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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炮舰外交（第1页）

第二章　炮舰外交

1830-1865年，英国外交的掌舵人是帕默斯顿子爵（Viserston），他掌管英国外交26年，打下了深深的个人烙印。帕默斯顿践行炮舰政策，凭借海军优势控制海洋，强制推行“自由贸易”，迫使世界为英国的商品打开大门。

帕默斯顿出身于贵族家庭，曾就读于爱丁堡大学（Uyh）和剑桥大学（Uye）。他早年就支持常备军政策，主张在和平时期也保持常备军，为此可以牺牲英国人的生活需要，1820年他就曾在下院说过：为维持常备军而承受的负担和痛苦，是维护英国自由和独立须付出的代价。在政治上他是坎宁派，支持1832年议会改革；1830年他拒绝加入威灵顿内阁，此后就转入了辉格党阵营。在外交方面帕默斯顿延续坎宁的思想，1848年3月31日他对议会说：“如果允许我用一句话来表达一位英国外交大臣应该遵守的原则，我将采纳坎宁的话：英国的利益应该成为每一个英国大臣制定政策的标准。”

此时，英国已完成工业革命，经济实力已经是世界第一，这种实力体现在帕默斯顿的外交理念上，他认为，作为一个可以特立独行的世界强国，英国不需要结盟，也不需要依靠其他国家，英国应该成为正义和权利的维护者，但行动上要谨慎，不充当现代的堂吉诃德。他说英国应该依据自己的标准进行判断，“支持它认为是对的东西，制裁它认为是做错的事情”。英国这样做并不会孤立自己，相反，只要行为得当，它就能得到其他强国的支持：“将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当成英国的永恒的盟友或永久的敌人是一种狭隘的政策，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是永恒的，我们的责任是遵循这些利益。”

虽然帕默斯顿以强硬著称，是炮舰外交（gunboatdiplomacy）的开创者，但他并不主张四面出击，只要不涉及英国的根本利益，英国应该对国际风云袖手旁观。1848年4月他在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写道：虽然欧洲连续发生了一些非常重大的事件，政府却宁愿观望而不是行动。他认为，英国虽然具有强大的实力，但均势外交依然是必须恪守的原则。1865年他在临去世前仍旧重申：英国应遵守欧洲力量平衡的原则，防止任何一个国家力量过大。

1830年法国革命为修复英法关系提供了契机，作为同样的宪政国家，英、法应该是天然的盟友。七月王朝（JulyMonarchy）时期，英、法两国政治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但政治变化不能改变英、法两国的地理位置，帕默斯顿认为，无论法国出现何种性质的政体，法国都是英国的竞争对手。因此帕默斯顿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使法国与其他欧洲大国相互对立，这样，英国就可以从中渔利。

帕默斯顿执掌外交事务之初，比利时独立问题是一个考验。1815年的维也纳条约把原来的奥属尼德兰划归给荷兰，目的是在法国北部构造一道坚实的屏障，遏制法国扩张。但是在1830年法国革命的影响下，比利时发动了反对荷兰的起义，得到了法国的全力支持；俄国和普鲁士却主张镇压，以维护维也纳会议的权威性；奥地利虽然正忙于镇压意大利的革命，却也表示支持俄、普的立场。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态度就举足轻重了。比利时独立符合英国利益，这样可以削弱荷兰，让英国有机可乘，把荷兰的殖民地抢夺过来。但另一方面，英国又不愿看到比利时被法国控制，如果让比利时成为一个独立的中立国，得到欧洲所有大国的承认，英国就可以实现它自己的目标，维持欧洲均势。为此，帕默斯顿一方面与法国联手支持比利时独立，另一方面又利用俄、普、奥牵制法国，防止它吞并比利时。最后，英国的主张被各方所接受，帕默斯顿的现实主义外交初获成功。

然而由谁来担任比利时国王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I）提出由荷兰国王威廉一世兼任比利时国王，这个提议遭到英、法两国的共同反对。比利时国民议会试图把王位交给法国的王子内穆尔公爵（DukeofNemours），英国也反对如此安排，认为它违反大陆均势的原则，因此发出严正警告，表示将不惜动用武力阻止法国王子获取比利时王位。

