相，在20多年的时间内执掌英国权柄。他在执政期间，对英国的帝国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变了重商主义殖民政策，使英帝国建立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在帝国范围内，他实施伯克倡导的托管理论，加拿大和印度的情况就是这样，《1791年加拿大宪政法》（stitutionalActof1791）和1784年《印度法》就是帝国政策调整的重要体现。

美国独立后，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开始以加拿大为中心。加拿大本是法国殖民地，七年战争中落入英国之手，英国对它本无多少兴趣，许多政治家认为加拿大对英国的税收无所助益，而他们更希望得到法国在西印度群岛的蔗糖殖民地。出于这种原因，英国在得到加拿大后没有采取激烈措施。1774年英国颁布《魁北克法》（QuebecAct），允许当地的法国移民保留天主教信仰，并继续执行法国法律。这个开明的措施保证了法国移民在美国革命中仍旧对英国表示忠诚，而美国独立后，加拿大也继续留在英帝国内。

不过美国独立运动使加拿大的局面变得复杂了，因为许多“效忠派”来到加拿大。美国的《独立宣言》发表后，那些希望通过渐进方式解决英帝国体制问题的人，同主张用革命方式解决帝国问题的人发生冲突，革命派将保守的美洲人称作“托利党”，认为他们头在英国，身在美国，脖子应该被拧断。乔治三世授予这些人“帝国效忠派”的称号。在独立战争中，“效忠派”既包括持中立态度的人，也包括那些不支持独立，甚至参加英军、进行亲英宣传的人。效忠派因此在战争期间遭到革命派的围攻和迫害，其财产被没收，政治权利被剥夺，有的人甚至被涂上柏油，沾上羽毛游街示众。

英国政府尽力保护效忠派，在承认美国独立的《巴黎和约》中，英国要求美国政府阻止对效忠派的迫害活动，并劝说各州发还他们在战争中被没收的财产。但美国独立初期实行邦联体制，中央权力有限，各州不受中央政府的约束，效忠派仍然受到迫害。为躲避迫害，大约7万名效忠派向北方迁移，其中大多数人去了加拿大。由于效忠派迁入，加拿大的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英裔人占了多数，而1774年的《魁北克法》基本上是一部适合于法国人的法律。英裔居民于是要求在加拿大实行英国法律，复制英国的政治结构。1784年，他们向英国国王请愿，呼吁建立代议制政府，选举产生议会，并让议会有征税权。法裔居民起先对《魁北克法》并无好感，但随着英裔居民的增多及提出新的诉求，法裔居民变成了这一法案的主要捍卫者。

摆在英国政府面前的是一道难题，支持英裔居民就会得罪法裔居民，支持法裔居民也会得罪英裔居民，不管是什么结果，英国在加拿大的统治都将受到挑战。一时间，英国在加拿大的统治似乎也朝不保夕了，如果继续以重商主义为圭臬，把英国的商业利益凌驾于殖民地之上，那么英国在加拿大的统治就有可能终结。但英国的帝国政策已经发生变化，加拿大问题有可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1786年，小皮特任命盖伊·卡尔顿（Guy）为加拿大总督，做出这一任命，是因为其曾经出任魁北克总督，对北美事务比较熟悉。鉴于殖民地的微妙局面，小皮特还是叮嘱卡尔顿在递交殖民地形势报告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这样，英国放弃了旧帝国时期动辄就采取的高压手段，根据卡尔顿的报告，认真听取殖民地的不同诉求。在进行慎重考虑后，英国政府拿出了一个方案，也就是《1791年加拿大宪政法》，其主要内容包括：一、魁北克省划分为英裔居民为主的上加拿大和法裔居民为主的下加拿大，两省大致以渥太华河为界。二、两省各建代议制政府，殖民地最高行政长官为总督（在上加拿大为副总督），总督是英王的代表，总督之下设行政委员参事会和立法委员参事会，两个参事会的成员均由英王指定，另外再设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法案对选民资格、议会人数、议员宣誓等作了具体规定，为法裔居民当选提供了可能性。三、各省实行何种法律，可自行选定。四、除魁北克省可以保留庄园制度外，其他省建立自耕农土地所有制。五、重申《魁北克法》中天主教会的权力，但同时鼓励传播英国国教，增加英国国教的权力，现有的共有土地中大部分不许授予私人，只能授予新教教士。

《1791年加拿大宪政法》是英国政府在英裔居民与法裔居民之间采取的妥协行为，魁北克省一分为二，既可以满足英裔居民对代议制政府、英国法律等的要求，又保证了法裔居民的权利和天主教会的地位。按小皮特的说法，除非法裔居民要求改变原有的法律，否则法裔省份的司法体制可以不变。宪法支持民选议会，使其成为民意表达的机构，相比过去英国漠视殖民地利益的态度，现在已经有很大不同了。

尽管如此，加拿大在英国政治家与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仍然不及西印度群岛，因为加拿大人口稀少，气候寒冷，并不适于居住，对英国的经济没有什么帮助。但印度的情况就大不相同，它地广人多，物产丰富，在英帝国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且最终以它为中心，形成了第二英帝国。

印度殖民地是东印度公司根据英王的授权建立的，由东印度公司进行管理。18世纪初，在印度的英国人不过1500人，他们势单力薄，主要住在贸易货栈中，印度的王公们时常袭击和抢掠他们。18世纪50年代，东印度公司征服了孟加拉；七年战争结束时，法国人被赶出印度。至1765年，东印度公司已经驱逐了所有的竞争对手。是年8月，克莱武得到莫卧儿王朝皇帝的命令：东印度公司成为孟加拉、比哈尔、奥利萨的“第瓦尼”（Diwani），即财政管理者，而地方行政长官“纳瓦布”（Nawab）则成为领取年金的人。随着东印度公司的发展，公司在印度建立了强大的组织机构，拥有上百万镑的资金，设在加尔各答的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是印度的最高权力机构，从方针政策的制定到殖民官员的任命，都由其决定，印度政府只是董事会的执行机构；换言之，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公司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