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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宗教与教育（第1页）

第五章　宗教与教育

在英国历史上，宗教曾经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许多政治斗争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16世纪中叶，亨利八世（HenryⅧ）发动宗教改革，创立英国国教，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会（CatholicChurch）。17世纪，国教内部又出现分歧，形成“清教”（Puritanism）。17世纪英国革命失败后，“清教”消失了，融于一个含义广泛的“非国教”范畴，包括许多教派。

从18世纪起，世俗主义在政治领域渐渐占上风，宗教因素才慢慢从政治斗争中剥离出来，国家也变得越来越世俗化（secularization）了，1829年通过《天主教解放法》（anAct），让天主教徒获得了平等的公民权，这表明宗教分歧已不再对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政治和宗教终于分开。但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宗教感情仍然非常虔诚，因此无论国教还是非国教，都有很大的精神权威，宗教的社会势力仍旧非常大。

20世纪宗教方面的发展趋势是：不仅政治世俗化，而且社会也世俗化。这种趋向当然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开始，从1836年起，婚礼可以不在教堂举行，而在此之前是绝对不可以的（苏格兰除外）。但这时非宗教婚礼仍是特例，每1000个婚礼中有974个按各种宗教仪式举行，只有26个是所谓的“世俗婚姻”。1904年世俗婚姻的比重已增加到179个，70年后的1974年发展到465个，具体数字见表27。

表27每1000婚礼中宗教婚姻和世俗婚姻的比重

可见世俗化的趋向多么明显。由于婚礼是一个人生命中自己能够做出安排的唯一一次重大庆典（其他两次是洗礼和葬礼），因此婚礼的世俗化最能反映人们的宗教情绪。

另外一个数字也反映这种情绪变化，那就是星期天参加教堂礼拜的人数。朗特里在约克市作社会调查时，曾对这个数字作过记载。据他对三个不同年份某个特定的星期天所作的抽样调查表明，在50年时间里，上教堂做礼拜的人显然持续减少，见表28。

表28约克市教堂星期天做礼拜人数统计

在这三次调查中，约克市人口已经从48000人增加到72248人再增加到78500人，因此做礼拜的人所占比例要比实际的人数下降还要厉害。按比例统计，1901年是35。5%，1935年是17。7%，1948年只有13。0%——在1948年那次统计中，出席礼拜的人已经以妇女和老人为主了。这种情况决不只发生在约克市一地，1933年普里斯特利（J。B。Priestley）叙述伯明翰一个非国教教堂的情况时说：参加礼拜的几乎就是30年前那同一批人，“教徒中主要的不同在于年轻人少了，特别是男青年更少。我怀疑在整个教堂里35岁以下的男人是否有半打——如果说还有男孩，那一定是逃过了我的眼睛。有几个小女孩，有一些星星点点散坐着的大女孩和年轻妇女，其他所有的教徒和合唱队员就都是中年人了。我估计在我以前上教堂的时候，参加礼拜的人其实有两倍这么多”。

各教会成员数的变化也同样说明宗教情绪的变化。在英国，英格兰国教（Angliism，Churgland）、苏格兰长老会（PresbyteriaerianistChurch）和卫斯理宗（WesleyaChurch）是新教最大的三个派别，它们在20世纪人数的变化如表29。

表2920世纪新教三派人数变化情况

单位；百万

注：括号中数字表示占人口的百分比，其中第一栏括号中数字表示占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比例，第二栏括号中数字表示占苏格兰人口比例，第三栏括号中数字表示占大不列颠总人口比例。

从表中数字可以看出，尽管在两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有过轻微的回升，20世纪总的趋势是教会人数下跌，占人口的比例则下降更快。英格兰国教（即通常所说的英国国教）的情形尤为典型，几个世纪中它曾经是英格兰国家的宗教，从理论上说绝大多数居民都应该是它的成员，然而在20世纪，它的正式成员越来越少了，从表30就可以看出来，越是成年、越是有自己主见的人群中，教会正式成员数量就越少，比例也十分低。

表30坎特伯雷大主教区与约克大主教区国教成员人数变化表（共43个主教区）

单位：百万

注：括号中数字表示占人口的百分比，其中第一栏括号中数字表示占两大主教区总人口数百分比，第二栏括号中数字表示占13岁以上人口百分比，第三栏括号中数字表示占相应年龄段人口百分比。

较小的新教派别人数也经历同样过程，比如浸礼会（Baptism，BaptistChurch）成员在1900年约有36。6万人，经过30年的发展到1930年达到40。6万人，此后人数持续下降，到1975年只剩下25。6万人。公理会成员在1900年为43。6万人，1930年为49。0万人，1971年为16。5万人。英格兰长老会1900年有7。6万人，1930年有8。4万人，1971年只剩下5。7万人。公理会（gregationalism，gregationalChurch）和英格兰长老会在1972年10月合并为联合革新教会（UnitedReformedChurch），但其人数却从1973年的19。2万人下降到1977年的17。5万人。

相比之下，天主教会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却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这是它在宗教改革后受压制、19世纪初被“解放”以来恢复生命力的高度表现。1900年，英国（不包括北爱尔兰）大约有200万天主教徒，1940年达到300万，1957年达到400万，1990年则达到创纪录的560万。但这以后天主教会的人数也开始下降，到90年代中期下降到480万左右。天主教人数剧增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爱尔兰移民大量涌入，他们保留了原有的信仰。另外，与其他教派相比，天主教徒更能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天主教徒。第三个原因是教会越保守、仪式越庄重，就越容易保留住自己的成员，这不仅体现在天主教方面，在新教方面，也是越“自由”、越不讲究仪式的教派就越容易衰落，公理会与浸礼会的对照就是如此。

