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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馅饼与餐刀（第1页）

第三章　“馅饼”与“餐刀”

1914-1945年，英国经济进入了转型时期。一方面，维多利亚时期自由放任的原则受到侵蚀，比如金本位制停止实行，自由贸易被放弃，平衡预算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尽管这一时期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活动增加了，但还未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种“混合”经济或“管理”经济。

这一时期，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英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削弱了，英国不再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和最大的债权国，伦敦不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国际金融中心，英镑的地位不再稳固，英国的船运业开始走下坡路，英国的传统出口工业由于市场萎缩、低效率、低增长率和缺乏竞争力，变得越来越不景气。用贝恩斯（DudleyBaines）的话来说，这一时期，不仅国际贸易这块馅饼变得越来越小，而且英国赖以分割馅饼的传统出口工业这把餐刀也变得越来越小。

国际经济以及国际贸易模式的变化，客观上要求英国作出相应的调整，于是英国对工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对传统出口工业进行消肿，加大对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新兴工业的投入；与此同时，英国从致力于发展外贸导向型的国际经济，转向发展国内经济。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调整还比较缓慢，新兴工业虽发展较快，但还不能取代传统出口工业的地位。旧的优势失去了，新的优势还没有建立。

1914年8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上下普遍缺乏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因此，在战争刚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英国政府除了采取一些应急措施外，很少干预经济生活。战争初期，英国报纸上最流行的一句话是：“生意如旧。”只是随着战争的拖延和深入，英国政府才改变策略，将和平经济转为战时经济。

战时经济最大的特征，是国家对经济采取直接控制和干预的措施，努力将资源集中在自己手中，以保证战争的供应；经济的发展围绕着战争目的来进行，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保证战争的最后胜利。

政府利用《国土保卫法》所赋予的权力，控制了弹药生产的各个方面，包括征用生产资料、制成品。为了保证战争工业的正常运转，劳合·乔治劝说工会领导人同意不进行罢工。根据《战时军需法》，建立大量的国家工厂，加快弹药、武器和其他战争物资的生产。为协调和管理军需产品的生产，1915年5月设立以劳合·乔治为首的军需部。该部接管了各种经济和社会权力，负责制定军需产品的产量、价格和利润水平，干预劳资关系，甚至管理卫生、住宅、道德乃至酒的消耗量。在军需部的集中控制下，英国形成了独特的战争供应和生产模式。不仅在国家工厂和“受控企业”，而且在此以外，国家也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性控制施加巨大的影响。例如，政府垄断皮革、生皮、羊毛、石油、油脂以及肉类、食糖、谷物、奶酪和黄油等，通过对这些物资的发放，解决军需生产与民用生产的矛盾。工厂的产量直接由政府部门控制，或间接地通过与商人或制造商的谈判加以确定，国内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由政府集中购买，然后分配给制造商去从事生产。在一些与战争关系比较密切的企业里，甚至工人变换工种，事先都要有雇主出示的证明。为了保证有足够的粮食供应，政府一方面强制购买土地或强制将牧场改为农田以生产粮食，另一方面对小麦价格进行补贴。到1917年底，主要粮食范畴都实行了价格控制，进口的粮食85%由军需部购进。由于大量的劳动力被征用从事军需生产，或被征募入伍，英国的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1916年10月，近一半的工业劳动力受雇从事各种与战争有关的工作，到1918年7月，甚至达到61%。以上措施最终建立起以中央高度集权、全面控制为核心的战时经济体系。到1917和1918年，英国经济已不再是依靠市场力量起作用的经济了。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迅速解除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终止战时生产，实行战后复原，恢复正常的经济运转，重建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到1921年，英国经济基本上回到了1914年前的状况。