萨克森科堡亲王（PrinceofSaxeC）利奥波德（Leopold）被认为是合适的人选，利奥波德是德国萨克森·科堡·萨尔菲德公爵的幼子，在拿破仑战争中他取代兄长恩斯特接受了公爵爵位，并于1815年晋升为元帅。利奥波德曾经是英国国王乔治四世的女婿，尽管他的妻子因难产去世，英国人却对他非常满意。利奥波德还促成他的孀居姐姐维多利亚与英国王子爱德华结婚，他们的女儿就是后来的维多利亚女王。在英国的坚持下，利奥波德出任比利时国王，他向宪法宣誓的那一天成为比利时的国庆日。

但荷兰和比利时之间还是爆发了战争，荷兰占领安特卫普（Antwerp）后法国出兵比利时，英国也派出海军特遣队予以支援。在英法联合行动下，荷兰退出安特卫普，但法国却不愿撤军了；于是，英国又与普鲁士等国家联手，对法国提出战争威胁。1831年11月15日英、法、俄、奥、普共同承认比利时独立，并宣布比利时的永久中立。利奥波德就任国王后娶法国公主路易丝·玛丽（LouiseMarie）为妻，法国因而也比较满意。但荷兰不愿接受这个现实，总想把比利时再夺回来，在英国和法国的反对下，荷兰的目的始终没有达到。1839年4月19日，关于比利时永久中立的五国条约生效，比利时正式独立。

在比利时问题上帕默斯顿不惜与英国的传统敌人法国联手，而对付英国的盟友荷兰，其现实主义外交可见一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为英国在75年后卷入欧洲战争埋下了种子。其实，比利时独立意味着尼德兰再也不可能统一了，而统一的尼德兰应该更能抵抗法国或其他欧洲国家的侵略。强调实力的帕默斯顿忽视了这个问题，他的比利时政策是否符合英国利益，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在伊比利亚半岛问题上，帕默斯顿采取了与比利时事件基本相同的立场。1826年3月10日葡萄牙国王若昂六世去世，其长子巴西皇帝佩德罗一世（PedroI）兼任葡王。两个月后，佩德罗传位于其女玛丽亚二世（MariaII），并指定自己的弟弟米格尔为摄政。1828年9月，在贵族和教士的支持下米格尔自封为葡王，即米格尔一世（MiguelI）。米格尔是一个专制主义者，对自由派进行严厉的镇压。1829年玛丽亚返回巴西，佩德罗在英、法的支持下，决意夺回玛利亚的王位，1832年7月遂爆发米格尔战争。

而西班牙也发生了宪政危机。1833年9月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FerdinandVII）去世，其幼女伊莎贝拉（IsabellaII）在军队的保护下登上王位，由其母玛丽亚·克里斯蒂娜（MariaaoftheTwoSicilies）摄政，得到中等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支持。在贵族和教会的支持下，斐迪南的弟弟唐·卡洛斯（DonCarlos）在北部地区发动暴乱，以争夺王位；伊莎贝拉派兵征讨，启动了第一次卡洛斯战争（FirstCarlist>

面对相继出现的葡萄牙、西班牙危机，英、法两国在帕默斯顿的极力主张下联手站在立宪派一边。1834年4月22日英、法、西、葡在伦敦签订协议，建立了四个立宪国家之间的联盟（QuadrupleAlliance），英法合作由此进入高峰。1834年5月米格尔投降被逐出葡萄牙；1839年8月卡洛斯逃往法国布鲁日（Bruges），在英、法的支持下，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立宪派先后获得胜利。

但支持立宪政权必须有一个前提，即这个政权是亲英的，不会损害英国的利益。玛利亚二世在其父亲去世后对立宪主义心生恶感，在其夫君的帮助下开始恢复专制制度。对英国而言，掌权者亲英还是仇英，这是根本的判断标准，玛利亚夫妇都是英国的坚定盟友，因此仍得到英国的支持，英国支持伊比利亚立宪派的外交政策多少具有虚伪的成分。

