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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财富贫穷和福利制度（第1页）

第二章　财富、贫穷和福利制度

1905年，自由党议员莫尼（L。ey）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富与贫》。他在考察英国当时贫富不均的情况时说：“国家全部收入的将近一半是由人口的九分之一享有的，我们还应该加上另一个更为惊人的事实，即：联合王国（UnitedKingdom）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由国民的不到三十分之一享有。”确实，在20世纪刚开始的时候，贫与富的差距非常之大。

这时，土地仍然是最坚实的财产，新富和老富都以土地为归宿，将土地看作财富和身份的最终标志。1873年进行的一次土地调查表明：全国80%的土地掌握在7000个私人手里，其中最主要的是一批贵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14年。如果一个外国人在19世纪中期游历过英格兰，那么他在20世纪初旧地重游时，就会发现农村旧景如故，“殿堂、公馆、别墅、圈围的园林散布于全英格兰，与皇家的宅邸争奇斗艳”。

20世纪初，第十七代德比伯爵（EarlofDerby）拥有好几个大庄园，7万英亩土地，从矿井、房租和地租中每年收入30万英镑。军火商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SirWilliamArmstrong）靠军火生意发财，但他在1900年去世时已经有两个庄园，1。6万英亩土地，曾经花125万英镑改造他的第二个庄园。第一代威斯敏斯特公爵（DukeofWestminster）在1899年去世时，留下1400万英镑财产，他的金融帝国分布在四大洲，而伦敦市中心则有他的300英亩土地（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因伦敦市中心地价极贵）。1896年，一个美国富豪的女儿嫁给第九代马尔博罗公爵（Dukeh，温斯顿·丘吉尔的堂兄），带来了价值200万镑的嫁妆，给这个古老的家族注入了新的血液。

在贵族与金融巨头之下，是中等阶级的行列。那时，一个成功的大律师年收入可达2。8万英镑，一个高等法院法官固定的年薪应该是5000英镑。1000英镑以上的收入就可以维持很舒适的生活了，而500镑收入则可能随时感到捉襟见肘。另一方面，一个已经有四年教龄的私立学校教师每年只有200镑的薪水，即使教满十年书达到教师的最高薪金，他每年也只有300英镑。小学教员每年的收入不到100镑，一个乡村小教区的牧师每年薪水也差不多，他们跻身于“中等阶级”，主要是由于地位和职业而不是收入。中等阶级的生活水平千差万别，从接近一个奢华的贵族到几乎就是个普通的工人。

中等阶级可以外出旅游，从旅游欧洲到巡游英伦三岛，视其财力而定。伦敦开往海滨的专线列车在19世纪末就开通了，为中等阶级甚至工人阶级上层提供了方便的交通工具。自行车的普及扩大了人力所能及的活动范围，星期天远足成了殷实家庭青年男女时髦的游乐。私人汽车在20世纪初还只限于上层阶级，但中等阶级上层也开始加以追求。中等阶级居住在特定的街区，最富有的住宅四周有草坪环绕，灌木丛把它与其他房屋分开。但多数中等阶级居住在沿街修筑的成排住宅里，室内高大而宽敞，摆设讲究。

离开有产者的行列，进入社会的另一极，我们看到在20世纪初，工人阶级的平均工资是每周27先令，亦即年薪70英镑出头。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差别很大，技术工人可达到每周40先令，非技术工人则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多一点，依靠这笔收入，一个四口之家是很难维持像样的生活的。1913年有人估计，全国有200万男子或总共800万人口在每周25先令以下的收入水平下生活，而工资越低，失业的可能性越大，因此低工资家庭的实际收入要比人们所能估算的更低。1904年对2000个工人家庭所作的调查表明：每周收入在25先令以下的家庭要把收入的67%用于伙食，而且只能以面包、土豆、茶和罐装牛奶为主。工人们住在肮脏、狭小的住房里，卫生设备很差，每个城市都有大片大片的工人住宅区，这种住宅低矮、阴暗，两排住房背贴着背，隔着一道墙，各自面对一条狭窄的街，街上满是污泥浊水。工人阶级街区供水、排水都很成问题。根据1911年的统计，全国有10%的人居住在过度拥挤的房屋里（即每间房超过两个人），在伦敦，这个数字是16。7%，在桑德兰则是32。6%。