1919年4月至1920年5月，英国经济出现了战后的第一次“繁荣”。这次“繁荣”是战时被压抑的需求在战后膨胀的结果。战时的定量供应、物价管制和其他形式的控制被取消以后，需求上升，居民消费增加。这次“繁荣”也是实际工资迅速上升所产生的通货膨胀压力的结果。“繁荣”期间，许多公司和企业增加投资，更新设备。几乎任何种类、任何价格的商品在国内外都有迫切的需求。棉纺业老板通过贷款或利用棉纺工人的存款，大量投资新机器，建立新工厂，尤其是建立合股公司。1919年，原始股份资本仅为267万英镑的62个棉纺企业出售价达1531万英镑。1920年，英国制造品生产总值比1919年增加4。79亿英镑，其中20%是由棉纺工业创造的。钢铁工业在这一时期发展迅速。战争期间，英国新建22个高炉，有的高炉到战争结束时尚未建成。1920-1926年又建成36个高炉，其中许多建于“繁荣”时期。由于这一时期建造的高炉容量比较大，加上旧有的高炉未拆除，生铁的生产能力从1913年的1100万吨增至1927年的1200万吨，炼钢能力则从800万吨增至1200万吨。造船主也疯狂进行投资，仅在1919年的一个月里就有30家造船公司开张，总投资达400万英镑。1920年，英国的造船产量达到200万吨位的高峰。

然而，这次“繁荣”是不可能长久的。一旦商店的存货补满，设备得到替换，薄弱环节得到加强，需求压力就迅速消失，“取消订单”成为商业报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在需求得到满足以后，经济崩溃不可避免，经济史学家托尼（R。H。Taw;1920年4月一切都很好，1921年4月一切都很糟。”

尽管这次“繁荣”只有一年时间，但对英国的经济结构产生了极其不幸的影响，在两次大战期间的经济史上留下了痕迹。“繁荣”期间，国内外对传统工业产品重新进货的需求，鼓励将劳动力吸引到战前已得到很大扩展、在战时为满足战争需求又进一步扩展的传统工业。由于将过多的资源集中在煤矿、钢铁厂、船坞和棉纺厂这些市场长期前景并不景气的领域，短暂的“繁荣”使原先即已存在的问题更显复杂，造成英国的传统工业不能随传统市场的瓦解而迅速减员。

在经历了短期“繁荣”之后，英国经济出现了历史上最迅速的瓦解，在20年代一直处于不景气之中。

在战前经济发展的基础已经丧失、传统工业由于战争及随后“繁荣”造成的生产能力与市场萎缩的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正确的做法是及时进行结构调整，同时将经济发展的重心由围绕国际经济转向国内经济。然而，战后“繁荣”给英国造成了心理影响。“繁荣”期间，英国经济仿佛恢复了战前状况：外国人纷纷购买英国货，这使英国重建经济的理想被普遍的怀旧情绪所代替，相信市场的自由运转将带来更有利的后果。战前是“正常”时期，回复“正常”成为普遍的取向。战争和随后的“繁荣”使英国选择了“向后看”的道路，这对英国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

“向后看”主要体现在1925年以战前平价恢复金本位制。恢复金本位制是20年代英国经济政策的基石，它的基本出发点是：只有金本位制才能复兴遭到战争破坏的国际经济，保障国际经济的稳定，从而为英国传统出口工业的复兴创造条件。从1919年起，英国即朝这一目标迈进，但到1925年才付诸实施。这一方面是因为战时债务和战争赔款仍威胁着市场稳定，造成外汇兑换的混乱和物价水平的剧烈变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战后初期英国的国际支付能力和资本地位恶化。因此，在1925年前，英国没有恢复金本位制，只是在为恢复金本位制创造条件。1925年春，当英国和美国的物价水平关系与战前的汇率大体一致时，英国才恢复了金本位制，英镑与美元的比率恢复到战前的1∶4。86的水平。这使英镑的定值比实际价值要高10%。