而且，对欧洲自由运动的同情也是有前提的，即不能损害欧洲均势原则，更不能引发欧洲大战，因此，由于担心奥地利国力下降会削弱中欧抗衡俄国的力量，英国对奥地利统治范围内的自由运动都采取不支持立场，不向它们提供援助；为避免与三皇同盟国家发生直接冲突，英国也未向西班牙境内派出军队以帮助西班牙的立宪运动。炮舰外交并不是四面出击，符合英国利益才能开炮。1850年6月25日，帕默斯顿在议会发表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讲话，为他十多年的外交政策进行辩护，他在讲话结束时说：“在过去，罗马人只要说‘我是罗马人’就可以免遭别人轻视。英国人也一样，无论在哪里都会感到自信，英国的呵护和强大将保证英国人免遭非难。”帕默斯顿的讲话迎合了日益膨胀的英国人的高傲心理，很快就传遍千家万户。这种不可一世的感觉在1851年的伦敦博览会以后登峰造极，在很多英国人心中，英国不仅高于那些“次等”国家，也高于其他欧洲强国，多数英国人认同帕默斯顿的炮舰政策，认为它维护了国家利益，代表了进步的思想理念。

在英、法关系有所缓解后，俄国成为英国主要的防范对象。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外交重点关注两个方向，一是尼德兰地区即低地国家，二是奥斯曼帝国，前者关系到法国对英国本土的威胁，后者关系到通往印度的路线畅通。在奥斯曼问题上，俄国是英国的主要对手。

英、俄冲突表现在两次土、埃战争（Turko-EgyptianWar）中（1831-1833年，1839-1841年）。希腊革命时，奥斯曼帝国驻埃及的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出兵帮助土耳其镇压希腊人，土耳其苏丹（Sultan）曾承诺将叙利亚交给埃及以作回报。但战争结束后苏丹并没有兑现诺言，只答应给阿里一个小小的克里特岛。阿里十分恼火，决定动用武力。阿里本来就野心勃勃，他试图以埃及为中心，建立一个庞大的阿拉伯帝国，取代日益衰落的土耳其奥斯曼。法国帮助埃及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俄国则自我标榜为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基督徒的保护人。在1806-1812年、1828-1829年的两次俄、土战争中，俄国沉重打击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变得更衰落了，俄国则成为多瑙河（Danube）各公国以及塞尔维亚（Serbia）的保护人。如果俄国帮助土耳其平息了埃及的反叛，就可以迫使苏丹接受沙皇的要求。

第一次土、埃战争爆发，埃及军队势如破竹，苏丹政府遂向西方求救。当时英国正陷在议会改革的危机中，因此没有给苏丹实质性的支持。帕默斯顿希望建立一支多国联军来阻挡埃及军队的进攻，并向亚历山大港（PortofAlexandria）和达达尼尔海峡（TheDardanelles）派出一支英国海军中队。但这个计划没有得到内阁的批准，从而给俄国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在维护奥斯曼帝国主权的问题上，只有英国和俄国的立场最坚定，虽然各自的出发点并不一致。根据《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TreatyofUnkiarSkelessi），俄国与土耳其缔结了长达8年的合作关系，土耳其承诺在俄国遭到外国军事攻击时关闭达达尼尔海峡，除了俄国军舰，其他外国军舰都不得驶入黑海（BlackSea）；俄国则向君士坦丁堡提供安全保证。埃、土双方停战后，阿里得到了叙利亚，但继续承认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

这个结果完全不符合英国利益：俄国势力控制黑海，进一步加强了它的影响力；叙利亚落入阿里手中，则威胁了英国的印度通道。为此，帕默斯顿寻找机会扭转局面，在英国的怂恿下，1839年春，奥斯曼苏丹以埃及不接受新的英、土商约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土、埃战争。埃军军队很快打败土耳其的进攻并攻入土耳其本土，就在土方准备求和之际，英国利用沙皇对埃及的不满，并在奥、普等国的支持下，出动军队帮助苏丹打败了埃军。1840年7月，英、俄、土、奥、普签订《伦敦条约》，要求埃及接受，被阿里拒绝；9月，五国开始进攻埃及。此时正好发生叙利亚的反埃及起义，英国派军舰封锁叙利亚海岸，支持叙利亚的起义力量，使埃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法国也不愿为了埃及而与英、俄、普、奥四强兵戎相见，阿里只好接受了列强和土耳其提出的一切条件。与此同时，英国与奥地利、普鲁士联手，迫使俄国取消了1833年的俄、土条约。1841年7月，在帕默斯顿的斡旋下，英、俄、法、奥、普及奥斯曼帝国签订《海峡条约》，禁止一切军舰在奥斯曼帝国和平时期进出土耳其海峡（TurkishStraits）。埃及撤军，仍旧臣属于奥斯曼。这一系列的外交和军事活动让英国摆脱了第一次土埃战争的不利结果，为今后控制埃及并加大对奥斯曼帝国事务的干涉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