许多偏远乡村似乎还没有受到工业化的影响，整个生活方式都是传统的，一切生活品全都在农场自行生产，许多人从来没有离开过出生地。据估计，农业工人的平均收入只有每星期17先令半，其中不仅包括以货币形式支付的工资，而且包括一切实物形式的收入，如免费的住房、牛奶、土豆等等。

1899年西博姆·朗特里（SeebohmRowntree）在约克市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他发现有1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另有18%接近于贫困线。他所测定的贫困线是指家庭收入只够“单纯维持体力”，这意味着一家人“决不花一个子儿去坐火车或坐汽车，不到乡下去，除非走着去；不花半个子儿买报纸，不花一个子儿买通俗音乐会的门票；他们买不起邮票，所以决不给在外地的孩子写一封信；他们不给教堂募捐，不给邻居提供花钱的帮助，他们不能储蓄，也不能参加医疗互助会或工会，因为交不起会费”；孩子不能买玩具，父亲不能抽烟喝酒，母亲不能买新衣服，“除了维持体力所需要的东西外，他们不能买任何东西，而要买东西就必须是最简陋最省钱的品种”。1913年朗特里又发表对农村的考察，其中认为除五个郡之外，英格兰和威尔士所有地区的农业工人平均收入都在“单纯维持体力”的贫困线以下。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各种调查表明：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又有相当数量生活在赤贫中。社会学家们发现：贫困的原因依次是：（1）老年；（2）家庭因疾病或死亡而丧失主要劳动力；（3）失业；（4）低工资和无固定工资；（5）家中人口过多。由此可见，解决老年、疾病和失业问题是解决贫穷问题的关键。

贫穷影响到国民身体质素。布尔战争期间，报名参军的人中有将近40%体检不合格，像利兹、设菲尔德这样的工业大城市，不合格的比例高达60%。政府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调查这个问题，结果发现贫穷、居住条件差、工作环境恶劣、酗酒和营养不良是体检不合格的主要原因。1910年，体检不合格的仍有52。2%，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实行征兵制之后，体检不合格的情况仍然很严重。此外，在1900年，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达到152‰，如此高的比例可以与19世纪“饥饿的40年代”相比。

总之，贫穷以及与贫穷有关的诸多问题已经成了社会的显患，不解决贫穷问题，社会便不能和谐地发展。贫富之间的沟壑使解决贫穷问题具有特别的紧迫性，19世纪最后十年爆发的激烈的劳资冲突，充分显示了问题潜在的爆炸性。

于是，从1906年开始，新上台的自由党着手解决贫穷问题，由此开始了20世纪大规模的社会立法进程。1906年《工伤赔偿法》（Workmen'spensationAct）将工伤赔偿的范围扩大，使600万工人能够适用于工伤补偿。同一年的《学校供餐法》授权地方当局向家贫的学童提供免费午餐，尽管到1914年只有一半地方当局执行了这项法律，却有3。1万名穷人的孩子从中受益。1907年一项法律规定对儿童进行体检并允许做治疗，到1914年有75%的地方当局加以执行。1908年的《养老金法》规定向70岁以上、每年收入不到26英镑的老人发放每周1先令的养老金，这是国家用行政手段向穷人提供生活补助的第一个举措，是用社会的力量认真地清除贫穷的第一次尝试。