20年代以恢复金本位制为主体的经济政策，对英国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存在着方向上的错误。在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英国仍固守战前的政策，必然导致经济结构牢固不变，出口乏力，国内需求被压低，经济得不到恢复。20年代，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实行扩张性金融和财政政策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都比较快。英国是20年代欧洲各大国中唯一经济停滞的国家。只是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英国才被迫实行大的转变。

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爆发经济危机。尽管当危机到来时，英国经济活动的起点比较低，但危机仍然给英国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危机期间，英国投资减少，生产下降，失业人数迅速增加，商品出口几乎下跌13，有形贸易赤字增加，无形贸易收入急剧减少。更重要的是，这次危机最终动摇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三大基石。首先，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德国和奥地利也相继爆发金融危机，英国向这两个国家提供的短期贷款被冻结，导致外国纷纷挤兑留在英国伦敦的短期资金结余部分，到1931年9月，英国黄金储备实际上枯竭；其次，危机期间，其他国家一方面利用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向英国倾销原料和食品，另一方面，在国内纷纷采取关税壁垒，致使英国有形贸易的赤字增加，自由贸易的基础丧失；再次，危机期间，由于失业率上升，政府用于救济的开支增加。到1930年，政府预支保险金达1亿英镑，财政赤字达4000万英镑。国家开支委员会在1931年7月31日报告，预计到1932年4月财政年度结束时，财政赤字将达1。2亿英镑，这已严重背离了平衡财政的正统原则。

在危机的打击下，英国的金本位制已形同虚设，自由贸易也实行不下去了。现实迫使英国政府对政策进行调整。长期以来，英国政府一直不肯正视自己的现实地位，这次危机终于强迫英国调整认识。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次危机对英国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危机期间，英国进行了重大调整，开始将经济的重心由国外转向国内。

第一，放弃金本位制，实行浮动汇率。1931年9月21日，英国政府宣布脱离金本位制，禁止英镑出口，英镑对美元的比率从1∶4。86下降到1∶3。40。金本位制被放弃后，“犹如一块堵在溪流中的巨砾被搬掉，能量被解放出来，并流向新的渠道，环流于新的方向。”英国国内政策不再受高利率和压低物价需要的限制，这为新的货币政策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1931年9月后，“当局事实上第一次面临着有意识的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它表明英国在试图先重建国际秩序后复兴本身经济的尝试失败后，终于意识到了必须先解决自身的问题。

第二，放弃自由贸易政策。近百年来，自由贸易一直是英国的传统政策。战时，英国财政大臣麦肯纳（ReginaldMa）对奢侈品征税，税额占商品总值的13。1921年，对奢侈品征税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尽管如此，到危机时仍然有80%以上的进口商品免税。危机期间，一些国家利用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千方百计向英国国内市场倾销商品，使英国经济更加恶化。金本位制放弃后，英国不再以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增长作为本国经济发展、因而也作为国际贸易发展的前提，在危机期间各国普遍实行关税壁垒的情况下，继续实行自由贸易（freetrade）政策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不现实。1932年，英国颁布《非常规进口法》，迈出走向保护贸易的第一步。但背离自由贸易的关键一步是1932年2月4日通过的《进口税法案》。该法案规定，除已课税的商品以及小麦、肉类和其他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进口商品外，一律征10%的进口税。为了保证英国进出口有稳定的渠道和出路，1931年召开了渥太华会议，开始了英帝国成员国之间的谈判。1932年英国最终采取帝国商品特惠制（imperialpreference）：在英帝国市场上，各成员国给英国工业品优惠条件；而在英国市场上，英国则给各成员国的食品和原料以相应的优惠条件。

通过以上的政策调整，英国经济复苏比较明显，30年代所取得的经济成就远远超过20年代。在各大国中，英国是第一个在工业生产方面超过1929年水平的国家。工业生产指数以1924年为100，1929年第四季度为114，1934年第四季度则达到116。这一事实可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是英国20年代经济发展的起点低，二是政策调整对英国经济产生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