然而不做礼拜、不参加教会，并不意味着完全失去基督教意识，更不意味着对基督教（ism）信仰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二战结束后不久，一个从事社会研究的民间团体“群众观察”曾对伦敦人的宗教状态作过调查，其结论是：“十个人中最多只有一个人……真正和某个教会组织有密切来往，大约三分之二的人从来或事实上不去教堂。然而，多数人——五分之四的妇女和三分之二的男子——至少在口头上是承认上帝存在的可能性的，其他多数人则只提出疑问而不加以否认。绝不相信上帝的大约只占二十分之一。"1941年，另一位作者也曾这样写道：“我们至少可以满有把握地说：我们人民中大多数确实是相信上帝的——即使是朦朦胧胧地相信也罢，而且他们还不打算用其他信仰来取代其‘国家教会’所拥护的基督教。”

实际的情况应该是这样——在20世纪，尤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对宗教的虔信大概是消退了，但多数人仍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不论属于哪个教派，总之都是基督徒。不过这更多地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即认同基督教的文化传统，而不是真正在宗教信念上的认同，即对神学的无条件的接受。艾德礼的传记作者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艾德礼“相信基督教的伦理，而不能相信黑非洲的魔神”。他曾问艾德礼对神学是否持不可知论，艾德礼说：“我不知道。”再问他是否相信死后世界，艾德礼说：“大概吧。”艾德礼是个知识分子，又是“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他对神学的态度如此，是带有典型意义的。

根据各种调查，20世纪人们对神学问题的看法如表31。

表31宗教信仰调查

单位：%

可见，对上帝的信念始终是大多数人的信念，而对基督教某些教义的认同则明显呈下降趋势，其下降速率明显比前者快得多。对这种情况宗教界是知之甚深的，1945年，由坎特伯雷大主教坦普尔（le）创建的“福音委员会”（Evaittee）曾发表一份报告，其中说：“英国这个国家看起来似乎最接近于理想的基督教国家，其国王在登位时的加冕仪式，议会在开幕时的例行祈祷，伦敦市长的专职牧师，军队与国家机关在宗教问题上的规定，大众刊物上的宗教文章，英国广播公司的宗教节目，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情况，都说明国家的精神仍然是基督教的……然而在表象之后却呈现出一种不那么吉祥的预兆。”

为了挽留人们的宗教感情，20世纪的教会做了许多努力，其中最大的努力就是改变自己的形象，尽量不以说教面目出现，并且努力追赶时代潮流，尽早用教会之口说出千百万普通民众的迫切心愿，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教会对“福利国家”的态度。

20世纪上半叶，彻底解决贫穷问题成了千百万劳苦大众的共同心声，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民为“人民的战争”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因此对未来的展望尤为热切。在这种背景下，国教会迅速做出反应。1941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坦普尔发表言论说：“国家不仅也不应该只局限于维持秩序，实际上当秩序相对稳定时，‘秩序’这个概念也在扩展。起初，维持秩序的含义似乎只是防止骚乱和暴力，然而当人们的身体可以有保证不受别人的攻击时，接下来出现的问题就是：掐人脖子的竞争和掐人脖子的抢劫是否属于同一性质呢？"1948年，英国国教会发表兰伯思会议（Lambethce）公报，其中说：“国家处于上帝的道德法律之下，由上帝的意志成为人类福利的工具，我们因而欢迎现代国家对其公民的日益关心，并号召教会成员承担他们的政治责任，与国家及其工作人员协同努力。”教会支持福利国家的创建，无疑为自己争得了不少民心。

教会自身也做了不少改革，使自己变得更接近民众，更加民主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一个以士兵为对象的宗教俱乐部“TocH"，"TocH”是信号兵对“塔尔博特之家”（TalbotHome）的缩写拼音，塔尔博特是一位在战争中牺牲的年轻士兵。俱乐部的用意在于为普通兵士提供一个放松情绪的场所，抚慰一下他们在战争中受了伤害的心灵。后来，"TocH"发展到全国各地，1922年还得到国王的特许状，成为一个著名的慈善团体。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约克大主教还发起组织“全国忏悔与期待传教团”，意在为民众解除心灵创伤贡献力量。一战后，他们又先后组织了五个委员会讨论社会问题，其中第五个委员会的报告“基督教与工业问题”尤其切中许多人关心的话题，带有明显的基督教社会主义（Socialism）色彩。1923年，国教会还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常设机构“国教大会社会与工业委员会”，专门研究社会问题，像坦普尔这些后来走上领导岗位的开明宗教界人士，都是在这个委员会中崭露头角的。

20世纪上半叶还出现消除教派成见、结成基督教大一统组织的尝试，这主要表现为国教承认非国教的平等地位，以及非国教小教派的合并趋势。1918年，作为英国国教最高首脑的英王携其王后参加了非国教各派组织的一次感恩典礼，这是自英国发生宗教改革以来在位的君主第一次出席非国教一次重大的庆典活动。卫斯理宗三派在1932年的合并、苏格兰新教各派在1928年与长老会（苏格兰的国教）合并等等，也都体现着这种基督教共同精神的取向。当然，教派的完全融合是很困难的，这里边不仅有教义的分歧，而且有传统的差异。但是在20世纪，宗派差别并不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不平等，“国教”也不能以“正宗”自居，宗教不同只表明信仰不同，而信仰则纯粹是个人的事，这正是世俗社会的一个基本前提。