1909年，自由党政府提出一份前所未有的预算法案，把矛头指向了富裕阶层，由此而得到“人民预算”的美名。根据这项预算，政府将对年收入3000镑以上的人征收较高的所得税，对年收入5000镑以上的人则征收超额所得税；同时，对低收入家庭发放儿童补助金，从而在实际上减轻了穷人的负担。需要交纳超额所得税的在全国只有1。2万人，但这种把对富人的征税用来补贴穷人的做法却带有革命性。与此同时，“人民预算”还对土地增值部分征收20%的转手税，对未开发的土地、矿山加收每英镑半便士的附加税，对租约期满的土地征收增值部分的10%的回归税。尽管这些税收总共只给国库增加了50万英镑收入，但它们都是向传统的统治阶级开刀的，因此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些钱，将用来修筑公路、开办全国性的劳工交易所、改进农村生活条件等。“人民预算”引起富裕阶层尤其是土地阶级的强烈抵抗，结果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宪法危机，而且导致上院的改造。

1911年，自由党政府又挟初胜之勇，在议会提出了《国民保险法》。这项法律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涉及医疗保险，第二部分涉及失业保险。在医疗保险方面，法律规定在强制交纳保险金的基础上，为16-70岁的体力劳动者，及年收入低于160镑的其他工资收入者（如低级文职人员）提供保障。职工在生病的头13个星期，男性可领取每星期10先令的生活补助，女性7先令6便士；在随后的13个星期中，无论男女都领取5先令。在伤残情况下，基本保障是每星期5先令；当投保人的妻子生产时，她可领取30先令津贴。为取得受保资格，男工每星期须交纳4便士，女工交纳3便士，雇主为每个雇员交纳3便士，国家补贴2便士，由此组成全国性的医疗保险基金，法律委托所谓的“授权团体”如工会、互助会等负责具体执行。

在失业保险方面，法律规定职工和雇主每星期各交2。5便士，国家补贴全国总金额的三分之一，从这笔资金中，工人失业时可每星期领取7先令生活补贴，但每交纳5个星期才可以领到1星期补助，而且每年最多领15个星期。尽管如此，这项法律却第一次为低收入者提供了全面、广泛的社会保险，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贫病交加的威胁。但法律适用范围很小，只适用于某些特定行业的工资劳动者，已参加其他保险项目（如私人保险公司）的不在其列，不受雇于他人的人（如独立劳动者）也不在适用范围内，职工家属和以前一样不受保护。法律刚生效时，只有225万人受益，后来，法律经过两次修改（1920年、1942年），降低了标准，扩大了范围，到1938年，大约有2000万人受到这项法律的保护。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物价上涨，工资也上涨，而且涨得比物价快，于是工人的生活水平大为改观。比如说，在技术工人方面，1914年7月一个泥水匠的每周工资是42先令10便士，到1919年7月已达到79先令2便士；1914年7月造船厂铆钉工的每周工资是37先令9便士，1919年7月是74先令9便士。在非技术工人方面，泥水匠帮手的工资从29先令1便士提高到65先令2便士，机械工帮手的工资从22先令10便士提高到58先令3便士。据推算，如果以1930年的数字为100%，那么1913年的工资指数是52。4%，1920年是143。7%;扣除通货膨胀因素，1913年的实际工资是82。8%，1920年的实际工资是91。2%。因此，战争结束时工人的日子比战前好过了，而且越是收入低的阶层获益越大，以至1918年伦敦负责学生保健工作的官员说：“营养不良的孩子比例已不足1913年的一半。”

战后各阶级生活水平普遍提高，首先表现在收入方面。比如，高级律师在1913年收入为478英镑，到1937年达到1090英镑。开业医生在1913年收入395英镑，1937年1094英镑。银行职员1911年收入142英镑，1935年368英镑。政府职员1911年收入116英镑，1935年260英镑。火车司机1906年收入119英镑，1935年258英镑。排字工人1906年收入91英镑，1935年218英镑。就连农业工人的工资也从1906年的48英镑提高到1935年的89英镑。收入虽是成倍增长，物价在1913和1935年间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比如说，1913年的批发价指数是26，零售价指数是21;1935年的指数则分别是27和30，可见，到1935年，各阶级的实际收入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高出许多，因此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大为提高。有人统计说：1910-1914年间，食品消费增长了30%-35%，其中水果消费增加88%，蔬菜消费增加64%，黄油消费增加50%，鸡蛋消费增加46%。

随着营养增加、品种增多，国民健康状况也明显改善。两次大战期间，人口死亡率降低，平均寿命延长，青少年体重增加，身高增长。1936年约翰·奥尔爵士（SirJohnOrr）对营养结构的改进作了充分肯定，他说，“具有高度生物学价值的食品增加……说明人们摄入了更多重要的维生素和矿物盐”，因而“随饮食改进而来的，是国民健康的相应改善”。

收入的增加还改变了消费结构：1914年工人阶级家庭要把60%的收入用于食品，另外16%用于房租和纳税；到1935年，用在这两方面的比例已下降到35%和9%，剩下的收入可用来购买更多的衣服、家具、消费品和书报，还可以用于文化娱乐活动。1932年就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年轻的女工们以前只在特殊场合才梳妆打扮，现在则总是穿得干干净净，注意她们的头发、牙齿和指甲。"1944年约翰·希尔顿（JohnHilton）也写了一本《富与贫》，其中说：工人阶级增加的收入不仅用于更好的吃、更好的穿，而且用于“打赌、烫发、下酒馆、抽香烟、看电影、打球、游泳、上公园球场、看赛马、玩乐器，以及其他各种一两个便士的玩意儿”。

财富的分配也比过去合理了。1913年，人口中74。1%的人从事体力劳动，1938年只剩下71。4%，但他们在国民收入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却几乎没有变，这说明体力劳动者的总体收入提高了。1945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通过税收及《国民保险法》的渠道由富裕阶层流向贫困阶层的财富，在1937年达到2亿——2。5亿英镑，其中多数以生活补贴的形式支付给年收入低于125英镑的阶层。如此造成的结果是：工人阶级的总体收入提高了8%-14%，上层和中层的收入则减少了10%-18%。

尽管如此，贫富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1938年，人口中88%的人年收入在250英镑以下，即每星期不到5英镑，其中31%每周工资不足2。5英镑。假如把家产变换为货币，那么有75%的家庭其财产值不超过100英镑。另一方面，大约有50万人每年收入超过685英镑，其中约2000人收入在2万英镑以上，其纳税前的平均收入是4。35万英镑，他们是英国真正的富翁。在1937年，1%的人拥有国家财富的55%，5%的人拥有国家财富的79%。由此可见，在两次大战之间，一方面是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另一方面却是贫富差距继续扩大。

前面提到的约翰·奥尔爵士在充分肯定了营养结构方面的进步之后，也指出贫富之间在食品消费方面有明显差别。家庭越贫穷，用于伙食的消耗就越少，蔬菜蛋奶鲜肉等必不可少的食品消费量也越小，因此营养结构就越不合理，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各种成分越不平衡。他的结论是：要想“达到现代健康水准所要求的饮食规定，只有那些收入超出人口半数以上水平的人才能做到”。

1936年，朗特里对约克市进行了第二次社会调查。他使用的判断标准与1899年基本相同，但最低贫困线有所提高。结果，他发现大约18%的人（占工人阶级的31%）处于新的贫困线之下，其中约一半属于赤贫。他还发现，贫穷的三大原因依次是：（1）低工资（32。8%）;（2）失业（28。6%）;（3）老年（14。7%），这和1899年已有所不同。在指出贫穷依然存在的同时，他认为与1899年相比，工人阶级的总体生活水平提高了大约三分之一，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一方面提高了，一方面又未能消除贫穷。

失业是贫穷的重要原因，失业问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特别严重。1921-1940年，失业人数从来没有少于100万，1921-1922、1931-1935年甚至超出了200万。四大支柱产业受失业的打击最大，表20说明了这种情况。

表2030年代各支柱产业失业人数百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